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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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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第13章 “告别极富”：诺拉的保利努斯与放弃财产的声明，389～3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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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保利努斯家族，世袭领地被上百个（新）主人瓜分”：保利努斯、弃财与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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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琳娜·巴尔梅丽曾经这样描写宏伟的阿奎丹庄园：“生机勃勃、错综复杂之地……位于社交网的中心。”[1] 无疑，这正是奥索尼乌斯在383年离开特里尔皇宫之后的感受，他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辛酸的最后十年。在书信和诗歌里，他把波尔多周边的地区描绘为一个富有魅力的团结世界：志趣相投的邻居们严格按照礼数，互赠诗篇，互换美食、小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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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奥索尼乌斯而言，这个世界的团结非常重要。因为在这种互换所展现的优雅奢华与文化富足的背后，存在令人忧心忡忡的现实——地区贵族内部需要凝聚力：地区贵族大概是高卢最富有、最令人眼红的人，身陷一个内战不断的时代。383年，马克西穆斯取代了格拉提安；388年，狄奥多西取代了马克西穆斯。政权更替，循环往复，直到406年后那段最混乱的岁月，内战与蛮族入侵灾难性地搅和在高卢与西班牙的政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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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见，奥索尼乌斯搬过去与之同住的地主们没能免受这些事件的影响。与许多学者的设想不同，他们不是大地产的拥有者，没有生活在隐匿于乡野深处的地产上，也并非几近自给自足，任凭政权更迭。他们作为一个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为晚期罗马时政所造就，因此，他们容易受到宫廷革命和内战的直接冲击。维护团结就对他们异乎寻常地重要，为此，他们集体支持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以各自的庄园和共同的阶级文化为最可靠的标识。一个人如果放弃这种生活方式，就不仅仅是破坏友谊，那是在危难时刻背叛他的阶级和他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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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恰恰是奥索尼乌斯的朋友、曾经的学生庞提乌斯·梅诺比乌斯·保利努斯的行径。389年前后，保利努斯离开阿奎丹，搬到妻子特拉西娅在西班牙的地产。这对夫妇在埃纳雷斯堡定居，它位于荒凉的卡斯提尔高原上，距今马德里20英里。在埃纳雷斯堡，考古发掘出一座4世纪的乡村别墅，里面的镶嵌画地面述说着典型的晚期罗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画面显示，在去往餐厅的走廊上，仆人排成一队，身着裁剪得体的束腰外衣，小腿鼓鼓的。一块镶嵌画镶板上，化身为厚脸皮天鹅的朱庇特正色眯眯地抬着头，期待地看着丽达，后者的外袍恰好从肩胛滑落，露出赤裸的身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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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画面不属于保利努斯和特拉西娅。三年的心灵探索随着独子去世以悲剧结束，最后，保利努斯与特拉西娅共同决定过持戒的生活（不再生育子嗣），并变卖家产。而且保利努斯走得更远，夫妇俩搬到了地中海沿岸。394年圣诞节，在圣灵的感召下——正如仅仅三年前奥古斯丁在希波被祝圣时一样，保利努斯在巴塞罗那被祝圣司铎，其间基督信众们欢呼喝彩。除了安布罗斯（直升为主教）这个特例，还没有来自元老等级的人仅仅成为教士，接受圣职使保利努斯更加远离他的贵族背景。[3] 但他并没有留在巴塞罗那。395年，保利努斯与特拉西娅越过地中海来到坎帕尼亚，定居诺拉，住在该城近郊的贾米拉圣菲利克斯的圣地——“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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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索尼乌斯于395年前后故去，时年85岁。他仅仅见证了保利努斯漫长的修道历程中的最初几年，然而，生命中最后几年的所见让奥索尼乌斯无法安心。写给友人的系列诗体信显示，他担心保利努斯执意自绝于社会。在最初的一些书信中，他恳求他的朋友不要将自己锁闭在西班牙的崎岖之地，忧郁地与世隔绝。后来（394年春天），得知保利努斯还放弃了自己的财产，奥索尼乌斯实在忍无可忍。在致保利努斯的所有诗体信中，独这一次，奥索尼乌斯转向基督教的上帝，向基督祈求不要让这种事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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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我们不得不为之哭泣，老保利努斯（可能生活于3世纪甚至2世纪的先祖）的家财被霸占、四散，他那世代相传的祖业（regna）被百人瓜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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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现代学者猜测奥索尼乌斯用祖业指大可敌国的地产，其实并非如此。