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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索尼乌斯在多个方面是西玛库斯的“影子”。他不像西玛库斯拥有贵族世家独有的不可撼动的优势，他当贵族，靠的是文化修养。奥索尼乌斯出身于阿奎丹的官宦名流家庭，他的家族精心呵护着一种说法：自己源自一古代贵族，而这支贵族在3世纪60年代高卢内战之前就已经消失。奥索尼乌斯的祖父是从欧坦逃难到阿奎丹的，他出身贵族的说法实在牵强。实际上，他与他的家族没比靠才智提升地位的农村地主和市镇议员强多少。奥索尼乌斯的父亲是名大夫，奥索尼乌斯成了诗人与教师。直到365年，奥索尼乌斯的生活中心依旧是波尔多的学堂，而不是雄伟的古宅。[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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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奥索尼乌斯不是西玛库斯，他也绝对不是奥古斯丁。他的家族仿佛萦绕着没落贵族的氛围，这被证明对奥索尼乌斯是有利的，这使奥索尼乌斯和他的许多亲戚得以高攀，与在阿奎丹立足更稳的地方贵族联姻。我们无法想象奥古斯丁——一个区区普通城市有产者的儿子——可以这样做。罗马尼亚努斯给他提供了财力支持，但没有提供新娘，[10] 况且，与波尔多发生关系跟在苏格艾赫拉斯当市议员很不一样。波尔多不仅仅是个主要的文化中心，还是大西洋地区的特里尔，那是管理高卢南部诸省的副长官（大区长官的副手）的驻地，近年来其港口的考古发现说明，它与广大地区有贸易往来，其中包括不列颠——这个沉寂的世界在4世纪大西洋沿岸的欧洲经济中扮演了何种角色，钱币学家与考古学家才刚刚开始探索。[11] 奥索尼乌斯认识的两名亲戚在那里做贸易。[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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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猜测，瓦伦提尼安一世宠信奥索尼乌斯，部分是因为想跟波尔多和奥索尼乌斯的学生——阿奎丹的地主们——建立轻松自在的关系。他聘请奥索尼乌斯当儿子格拉提安的老师。375年，奥索尼乌斯成为帝国法官。同年，瓦伦提尼安去世，格拉提安继位，奥索尼乌斯发现自己迅速跃升为重要人物。377年，他被任命为高卢大区长官；378～379年，他的管辖权限扩大到非洲与意大利；379年，他甚至成为当年的执政官。这位老教授（时年65岁左右）被“拉出来”展示，他穿着沉甸甸的、金线织成的执政官官袍，这官袍正是君士坦丁的儿子——皇帝君士坦提乌斯穿过的。正如奥索尼乌斯后来在一首颂诗中告诉孙子的，在心神愉悦的三年时光中，“我统领帝国”。[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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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索尼乌斯（当然！）将他的成功归功于年轻皇帝格拉提安对自己年迈老师的感恩。实际上，他的出任是个折中方案，是格拉提安宫廷优雅的公关操控。格拉提安的顾问们意识到，他们必须从格拉提安的父亲——强权的瓦伦提尼安一世建立的强势统治传统中略微后撤，必须安抚罗马贵族。他们郑重地放火烧了拖欠税收的记录，抓了几个替罪羊，并按律处决，以示粗暴对待罗马元老们的惩罚。但是，那是格拉提安与他的幕僚最大限度的让步。[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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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奥索尼乌斯被证明对宫廷有用。他被任命为大区长官，后又提拔为执政官，这完美地向罗马贵族传递了安抚的信号，同时，这又挡住了他们进一步主张权利。没有罗马元老可以反对奥索尼乌斯。他是古典学教师，支持罗马元老贵族自命全身心倾注的理想；他是看重赋闲与古典文学熏陶的整个阶级的理想自我。但同时，奥索尼乌斯并非罗马城的罗马人，他只是个老师，而且不过是个地方名流。他为当上执政官而致谢皇帝（我们在第5章已经讨论过）的演讲过于谦卑，这说明奥索尼乌斯幸运地不具备真货——罗马贵族所有的傲慢与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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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家业”：奥索尼乌斯及其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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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索尼乌斯的好运没能持续。383年，不列颠大军在马克西穆斯的率领下攻占了特里尔，格拉提安被杀。奥索尼乌斯撤出特里尔，来到阿奎丹。他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中，交替住在波尔多和离城不远的几处庄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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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年间，他在诗歌与书信中追忆往事。