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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年间，他在诗歌与书信中追忆往事。[15] 他写自己的家庭［《双亲》（Parentalia ）］，写了关于波尔多教授们的轶事小文。他的书信与诗歌深情地反复描写阿奎丹的山水风光——礼物与访客穿梭其间，络绎不绝，从一座储备丰富的庄园到另一座。如此一来，在70多岁时，他创造了独特的心灵图景。对现代学者而言，它相当生动鲜活，富有吸引力——也是一厢情愿的产物，跟西玛库斯在坎帕尼亚的祖业一样。这正是我们了解甚深的奥索尼乌斯：最后写下了最辛酸的诗歌，以劝诱朋友保利努斯重回阿奎丹的地主、波尔多公民奥索尼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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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索尼乌斯因为残酷的政权更迭离开了特里尔的宫廷。但是，晚期罗马的绅士并不总惦记着政治挫败，他们不把下台当作失败，这样的时日被表述为可以致力于“赋闲”的时光。如我们所见，“赋闲”对晚期罗马上流社会不同层次的人有多种意义。就奥索尼乌斯而言，“赋闲”代表了幸运的平静时刻：远离波尔多喧嚣的街道，摆脱无穷无尽的会面——这些是跟上城市生活节奏的代价。现在，奥索尼乌斯可以享受（即使一年中只有几个月）功成名就的终极奖赏——贵族随心所欲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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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安排你的时间，仿佛你自己与事情都掌控在自己手中，因此你所做的没有一点儿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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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2 庄园世界，400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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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须知这幅庄园分布图是印象主义的。不像城镇，几乎所有庄园都是通过现代考古发掘才为我们所知的。这一分布图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好运或者考古学家对欧洲各地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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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闲”给了奥索尼乌斯重归缪斯们的机会。还有什么比歌颂自己的财富更好的去寻找灵感的理由呢？于是有了奥索尼乌斯优秀的诗作，题为《我的小家业》，乍一看，这首诗精确得不同凡响。在此，我们有一座晚期罗马的庄园坐落在巴扎斯城外某处，面积（据奥索尼乌斯告诉我们）刚好为1050尤格（合264.411公顷或653.33英亩）。其中，700尤格（436.47英亩）是树林（树林很宝贵，它不仅是狩猎的专用地，还是利润很高的商业资源，可以出产木材以及用于制作船只与酒罐的沥青），200尤格（124.70英亩）是耕地，100尤格是葡萄园，50尤格是草地。它里面的仓库（那重要的囤积标志）号称可以存储足以维持两年生活的食物。在整个古代世界史中，再没其他文字材料提供这样的数据。这是一个规模可观的庄园，粗略估算，仅可耕地一项就可以收入1000索里达，这相当于君士坦丁赠予罗马教会的一座大庄园。[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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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索尼乌斯写这首诗并不是为了给社会史提供资料，尤其不是为了夸耀自己的财富，他是将之作为一种从经济上“认识自我”的手册而写。他自己在书中以不太富裕的人出现。[18] 《我的小家业》不是为了记录奥索尼乌斯的财产，它记载的财产规模实际上是外界允许奥索尼乌斯拥有的，他不会就此被诟病为过度贪婪；它所反映的是奥索尼乌斯这个阶层与有文化背景的人——官僚贵族成员——该有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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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像西玛库斯一样，奥索尼乌斯竭尽全力使他的庄园看起来像他“祖传”家业的一部分。事实上，它可能来自他过世的妻子（地方官僚显贵的女儿），但是在奥索尼乌斯笔下，庄园仿佛是传承自曾祖父的“继承家业”的一部分。[19] 最重要的是，这座庄园正适合“缪斯之人”冷静审慎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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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认，这是一块极小的祖传地产；但是对那些平衡的心灵而言，财产永不会显小……是靠着心灵——据我冷静审慎的评判——而有财富，而不是靠财富才有心灵。