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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富人把身体表现得极其快乐。因为个人健康、充满力量的身体跟自然界——他或她自身财富的来源——一样，都参与着令宇宙蓬勃生机的律动。同食物一样，健康也听命于富人。穷人的厄运不会落在他们头上，就像4世纪的占星家费米库斯·马特尔努斯所描述的，穷人是晦暗的灵魂，诞生于不活跃的星象之下：“悲苦、卑微……被判劳作，永远忙于不体面的苦力，身体与嘴散发恶臭，可恶至极。”[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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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德说教的历史学家看来，这种极力推崇身体要充分沐浴的做法就是晚期罗马富人奢侈和自我放纵的病征，明确预示了罗马社会即将到来的衰落。事实并非如此，在他们的心目中，这是富裕阶层里成功人士的标志：能量与好运的一种个人化——或许可以说是躯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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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获得这种适宜斗争的良好状态，富人经常去庄园和城市宅邸中的私人浴池。整个4世纪，他们不断投入精力与金钱将这些浴池打造得更加富丽堂皇、舒适宜人。但是我们解释这个现象时，需要谨慎。兴建私人浴池以牺牲城市大浴池为代价，常常被认为是撤回到完全私人世界的举动。这个观点没什么证据支持。我们对非洲城市公共浴池做了大量研究（尤其是近期安娜·利奥尼的研究），在那里，公共浴池并没有衰落。[55] 在那些在乡村兴建私人浴池的人的思想中，城市依旧存在。在他们笔下，建私人浴池常常仿佛是某种给城市的施舍，由庄园主主动提供给有限的人民——他的门客与朋友们。让我们看一看这种浴池的一个鲜活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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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迦太基西南19英里处的希迪加里布，一个晚期罗马的精致的洗浴建筑群于1983年被发现。它建得很快，华美得几乎是个“装饰性建筑”。建造它的是一对幸运的夫妇，通过修建这个洗浴建筑群，夫妇俩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在这炎热、尘土飞扬的地方打下了自己的烙印。[56] 整个建筑群的社交中心是个冷水浴池，有着怡人的清凉宽敞的大厅（约25英尺×25英尺）和高耸的穹顶。上面镌刻着：“我之所建，超过了收入的许可，但远不及我心之所向。”这是“热爱故乡的人”老套的自夸。但是，希迪加里布浴池的缔造者倾其财力，并没有去慷慨布施给人数众多的市民。他建浴池，只为自己与圈子里的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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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您喜欢它，它完全为您开放。不管您喜欢与否，它都是我的。对那些欣赏这些的人而言，这是个“令人陶醉之地”。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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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浴池是“令人陶醉之地”，正是因为（用于丰·提贝尔的话）它是个“充满奇迹的建筑”。[58] 这个澡堂被视为一个微型宇宙，借助复杂的供暖设计，澡堂内独立的空间仿效了火与水、热与冷这些对立力量的神奇交融，宇宙正是靠着这种交融运作的。反过来，浴池本身的运作就神奇地建立在人体自身内部体液的平衡之上。在这种澡堂的热蒸与冷浴间移动，是为了借助蒸发与冷却交互而成的空气的奇妙作用，恢复体液的平衡。[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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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一本与特里尔相关的（甚至可能与奥索尼乌斯自己的同事有关）希腊-拉丁双语对话训练手册，居然教导那些在澡堂碰面的人用这个词组互相问候：“祝您健康，洗浴愉快！”[60] 富人们从浴池出来，步伐沉稳，头发整洁，生气勃勃。他们带着饱餐、沐浴后的容光焕发，以最佳状态出现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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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宇宙与诸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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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富人进餐与洗浴时，围绕着他们的神秘性显示了那个时代宗教风气的一个方面，而这方面是我们容易忽略的。在传统上，4世纪被呈现为一个由基督教与多神教之间的冲突主导的时代，然而，我们对这个阶段的研究越深入，这种冲突就越不突出。当我们转向4世纪财富的神秘性时，这一冲突几乎完全消失了。晚期罗马关于丰盈与健康的用语是“世俗的”与“俗世的”（所用的是这两个术语的深厚的古代含义）。那绝不是无关宗教的，它们带着神秘的战栗感，我们断不可低估它的强烈程度。这种欣喜若狂因为有感于世界——物理宇宙（我们如今的词“世俗的”是其呆板的、毫无生趣的重复）——之美与丰盈而迸发。