[15] 他写自己的家庭［《双亲》（Parentalia ）］，写了关于波尔多教授们的轶事小文。他的书信与诗歌深情地反复描写阿奎丹的山水风光——礼物与访客穿梭其间，络绎不绝，从一座储备丰富的庄园到另一座。如此一来，在70多岁时，他创造了独特的心灵图景。对现代学者而言，它相当生动鲜活，富有吸引力——也是一厢情愿的产物，跟西玛库斯在坎帕尼亚的祖业一样。这正是我们了解甚深的奥索尼乌斯：最后写下了最辛酸的诗歌，以劝诱朋友保利努斯重回阿奎丹的地主、波尔多公民奥索尼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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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索尼乌斯因为残酷的政权更迭离开了特里尔的宫廷。但是，晚期罗马的绅士并不总惦记着政治挫败，他们不把下台当作失败，这样的时日被表述为可以致力于“赋闲”的时光。如我们所见，“赋闲”对晚期罗马上流社会不同层次的人有多种意义。就奥索尼乌斯而言，“赋闲”代表了幸运的平静时刻：远离波尔多喧嚣的街道，摆脱无穷无尽的会面——这些是跟上城市生活节奏的代价。现在，奥索尼乌斯可以享受（即使一年中只有几个月）功成名就的终极奖赏——贵族随心所欲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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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安排你的时间，仿佛你自己与事情都掌控在自己手中，因此你所做的没有一点儿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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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2 庄园世界，400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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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须知这幅庄园分布图是印象主义的。不像城镇，几乎所有庄园都是通过现代考古发掘才为我们所知的。这一分布图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好运或者考古学家对欧洲各地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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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闲”给了奥索尼乌斯重归缪斯们的机会。还有什么比歌颂自己的财富更好的去寻找灵感的理由呢？于是有了奥索尼乌斯优秀的诗作，题为《我的小家业》，乍一看，这首诗精确得不同凡响。在此，我们有一座晚期罗马的庄园坐落在巴扎斯城外某处，面积（据奥索尼乌斯告诉我们）刚好为1050尤格（合264.411公顷或653.33英亩）。其中，700尤格（436.47英亩）是树林（树林很宝贵，它不仅是狩猎的专用地，还是利润很高的商业资源，可以出产木材以及用于制作船只与酒罐的沥青），200尤格（124.70英亩）是耕地，100尤格是葡萄园，50尤格是草地。它里面的仓库（那重要的囤积标志）号称可以存储足以维持两年生活的食物。在整个古代世界史中，再没其他文字材料提供这样的数据。这是一个规模可观的庄园，粗略估算，仅可耕地一项就可以收入1000索里达，这相当于君士坦丁赠予罗马教会的一座大庄园。[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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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索尼乌斯写这首诗并不是为了给社会史提供资料，尤其不是为了夸耀自己的财富，他是将之作为一种从经济上“认识自我”的手册而写。他自己在书中以不太富裕的人出现。[18] 《我的小家业》不是为了记录奥索尼乌斯的财产，它记载的财产规模实际上是外界允许奥索尼乌斯拥有的，他不会就此被诟病为过度贪婪；它所反映的是奥索尼乌斯这个阶层与有文化背景的人——官僚贵族成员——该有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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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像西玛库斯一样，奥索尼乌斯竭尽全力使他的庄园看起来像他“祖传”家业的一部分。事实上，它可能来自他过世的妻子（地方官僚显贵的女儿），但是在奥索尼乌斯笔下，庄园仿佛是传承自曾祖父的“继承家业”的一部分。[19] 最重要的是，这座庄园正适合“缪斯之人”冷静审慎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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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认，这是一块极小的祖传地产；但是对那些平衡的心灵而言，财产永不会显小……是靠着心灵——据我冷静审慎的评判——而有财富，而不是靠财富才有心灵。