他曾用这个词指自己“继承来的微小祖业”，事实上，祖业的意义不在规模大小，而在于它是祖宗留下来的地产，带着浓厚的世袭味道。他希望警告保利努斯，倘若这样的祖产都能不要，那就没什么不能抛弃的了。为什么保利努斯要选择使用如此引人注目的方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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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怀疑，保利努斯389年移居西班牙可能并不完全出于宗教原因，这才有了奥索尼乌斯就他的撤离表示忧虑。奥索尼乌斯一贯对信仰问题视而不见，他关注的不是保利努斯对宗教信仰的专注，而是他离开阿奎丹会带来的政治与社会影响。在388年马克西穆斯倒台后，高卢成了收复的失地。它现在由狄奥多西一世统治，这个皇帝定居君士坦丁堡。阿奎丹作为行省，曾一直享有特权，直到最近。它是特里尔的粮仓。而现在，阿奎丹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勉强统合在一起的帝国的边疆，这个帝国实际上由遥远的君士坦丁堡统治着。这就好像在现代，波尔多的管辖权由巴黎转到了伊斯坦布尔。老廷臣奥索尼乌斯明白，他所在地方的贵族但凡想要在新政权中有点儿发言权，就必须团结一致。这就是为什么他想诱导保利努斯离开西班牙回到波尔多，积极投身当地的政治生活。这样一来，奥索尼乌斯就可以作为“庇护中间人”出现在狄奥多西那里：是他把阿奎丹的地主们，包括保利努斯，团结到新政权周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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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保利努斯已经受够了政治。他有很好的理由。较之奥索尼乌斯这样的区区波尔多地方名流，保利努斯的家族更富有，在内乱时期也更易受到攻击。尽管他们与波尔多地区息息相关，但他们的努力并不局限于该地区，他们是在罗马和意大利南部有根基的元老贵族。保利努斯的财产更接近西玛库斯，而不是奥索尼乌斯，连安布罗斯也不能与之相提并论。那是老家底，他的家族在意大利有地产，他能轻易与西班牙贵族联姻，后者也如他一般，与罗马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能轻易穿越西地中海。奥索尼乌斯知道，保利努斯可以像跨国公司一样毫不困难地撤出波尔多。故此，奥索尼乌斯担心，保利努斯作为超级富豪的一分子，会带着他的财产移居到无数个其他居住地。他迫切地想把保利努斯与自己的地区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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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内战期间，这种财富的分散意味着危险。家产遍及各个地区，保利努斯这样的人富得让人垂涎，但他们在地方上缺乏人脉（靠经年的精心联姻和悉心维护同地方盟友之间的关系打造的），而人脉保护着远不及前者显赫的低等地方贵族们。坦白说，超级富豪的成员们都是新政权的储蓄罐，后者常年缺钱，乐于劫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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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努斯的家庭应该可以被列入这样的储蓄罐。4世纪80年代后期，保利努斯的兄长被处死——关于他的神秘死亡，保利努斯使用了“砍头”这个狰狞的词。保利努斯自己也面临被没收家产的危险，[6] 他甚至可能花了钱才把自己保出来。西玛库斯可能也做过同样的事情。一年前，他犯下了一个几乎致命的错误：支持特里尔的马克西穆斯阵营。而仅仅几个月后，马克西穆斯就被狄奥多西一世打败。[7] 尽管保利努斯变卖家产的行为因为被包装成基督徒舍弃财产而最终成了值得纪念的壮举，他的家族却可能早已走上了颓势。当然，保利努斯隐退至西班牙时，已经在认真思考财产事宜。来到西班牙，他发现自己身处这样一个行省：那里的基督教会也极为关注财产问题——关于富有的基督徒应该如何使用其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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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基拉之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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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保利努斯的归隐，奥索尼乌斯那令人难忘的激烈反应，与保利努斯对这位上了年纪的导师的高风亮节的答复，曾主导我们认识保利努斯隐退和放弃财富这整个故事。有古典主义倾向的学者们长期停留在保利努斯的皈依上面，仿佛那是个静态的事件——与缪斯之庄严诀别。但是，这种观点完全没有考虑该时期基督教会内部的情况。事实上，正如我们现在马上要看到的，关于富人在基督教会中的作用的问题，已经困扰高卢和西班牙十来年。这场争论鲜为人知，却十分激烈。保利努斯通过公开放弃财产，给出了鲜明有力的回答。这一点，正是我们现在要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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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影响保利努斯的，是百基拉；而百基拉的背后，是特殊的十年，这十年见证了教会统一时代的结束。这种统一曾经由君士坦丁和他那所谓的阿里乌斯派的继任者——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强加给教会。正如我们所见，在这十年中，持不同意见的极端尼西亚派出其不意地进入教会权力层，他们的财富和社会地位标志着西部教会走上新的道路。