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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财富来自何方？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小心。对这些光彩夺目的艺术品的解读一直受到根深蒂固的历史主义范式的影响。晚期罗马镶嵌画和银器上刻画的华彩景象，常常被用于说明当时多神教与基督教文献中普遍存在的道德说教。正如在安布罗斯的布道词中，我们被诱使将这些表现当作映照着晚期罗马富人愚蠢冷漠的生活方式的镜子——在某种程度上，像相机抓拍的镜头。这种生活方式公然穷奢极欲，极度唯我独尊，我们认定它必然会对晚期罗马社会整体产生坏的影响。尤其是，我们得到鼓励，去相信这种艺术可以用作直接的证据，证明广泛存在的罪恶的社会发展：大庄园发展为自治单位，独立于城市，甚至独立于帝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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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印象反映了晚期罗马社会研究中根深蒂固的倾向，大家倾向于认为高卢与西班牙地主的势力古已有之。对20世纪20年代的著名历史学家卡米耶·朱利安而言，奥索尼乌斯时期庄园主的财富反映了“简单纯粹的向古代高卢的回归”[34] 。在朱利安和其他许多史学家（其中包括M.罗斯托夫采夫）看来，像奥索尼乌斯这样的地主要么是最后的凯尔特部落首领，要么是最初的中世纪男爵。他们被表现为农村的统治者，安坐于由诸多依附者构成的庞大金字塔的顶端；他们的庄园如同中世纪城堡一样，俯瞰由他们单独掌控的土地；他们悠闲自得的生活方式建立在“不可撼动、由地主贵族历经千年形成的机制”[35] 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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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所见，4世纪的状况与这种观点有明显不同。根据奥索尼乌斯的书信与诗歌，他与他在高卢南部的同伴拥有的财富很可观，但他们的财产远远不够稳定，它们从不曾独立于庄园所在地附近的政权或城市，阿奎丹地主们维护财产，靠的是跟政治和商业中心波尔多保持紧密联系。独自住在乡村，那是自绝于社会，是政治自杀。事实上，城市与庄园是椭圆的两个焦点，奥索尼乌斯与当地的地主们经常在这两个焦点之间来回移动。阿奎丹是个富饶的农区，为莱茵河边境提供粮食。结果是，阿奎丹的贵族们，哪怕并非所有人都像奥索尼乌斯那样前往特里尔服务宫廷，但以其经济上的重要性，他们都是宫廷贵族。他们的财富与地位并不是从高卢恒久不变的土地中悄无声息地长出来的，它们仰赖帝国统治的活力，而这一活力靠特里尔来强力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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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并非帝国西部各地都有雄伟的庄园出现，它们只出现在作为帝国走廊的地带——高卢西南部、西班牙部分地区（但仅限于此）、特里尔周边，以及不列颠南部。在多瑙河边境后面蜿蜒穿越巴尔干半岛的帝国大道附近也有庄园出现。[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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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以一条帝国走廊——4世纪不列颠南部为例。它催生了数量可观的庄园。在这里，我们见到一个彻底的农区，其城镇规模比阿奎丹或西班牙的城市要小很多。20～30座晚期罗马的庄园在此得以发现，它们主要建于4世纪上半叶，在仍然散布着凯尔特式圆形房屋的地貌上，它们突兀地矗立着。前者与庄园主的生活、价值观差异巨大，就像19世纪俄国和波兰村庄中杂乱堆在一起的茅屋不同于乡绅们居住的帕拉第奥式乡村别墅。[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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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庄园并没有消失在乡野深处，它们受小城镇的吸引，常常建在城镇的辐射范围之内，与城镇的距离不超过10英里。这些城镇又通过帝国财税体系，与西部重要的消费中心相连，后者又与在特里尔的帝国宫廷、驻扎在莱茵河谷边境的军队以及像阿奎丹这样富庶的地区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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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致的研究显示，不列颠庄园的镶嵌画是当地风格，每一种都是从一座中心城市——例如多切斯特、赛伦塞斯特或杜罗布里维（沃特·纽顿在那时是重要的出产铁矿的城镇，其教堂正如我们所见，已经号称藏有为数可观的银盘）——传播而来的。通过追溯每一种风格的作品在各自地区的传播，我们可以梳理出该地乡绅的建筑活动。乡绅们对彼此的建筑极为在意，[38] 在晚期罗马艺术上，他们同场竞技。他们希望用亮丽的镶嵌画，使地面绽放光芒。他们的方法各异。在塞鲁克斯顿，一个长长的、比凯尔特农舍略大的厅堂在一端加了一块镶嵌画，提升了档次，镶嵌画上绝妙地拼出了肥胖的、多彩的狄奥尼索斯，他就在主人及其门客与亲属的名字下方，他们的名字带着神秘的凯尔特色彩：波登家族（the Bodeni）。[39] 与此相对，在赛伦塞斯特以西的伍德切斯特，有20处地面上铺了亮丽的图案。大堂至少矗立了一座优雅的、出自当时帝国东部作坊的神话人物雕像。大堂地面上的巨大的镶嵌画由150万块取自当地的砖、石立方体组成，上有俄尔普斯被野兽团团围住的图案，这些野兽刻画得强大有力，肌肉线条分明，令人生畏，与北非嗜血的圆形剧场镶嵌画所显现的狮虎无异。[40] 研究这些不列颠样本所得出的结论同样适用于高卢与西班牙，它们显示，庄园从来不是纯粹的经济中心，也不是封建城堡的原型，而是一座丰碑，它向邻居们发出“主人来了”的消息。在这些4世纪四散的流动精英中，无论是在不列颠，还是在高卢和西班牙，从来不缺要向大家迫切宣告自己已经到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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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罗马帝国的庄园的结束有助于说明，为何它们在4世纪前所未有地兴盛。