人们认为富饶的土地所拥有的魔力是世界——物质世界，充满着焕发生机的能量——散发的荣耀。4世纪，传统的多神教诸神很有可能遭到了忽略，但对于那些潜藏在土地近旁、处于宇宙较低等级的看不见的灵力，地主们仍然带着该有的敬畏。因为那些暗藏的存在，看顾着田地、树林与丰收的果实。[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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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奥古斯丁向北非会众布道时——当时，他的会众当基督徒的时间要比大多数信基督的高卢居民长得多——他说得很明白，真正站在他自己严格的基督教一神定义与听众对自然界的态度之间的，不是明确礼拜特定神灵的多神教仪式，它实际上是上帝与物理宇宙（尘世）之间的脱节感，它牢固地留在多数晚期罗马人的脑海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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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样一些人，他们说：“上帝是善，他伟大、至高无上、永恒且不可侵犯。他将赋予我们永恒的生命，赐予我们他在复活中允诺的不腐败。但是，那些属于这个（物质）世界的东西……当然属于‘魔鬼’与看不见的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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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将上帝丢在一边，仿佛这些都不属于他；并且，通过献祭，通过种种治病的手段，通过伙伴专业的占卜……他们寻求途径，以期应付与现世生活相关的问题。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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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富人中，基督教一神论还没有完全抽干世界的种种超自然的神秘特质。基督教不过是在远远高于可见宇宙的地方加了一位新神。基督是高高在上的神，这位神适合彼岸的生命，远在星辰之外的另一个世界中。自君士坦丁开始，基督也已经成了皇帝的神。他是高高在上的神，适合国家元首的崇高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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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有必要回头在奥索尼乌斯这个人物身上停留片刻。对其作品的仔细阅读，使我们捕捉到信心满满的“俗世的”基督教的机理，这种基督教与比他年轻一代的保利努斯选择结盟的苦行者的基督教非常不一样。[63] 在此，我们面对的是意义重大的两代人之间的变化。奥索尼乌斯绝不是个伪善者或隐秘的多神教徒，他很可能生在基督徒家庭，甚至曾在波尔多的教师行业中代表基督徒那派。[64] 但是，到4世纪90年代，这位老人的基督教已经过时了（更确切地说，被拉丁西方教会中人数虽少却敢言的少数派宣判过时）。奥索尼乌斯的基督教是君士坦丁时期的基督教，这种基督教的形式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已经极为陌生，但这是因为在奥索尼乌斯生命的最后岁月以及他去世之后的十年中，基督教自身发生了变化。安布罗斯这样的新型主教与奥古斯丁和保利努斯这样皈依苦行的人士，在公众话语中高度强调着基督徒与多神教徒、神圣事务与“俗世的”事务之间的截然对立。其结果是，相形之下，这位老诗人的基督教就显得讳莫如深，到了似乎不真诚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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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奥索尼乌斯的宗教绝非空泛无力，也断非不真诚。由于适合君士坦丁及其直接继任者们统治之下成长起来的人，它时尚地超验。它与通行的哲学理念一致；通行的哲学理念是：神是非物质的，应该只在精神上崇拜。[65] 但是，这一超验主义令物理宇宙不受干扰。它敬拜基督，但将其关在这个世界之外，它将他的力量局限在可能是他所在的超现实的领域。地球上真正崇高的权威，例如皇帝，或许可以接近基督。奥索尼乌斯因当上执政官而感谢格拉提安时，可以这样说：他从对格拉提安的感激与祷告转向对上帝的感激与祷告，“只是绕了个小小的弯路”[66] ！基督在格拉提安近旁，这正合乎皇帝的身份，但是基督没有理由要在奥索尼乌斯近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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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在奥索尼乌斯近旁的是尘世及与之共存的一切——摇曳的山水、各种灿烂的古代文学（文学作品中满是关于诸神的有趣故事，缪斯女神呼出温暖的气，吹在像他这样的诗人的心田）。基督没有给奥索尼乌斯的世界带来挑战，他只是在星辰之外，隔着安全的距离，为它作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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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跟奥索尼乌斯想法一致。正因如此，帝国晚期占星术在上流社会如此兴盛并毫不奇怪。因为占星术是一套全心全意地关注物理宇宙如何运作的思想与实践，它聚焦于恒星、行星与地球上的事件之间的关系。这样做，它并不否认上帝的存在或诸神的存在，但是（像奥索尼乌斯一样）它让两者之间保持一定距离。占星师的神，活在恒星之外孤独的尊威中，他只是通过行星带给地球种种星力，间接与人类有接触，他距离这个世界，跟奥索尼乌斯这样的人能想到的基督跟世界的距离一样遥远。