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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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现代学者不容沙子的眼睛，在仔细排查奥索尼乌斯与他朋友们的通信后发现，奥索尼乌斯没有告诉我们：除了这个“小小的祖产”，这位老朝臣到临终前至少积攒了另外六座庄园，[21] 它们分布于波尔多周边，北至桑特，南至巴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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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索尼乌斯讲到了财产。让我们停留片刻，来看看在4世纪，财产怎样以庄园与宅邸的形式存在。然后，我们考察这些财富来自何方，并由此推导什么样的人会有兴趣展示财富。我们将以一个比较宽泛的主题结束这一章。我们将追踪有关财富的种种独特联想，它们为奥索尼乌斯与保利努斯时代的庄园主所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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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幸运儿，享受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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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放弃人物，转向山水。尽管从奥索尼乌斯的诗歌中，我们对高卢的山水有了很多了解，但这些诗歌呈现的是闪烁不定的表面，我们必须更加深入。我们必须看看不列颠、高卢与伊比利亚半岛（今葡萄牙与西班牙）的庄园有什么相关物品遗留了下来。这些遗留物即使现在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我们从中看到的也完全是以石块、镶嵌砖、玻璃、金子和银器表达的梦想。我们是在考察富人的华彩及其所要传达的信息。我们已经透过富人明艳的服饰与大型赛会激动人心的场面，见到他们多么渴望能够在晚期罗马社会中脱颖而出。但是，比起我们从富人在农村和城市真正生活的场所——庄园、城市宅邸和浴池——中能够见到的，这些都不过是辉煌的短暂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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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候清点这个时期的物件所表达的财富的神秘性了。由于整个西欧与北非令人振奋的考古进展，勘测与发掘出来的4、5世纪的重要庄园的数量迅速增多，它们的发现使我们对晚期罗马富人的眼界与生活方式有了新的了解。尤其是保利努斯和奥索尼乌斯所熟知的西班牙与阿奎丹，它们开始与一些雄伟得罕见的庄园关联起来，成为大量专著的讨论对象。[22] 我们作为游客或考古者，参观晚期罗马庄园，看它们的布局，研究其中的镶嵌画，观赏遍及欧洲的博物馆中与它们相关的雕塑与银器，便会认识到，帮助我们评估它们的主人的权势与财富的不仅仅是经济材料与社会文献。我们正在聆听财富在一个遥远的时代发出的沉重的声音。这种种工艺品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漫无边际却恒一的信息，关于观念中财富的起源与使用的信息。它们向我们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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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转换成饰品、奢侈、享乐……像陈年老酒，（它）让贪婪的残渣，甚至连同谨慎小心，沉入桶底，只留下激情与颜色。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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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我们想要了解保利努斯弃绝这种财富的全部含义，和令这个放弃成为可能的晚期罗马社会基调的变化，我们最好听一听财富的声音，它向与保利努斯同时代的上流社会的大多数人说着话，响亮且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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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晚期罗马宅邸的华彩——绝对光彩夺目。晚期罗马富人的住所——无论是庄园还是城市宅邸——以墙上及地上色彩的迸发为特征，与他们服饰上色泽的突然迸发交相辉映。[24] 在真正富人的家里，色彩的效果强烈，压倒一切。我们得谨记，我们只见识了这些辉煌的宅第中最终遗留的痕迹。只有镶嵌砖铺设的路面保留了下来，它们在地上铺展开来，像是华美的地毯。但是镶嵌画在当时是一种相对便宜的艺术形式，上流社会住所的真正财富集中在用来铺墙面的多彩大理石上。为数不多的几例内嵌大理石装饰墙面的非教会建筑现已被发现，都很壮观，[25] 但只有走入建于晚期罗马、至今完好无损的教堂（例如拉文纳的圣维塔教堂、波雷奇的方堂后殿的墙，或伊斯坦布尔的索菲亚大教堂铺满内壁的瀑布般的彩色大理石），现代人才可以略微见识到富人家里从地面直至屋顶的墙壁上包裹的缤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