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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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现代学者不容沙子的眼睛，在仔细排查奥索尼乌斯与他朋友们的通信后发现，奥索尼乌斯没有告诉我们：除了这个“小小的祖产”，这位老朝臣到临终前至少积攒了另外六座庄园，[21] 它们分布于波尔多周边，北至桑特，南至巴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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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索尼乌斯讲到了财产。让我们停留片刻，来看看在4世纪，财产怎样以庄园与宅邸的形式存在。然后，我们考察这些财富来自何方，并由此推导什么样的人会有兴趣展示财富。我们将以一个比较宽泛的主题结束这一章。我们将追踪有关财富的种种独特联想，它们为奥索尼乌斯与保利努斯时代的庄园主所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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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幸运儿，享受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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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放弃人物，转向山水。尽管从奥索尼乌斯的诗歌中，我们对高卢的山水有了很多了解，但这些诗歌呈现的是闪烁不定的表面，我们必须更加深入。我们必须看看不列颠、高卢与伊比利亚半岛（今葡萄牙与西班牙）的庄园有什么相关物品遗留了下来。这些遗留物即使现在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我们从中看到的也完全是以石块、镶嵌砖、玻璃、金子和银器表达的梦想。我们是在考察富人的华彩及其所要传达的信息。我们已经透过富人明艳的服饰与大型赛会激动人心的场面，见到他们多么渴望能够在晚期罗马社会中脱颖而出。但是，比起我们从富人在农村和城市真正生活的场所——庄园、城市宅邸和浴池——中能够见到的，这些都不过是辉煌的短暂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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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候清点这个时期的物件所表达的财富的神秘性了。由于整个西欧与北非令人振奋的考古进展，勘测与发掘出来的4、5世纪的重要庄园的数量迅速增多，它们的发现使我们对晚期罗马富人的眼界与生活方式有了新的了解。尤其是保利努斯和奥索尼乌斯所熟知的西班牙与阿奎丹，它们开始与一些雄伟得罕见的庄园关联起来，成为大量专著的讨论对象。[22] 我们作为游客或考古者，参观晚期罗马庄园，看它们的布局，研究其中的镶嵌画，观赏遍及欧洲的博物馆中与它们相关的雕塑与银器，便会认识到，帮助我们评估它们的主人的权势与财富的不仅仅是经济材料与社会文献。我们正在聆听财富在一个遥远的时代发出的沉重的声音。这种种工艺品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漫无边际却恒一的信息，关于观念中财富的起源与使用的信息。它们向我们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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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转换成饰品、奢侈、享乐……像陈年老酒，（它）让贪婪的残渣，甚至连同谨慎小心，沉入桶底，只留下激情与颜色。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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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我们想要了解保利努斯弃绝这种财富的全部含义，和令这个放弃成为可能的晚期罗马社会基调的变化，我们最好听一听财富的声音，它向与保利努斯同时代的上流社会的大多数人说着话，响亮且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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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晚期罗马宅邸的华彩——绝对光彩夺目。晚期罗马富人的住所——无论是庄园还是城市宅邸——以墙上及地上色彩的迸发为特征，与他们服饰上色泽的突然迸发交相辉映。[24] 在真正富人的家里，色彩的效果强烈，压倒一切。我们得谨记，我们只见识了这些辉煌的宅第中最终遗留的痕迹。只有镶嵌砖铺设的路面保留了下来，它们在地上铺展开来，像是华美的地毯。但是镶嵌画在当时是一种相对便宜的艺术形式，上流社会住所的真正财富集中在用来铺墙面的多彩大理石上。