因此，一点儿都不奇怪，当时最全的占星手册——费米库斯·马特尔努斯的作品《教导》是由一位当时已然是基督徒，或很快就会加入基督教的人写给一位罗马贵族的。[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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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米库斯对尘世的态度跟奥索尼乌斯与他的同伴非常相像。费米库斯相信，有一位伟大的神统治着宇宙，但是他将“尘世的”一切分派给了种种能量的错综复杂的互相作用，这些能量由宇宙内部的行星与恒星发出。[68] 离天堂越远，进入物质世界也就越深，星力的力量也就越大。行星滑过十二宫，带来不祥，占星术就是通过追踪这些滑行轨迹，解读星力的相互作用。行星的每一个移动都会在下面的世界中引起恨、爱、成功或失败的旋涡。占星者的客户的命运由那些微妙的旋涡决定，而占星者宣称自己可以预测它们的运动。[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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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见到有些人在上流社会的各个阶层玩占星术。奥索尼乌斯的祖父曾“秘密地”行占星之术。[70] 奥古斯丁遇到过一位高卢的医者，叫文提齐亚努斯，那时，他还是迦太基总督。他告诉奥古斯丁自己一直有意成为一名职业占星师兼大夫。文提齐亚努斯习惯于细细查验不透明的身体，寻找健康与疾病的迹象，作为占星师，文提齐亚努斯所做的也当大同小异。他将审视巨大的星空，力图通过与诸行星关联的相互冲突的能量，（在黄道十二宫的背景下，从行星个体之间相对位置的变换）探查好运与厄运在人间泛起涟漪的源头。[71] 总而言之，占星术是帝国晚期上流社会的默认宗教。它如此令人着迷，恰恰在于它将注意力集中在好坏命运的转变上，并且这一切在活生生的物理宇宙中上演。这个宇宙——世界——就在近旁，远低于基督徒的、新的、至高神所在的、某种程度上不可名状的天外国度。财富正是来自这个宇宙，它以强大的振奋人心的浪潮，涌向好命的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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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生生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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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们牢固地扎根尘世，与在恒星之上统治的上主保持着安全距离，开始兴致勃勃地回头重拾古典神话。这些神话总是赋予富人在地球上的生活以生命与戏剧性，他们以此来表达自己有权享有丰盈、健康和所有的成功。他们这么做是在利用一个想象中的宇宙，而在此，基督教几乎完全是不在场的。我们处理4世纪人们对古典神话的使用时，有必要强调，对于这个时期一些圈子里发展起来的严格的宗教分隔，基督教保持着高贵的漠然。在4世纪的基督教文献中，宗教议题具有突出的重要性，但当我们转向同期拉丁西方富人阶级的艺术时，我们必须调整双耳，以适应它在宗教话题上“震耳欲聋”的沉寂。在富人的镶嵌画、雕塑与银器上，多神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冲突仿佛发生在另一个星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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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们在使用神话场景时，缺乏明确的基督教与多神教标识，这与轻率——甚至缺乏信仰——毫无关系。这种艺术讲述着重要议题，这些议题充斥着冗长的宗教性的弦外之音。所缺的只是一种来为整个阶级的追求正名的话语，而不管他们信什么宗教。财富是个严肃的事情，它该有强有力的声音，微微带点儿宗教的震慑力，4世纪，这种声音只可能得自与基督教无关的过去的意象。在结束这一章时，让我们看看这是怎样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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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场合，富足的基督徒愿意表明自己信奉特定宗教。代表基督的符号——XP交织而成的基督的名字——在这个阶段的私人和公共艺术作品中随处可见。但看看基督的符号究竟出现在哪里，这很能说明问题。它只出现在传统上有关好运的地方：房子的门槛、会客厅堂的中心——两旁是司四季的诸女神和类似的标志丰盈的古典符号。[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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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夫索就是一位这样的基督徒。他可能是个军人，有数量庞大的盘子（最近神奇地被发现了），这标志着像他这样的成功不多见。在图案中，他与妻子一起主持着野餐，这标志着狩猎成功并已结束。他钟爱的马——其名字“英诺坎提乌斯” 被仔细地刻上了——被画在他身旁。他的客人们已经开始痛快地享用起一条大鱼。这欢乐的场景被置于一个巨大的、用超过19磅的银打造的盘子正中。环盘子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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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塞夫索，愿这些年年岁岁归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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