在罗马政权及其财政能量开始动摇之时，雄伟的庄园消失了。许多庄园是作为经济中心被保留下来的，它们当了存储的库房与生产酒和油的地方，但它们已经不再有个性，其主人没有留下明显的烙印，因为它们不再是新财富的纹章。而奥索尼乌斯在世之时及保利努斯早年是庄园的鼎盛时期，它们代表了“美好时期”，代表着脆弱的光辉一刻，这种光辉与黄金时代和强大的帝国休戚相关。[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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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不该这样设想：庄园主人作为一个封闭的超级富有的地主团体，牢牢安居于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令社会上其他所有成员遥不可及。相反，庄园主在财产规模和文化水平上参差不齐，他们远非无人敢去挑战的地方领主，他们常常是新人，身处与同伴的激烈竞争中，明显缺少现代学者试图划归给他们的稳定。但是，他们确实有共同点，即打造财富的神秘性。这种神秘性赋予他们那通常脆弱的财富以稳固，使他们的生活沐浴在辉煌与兴奋的感觉中。尽管他们被分开，岌岌可危，但他们是“幸运儿”。正因如此，我们应该仔细聆听他们的艺术与装饰传达的信息。为做到这一点，让我们进入他们的庄园，如同进入梦幻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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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走！”：丰盈之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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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的是，晚期罗马的庄园被表现为毫无疑问的丰盈之地。庄园主春夏出城前往自己的庄园，是把丰盈当作自己的东西去认领，甚至，晚期罗马餐厅的陈设都强调这个事实。晚期罗马半圆卧榻的半圆形状起源于户外野餐中较为随意的靠垫摆放。[42] 客人躺在半圆卧榻上往外看，可以见到主屋。这种半圆卧榻不像古时罗马环餐桌三面放置的躺椅，躺在这种直直的榻上会让客人面对面。最隆重的用餐安排在室内餐厅。在厅堂一端，后殿的穹顶之下摆放着半圆卧榻；或者，在巨大的厅堂内的连串半圆穹顶之下，环厅堂摆成三边半圆的四方形。[43] 但是，无论晚期罗马的宴会规划得如何封闭庄严，户外野餐依旧是其原型，因为正是通过在这块土地上、吃这块土地的多种物产，主人与他的朋友们实实在在地收获着滚滚而来的农业盈余。这正是他们致富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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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仔细贮藏当年的谷物，高仓可能是个现实难题。而最理想的，是纯洁的丰盈。[44] 因此，海产品与水产品的画像很重要。鱼和海鲜来自最丰产、最纯净的资源——大海、湖泊与河流，这种食品来自不遭嫉妒的地方。海中无尽的液态资源永远都不是零和博弈的对象，它永远不可能像不够大方的土地那样被庄园的边界分割。即使在干旱的努米底亚高原深处的马克塔尔，一座餐厅的镶嵌画还是表现了满是食用鱼的大海。[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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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布罗斯可能会宣扬自然的丰盈应该由所有人共享，但地主的镶嵌画发出的是另一种声音，它们宣称自然本身会为地主提供无限的资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资源无一表现为人类的劳动成果。收割极少得到表现，安布罗斯在布道词中提到的悲苦事件被忽略了。相反，镶嵌画表现的是充满活力的农民们提着装满美味的篮子，美味貌似由大自然提供，得来毫不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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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上，主人确保他们的客人不会缺了象征大自然自愿的慷慨的食品。在图卢兹西南的图什河畔的蒙特莫兰大庄园（一处真正的乐园，阿奎丹最宏伟的、平心而论最令人喜欢的庄园之一），考古学家发现了六个鱼缸，其中有一个满是来自大西洋沿岸的没开口的牡蛎，[46] 这些牡蛎从波尔多附近的海滨穿越150英里内陆而来。提供这样的食物，与西玛库斯为了在罗马人民面前演出而集结鳄鱼和来自爱尔兰的猎狼犬，是本着同一种精神。它们显示，富人们为给宾客准备惊喜，可以去已知世界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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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被称为“小礼物”的食品与水果的小馈赠很重要。例如，奥索尼乌斯送给儿子赫斯佩里乌斯产自湿地的鸭子——双脚深红，羽衣如彩虹；同时送出的还有20只歌鸫——它们飞入了网，仿佛“一心要被抓”[47] 。这些“小礼物”是大自然本身恭顺的标志，也被用作对土地拥有者恭顺的象征。精挑细选的食品同佃农的租子一起，被上缴给地主，也同请愿与贿赂一道，由下级呈给上级。[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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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吃，对富人而言不仅仅是享受，它主张的更多：它是对丰盈的庆祝，它确认自然界中的宇宙能量永不衰减。人们认为，一切财富都来自这种能量，轻而易举，如同四季必然会到来一样。在此前的几个世纪中，表现四季的镶嵌画一直是庄园宅邸和城间别墅的地面装潢的必要元素；表现四季的图像再现着自然界，它通过季节更替，满载承诺，预示丰饶将反复再现，恒久不衰。