为数不多的几例内嵌大理石装饰墙面的非教会建筑现已被发现，都很壮观，[25] 但只有走入建于晚期罗马、至今完好无损的教堂（例如拉文纳的圣维塔教堂、波雷奇的方堂后殿的墙，或伊斯坦布尔的索菲亚大教堂铺满内壁的瀑布般的彩色大理石），现代人才可以略微见识到富人家里从地面直至屋顶的墙壁上包裹的缤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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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瑰丽，学者倾向于强调城市宅邸与庄园的布置反映了晚期罗马不加掩饰的社会分层。西门·伊利斯尤其提出，4世纪的富人这样打造他们的庄园与别墅是为了控制自己的门客与附庸。[26] 罗马老房子中开放的通畅空间关闭起来，厅堂与正式宴客厅成了主导，它们被打造成多彩、壮观的舞台，专为抬高这家主人的地位而设计，这些大厅的一端都朝向带有穹顶的后殿，跟法庭一样，庄严肃穆，有震慑力。进入上述室内厅堂都要经过长长的走廊，厅堂内充满异域风情的挂毯把外人的视线隔开。[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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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得小心，不可夸大这种趋势。正如肯贝里·鲍斯不久前对业界主导意见进行敏锐的重新审视时所指出的，打造大量此类建筑也是为获得愉悦，这一点并非没有此类建筑给人的震慑重要。后殿并不总是产生虚拟王殿的效果，它们常常只是让精神放松，令每个庄园主的庄园深邃，不落俗套。[28] 社会学理论支持了这种新的解读——认为只有少数人在打造庄园，并以此强调他们对社会其他成员的彻底主导是错误的。事实远非如此。庄园主对于巴洛克独创性的追求表明，恰恰存在一个分布相对较广并且内部有竞争的阶层，他们的收入可能随地区、家庭的不同而有相当大的差异。就像奥索尼乌斯精雕细琢的诗歌，许多庄园的建筑带着小巧玲珑的质感。根据主人的不同财力，庄园可以缩小或放大，因此，我们不该只盯着这个时期少数几处真正宏伟的庄园。庄园有各种各样的规模，从西班牙和葡萄牙南部乡村的“小珠宝盒”，到面积大得惊人的西西里皮亚扎阿尔梅里纳大庄园或西班牙卡兰克大庄园。无论在哪儿，盖庄园的不仅仅是少数特权者。这些庄园暗示着广泛分布的地主阶级的强大竞争冲动，每一位地主都迫切想要主张对土地的权利。用肯贝里·鲍斯的话说（取自勒·柯布西耶的一个词组），庄园与其说是“居住的工具”，不如说是“竞争的工具”。[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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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切中，我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属于富人的艺术，我们面对的是富人打造的艺术，它被倾注独特的热忱，专门用于说明如何当富人。例如，我们看到富人就餐，极尽奢华，他们向来如此，但是现在他们被表现为如此——并且倾尽全部热情。[30] 这同样适用于富人其他方面的活动：他们被展现在狩猎，被展现在开阔的庄园前休息。这些庄园的建筑特色往往表现在银器或镶嵌画上，它们像是挤在一起，那是为了在一个浓缩的画面中简略地表达它们丰富多样的附属设施。就在一堆穹顶下面，有多个使用中的浴池，喷着团团幸福的蒸汽。庄园看上去像小城市，但这不是为了将城市挡在主人的思想之外，而是因为，像城市一样，庄园被认为具备了完整的贵族生活所需要的一切。[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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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偶尔地，奥索尼乌斯这样的人在文中表现的腼腆会出现在真实生活中。而即使这种时候，这种腼腆只存在于富人个人行为中，与他们所住的华美建筑无关。最近，在西罗马帝国最遥远的东端发现了一座庄园，它在耐苏城（今尼什）与斯库皮（今斯科普里）之间（在今内偌蒂姆里，科索沃西南乌罗舍瓦茨附近），几乎就在帝国走廊上，距离纵贯巴尔干半岛的帝国大道仅几英里。在这座庄园中，一个陈设舒适的后殿被用作餐厅，它俯瞰一幅巨大的图案规整的镶嵌画，镶嵌画的一头（客人们走向餐厅躺椅时会看到）是古希腊七贤的像，每幅像的下面有一句译成拉丁文的格言，这些格言蓄意破坏乐趣的程度不亚于任何基督教主教的布道词。列斯堡的庇塔库斯提醒就餐者“认识你自己”；雅典的梭伦加了句“不要过分”；林多斯的克莱俄布卢插话说“适度总是有益的”。[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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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此类道德教化的话语是要回避的。乡村生活的场景（许多近期出版的关于晚期帝国社会状况的书都以它们为插图）本不会留在那里供我们观赏，除非富人自己希望以特别坚定的方式来展现：他们是富人，他们要继续当富人，并且他们极其享受这种生活。在南部不列颠一座4世纪的庄园中发现了一只精致的酒杯（可能产于特里尔），环酒杯而写的是祝酒的话：“让我们，幸运儿，享受美好生活！”[33] 这正是那个产生了奥索尼乌斯和保利努斯的时代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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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人生：谁是庄园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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