我们知道这发生在意大利北部，而特立独行的“贵族”安布罗斯于374年当上了米兰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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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常会忘记，同样的事情十年后也发生在了西班牙和阿奎丹的教会中。然而，在这个地区，危机表现得尤为尖锐。这一危机涉及一场争议，关乎百基拉——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富有魅力的西班牙人——的观点和为人。百基拉传授极端的苦行理念，这在他的对立方看来是诺斯替派，甚至是摩尼教的世界观。这场争议在380年首度公开化；随着百基拉在381年成为阿维拉主教，它变得越加激烈。384～386年的某一天，百基拉在特里尔被处死，争议以令人悚惧的方式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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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基拉不是作为异端被处死的。纠集起来反对他的西班牙主教们认为，他的任命无效。他以平信徒的身份受审，获罪不是因为信仰，而是因为行巫术和诱骗贵妇。然而，在百基拉还是主教时，西班牙的主教同僚们针对他的谴责就甚嚣尘上，此次审讯本身正是为了回应这些谴责而启动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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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百基拉的角色不仅仅是上师，他代表了一大拨不满足于现状的富有的基督徒的希望。正如维多利亚·伊斯科力巴诺近来指出的那样，百基拉得到了亲尼西亚阵营中极端分子的支持，是这种支持使他在381年当上阿维拉主教。百基拉在那些不信任他的人眼里，与374年安布罗斯在他的“阿里乌斯派”敌人眼中没什么两样。他是入侵者，来自西班牙主教这个单调乏味的圈子之外，被一群锐意改革的富有的平信徒激进分子推进了主教区。[9] 但是，安布罗斯坚持下来了，而百基拉却没有。那是因为安布罗斯曾是总督、元老贵族，而且自己就是富人，百基拉却不过是一派基督徒贵族的宠儿，他代表的是宗教领袖与新阶级——平信徒庇护人所持有的财富之间令人头疼的同盟。在西班牙当时的状态下，百基拉突然的前冲代表了对其余主教们实实在在的威胁。倘若可疑的百基拉能站出来，那么会不会有人追随他的步伐，成为基督徒新富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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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加剧了这种紧张。因此，要理解主教们对百基拉的反应中的野蛮，我们应该走出城镇，进入西班牙贵族的庄园。肯贝里·鲍斯近期的一系列文章关注了4世纪西班牙基督徒在社会状况上存在的严重分化。4世纪和5世纪初，西班牙城镇教堂异常朴素，它们是低调克制的城镇基督教的产物。城镇基督教得到明显居于社会中层的人士的支持，就如同在拉丁西方为数众多的其他教会一样（回想安布罗斯上任之前意大利北部的基督教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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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西班牙，城镇教会在社会上的低调克制与当地基督徒中的地主们在自家庄园旁大建陵墓和教堂所显出的阔气常常形成强烈反差。[10] 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讨论的，这些庄园绝非与城镇隔绝。乡村庄园不过是椭圆的一个焦点，常年将身处农村的地方精英与城镇相连，或将身处城镇的地方精英与农村连接。在几个特定的季节里，城市权贵可以理所当然地退回乡村，在自己舒适的庄园中处理城里的事务。行省的总督们却不得不被警告切勿效仿。他们常常乐于应地方庄园主之邀，出城办公，前往“令人心旷神怡的修养之地”，远离城市的炎热与嘈杂。这样的总督必须被提醒，他们理应住在城里，居于总督官邸。[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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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城乡间的穿梭在平信徒看来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城中基督教团体的形成是新近的事情。他们的头领感到了不安，主教不能接受会众中的有钱人不去城市主教堂参加礼拜。他们从最坏处怀疑那些在四旬期仍然“流连于庄园”的人，这样的人有可能将这个原本全城的忏悔季（所有阶层的人都参与，并由普通人主导）变为贵族“赋闲”的宗教代名词——在这段时间高度专注，离城而居，与精挑细选的家人、朋友为伴。而更糟糕的是，在这一“赋闲”期间，男女有可能随意混杂，亦如在名流高贵的家庭晚会上。这样的小团体还可能邀请受人追捧的导师莅临指导，而所教内容是否正统却不得而知。于是，缺席城市礼拜典礼、在乡村别院举办以富有魅力的导师为核心的私人宗教聚会（且男男女女不避嫌），是380年主教们在萨拉戈萨开会时反复讨论的两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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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教会的妇女应该远离陌生男子的聚会……无论是去学还是去教，她们都不该与他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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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旬期……没人可以缺席教会活动……他们不可以出城去别人的庄园聚会……没有人可以留在自己的房子里或庄园中，或到山上找静修之处。全部教众都应该奔向教堂……没有人可以自己冠以“导师”之名。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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