[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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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世纪的镶嵌画上，大自然自己完全接手了静默的神性，再也看不见与丰产相关的诸神。[50] 相反，人们认为一种四散于宇宙的力量在自然界脉动。现在，自然界可以说是以自身的神圣能量舞蹈着，而不需要旧时诸神的帮助。近期在拉文纳发现了一座城市宅邸，里面的镶嵌画把四季表现为幸福的孩童，他们围成一圈舞蹈着。[51] 在拉文纳一座与之相仿的宏伟宅邸中（被称为“狄奥多里克宫”），《四季》下面的题词鼓动读到的人“拿走！”：“拿走春、夏、秋、冬各自一遍又一遍地带来的一切，拿走在这整个循环世界中产生的好东西。”[52] 宇宙的丰盈（概括在四季之舞中）取自古代主题，是属于新富的、全新的、更加不露面但同样强有力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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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您健康，洗浴愉快！”：快乐的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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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让晚期罗马的富人想要动用脉动于宇宙间赐予生命的力量的，莫过于照料自己的身体。晚期罗马人认为，人的肉身是世界这个伟大的宏观宇宙，即整个物理宇宙，在极私密的状态下表现出来的微观宇宙。让肉身脉动的正是使星体律动的力量。[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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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富人把身体表现得极其快乐。因为个人健康、充满力量的身体跟自然界——他或她自身财富的来源——一样，都参与着令宇宙蓬勃生机的律动。同食物一样，健康也听命于富人。穷人的厄运不会落在他们头上，就像4世纪的占星家费米库斯·马特尔努斯所描述的，穷人是晦暗的灵魂，诞生于不活跃的星象之下：“悲苦、卑微……被判劳作，永远忙于不体面的苦力，身体与嘴散发恶臭，可恶至极。”[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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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德说教的历史学家看来，这种极力推崇身体要充分沐浴的做法就是晚期罗马富人奢侈和自我放纵的病征，明确预示了罗马社会即将到来的衰落。事实并非如此，在他们的心目中，这是富裕阶层里成功人士的标志：能量与好运的一种个人化——或许可以说是躯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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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获得这种适宜斗争的良好状态，富人经常去庄园和城市宅邸中的私人浴池。整个4世纪，他们不断投入精力与金钱将这些浴池打造得更加富丽堂皇、舒适宜人。但是我们解释这个现象时，需要谨慎。兴建私人浴池以牺牲城市大浴池为代价，常常被认为是撤回到完全私人世界的举动。这个观点没什么证据支持。我们对非洲城市公共浴池做了大量研究（尤其是近期安娜·利奥尼的研究），在那里，公共浴池并没有衰落。[55] 在那些在乡村兴建私人浴池的人的思想中，城市依旧存在。在他们笔下，建私人浴池常常仿佛是某种给城市的施舍，由庄园主主动提供给有限的人民——他的门客与朋友们。让我们看一看这种浴池的一个鲜活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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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迦太基西南19英里处的希迪加里布，一个晚期罗马的精致的洗浴建筑群于1983年被发现。它建得很快，华美得几乎是个“装饰性建筑”。建造它的是一对幸运的夫妇，通过修建这个洗浴建筑群，夫妇俩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在这炎热、尘土飞扬的地方打下了自己的烙印。[56] 整个建筑群的社交中心是个冷水浴池，有着怡人的清凉宽敞的大厅（约25英尺×25英尺）和高耸的穹顶。上面镌刻着：“我之所建，超过了收入的许可，但远不及我心之所向。”这是“热爱故乡的人”老套的自夸。但是，希迪加里布浴池的缔造者倾其财力，并没有去慷慨布施给人数众多的市民。他建浴池，只为自己与圈子里的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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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您喜欢它，它完全为您开放。不管您喜欢与否，它都是我的。对那些欣赏这些的人而言，这是个“令人陶醉之地”。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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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浴池是“令人陶醉之地”，正是因为（用于丰·提贝尔的话）它是个“充满奇迹的建筑”。[58] 这个澡堂被视为一个微型宇宙，借助复杂的供暖设计，澡堂内独立的空间仿效了火与水、热与冷这些对立力量的神奇交融，宇宙正是靠着这种交融运作的。反过来，浴池本身的运作就神奇地建立在人体自身内部体液的平衡之上。在这种澡堂的热蒸与冷浴间移动，是为了借助蒸发与冷却交互而成的空气的奇妙作用，恢复体液的平衡。[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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