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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萨拉戈萨会议上公开表达疑虑的西班牙主教们感到了威胁，这种威胁来自围城而建的庄园的华彩。这些庄园很壮观，许多庄园的主人是新贵。即使都城特里尔与君士坦丁堡都很遥远，许多庄园主也是成功的廷臣。他们赞助的艺术大多不为基督教所接受，那是展现他们世间功绩的艺术。但是，作为基督徒，他们还得为死后做准备。他们继续着在自己的地产上大兴陵墓的传统。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庄园遗址显示，在建陵墓上，他们使用“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设计与材料”，为自己打造了恢宏的建筑，并将它们与位于庄园内的私人圣徒崇拜堂和私人墓地连接在一起。仅以一例为证：耸立于卡兰克庄园上的宏大的穹顶建筑，在结构上模仿了宏伟的圣使徒教堂——君士坦丁为自己在君士坦丁堡兴建的陵墓。这座建筑大胆结合了圣体龛与私家陵园，由一位可能曾是重要廷臣的富豪所建，它矗立在卡斯特高原的中心，而高原上散布着明显属于普通人的城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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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们觉得，正是在这类人中，潜伏着百基拉的追随者。这一社会张力对百基拉的命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80～385年，道德恐慌在西班牙许多主要教区蔓延，助长它的不是百基拉运动自身克己的特性，也不是百基拉讲道中恼人的秘传性，而是百基拉可以得到的财务与支持——来自骄傲却在社会上不显眼的西班牙城市教士圈子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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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平衡带来的问题在西班牙表现得最为尖锐，却并不局限于该地区，这一点颇值得稍做停留。我们今天会认为苦行运动令我们惊愕，那么基于同样的理由，它也给古人带去震撼：弃世；强调自我禁欲；教人放弃社会责任；贬低婚姻，颂扬对性冲动的压抑。这是多神教徒奈拉提乌斯·塞雷拉里斯的看法。他在一代人之后，从海路返回高卢的家宅，途经卡普拉西亚岛（今卡普拉亚，在厄尔巴岛与科西嘉岛之间）上一个修士的聚居地时描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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邋遢，小岛屿，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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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阳光之男人：自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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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士”，名希腊文，因其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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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居，却无人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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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疯癫，脑病如此，狂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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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畏惧邪恶，拒绝一切好。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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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判修士的人中，最为激烈的多是多神教徒，但也不乏基督徒。我们断定，他们的评价足以佐证修士贞女在那个时期不受人待见。这是因为我们倾向于赞同他们的意见。毕竟，修士们是极端主义者，憎恨这个世界。然而，事实却是，帝国晚期形形色色的苦行者遭到诟病，常常不是由于他们弃世的行为，而是因为与富有的追随者的关系。圣人与其金主之间的关系备受瞩目。借用多神教徒皇帝尤利安谈修士的话：“他们是……以小牺牲获取大收益的人……从各种渠道……靠似是而非的假理征收献金。他们称之为‘施舍’。”[15] 绝不是只有多神教徒这样怀疑。403年，奥古斯丁不得不用一整个小册子——《修士应该劳作》（De opere monachorum ）——来反对修士，说他们以乞讨施舍为生，而不是靠劳作度日。他还斥责了贵妇艾科迪奇雅，她将丈夫的财产送给了两位富有魅力的乞丐。[16] 这些做法令他回忆起早年他与其他人曾经资助过的摩尼的“圣教会”选民。在第14章，我们将看到，苦行者哲罗姆在罗马虔诚的妇人中开展的筹款活动是如何掀起暴风般的抗议的。总之，无论何时，只要苦行者与平信徒捐赠者之间的关系过从甚密或者令人生疑，晚期罗马的基督徒（亦如晚期罗马的多神教徒）会异乎寻常地无情。在拉丁西方的教区，对支持苦行运动的富人财产抱有疑虑，是人们反对该运动的重要原因，这种疑虑有其合理性。许多基督徒以遭人嫉恨的方式在教会中招摇着新积累的财富：他们赞助苦行明星，损害了普通教士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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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基拉是西部最早为这种疑虑所害的苦行者之一。他没有能够澄清自己与支持他的富豪之间的关系。就信仰而言，他断非摩尼教徒；然而，在人事上很多方面，他却倒退向了早年间诺斯替派的灵修导师。作为个人，他“超越”金钱，但他总是被巨大的令人不安的财富包围着。他在西班牙和阿奎丹的追随者是富足的地方贵族，他们侍奉他；他们不放弃财产，而是用它为领袖的事业服务；他们将可观的财富部署于宫廷，以捍卫自己的领袖，确保其敌人获罪。[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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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不可饶恕的。阿维拉主教百基拉——未来可能是卡斯提尔的又一个安布罗斯——被他的主教同僚当作巫师和勾引良家妇女的人苦苦相逼，直至死去。我们得记住：保利努斯明确地搬离阿奎丹住进妻子在西班牙东部的房子的时间，距离依然尊百基拉为殉道士的一群追随者把他的尸体——无头，带着受过酷刑的痕迹——带回西班牙的那一刻，仅仅（最长也就是）六个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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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思考389～394年保利努斯归隐其妻田宅时面临怎样的选择时，必须谨记这些不久前发生的事件。对于如何处置财产，他有多种选择，那么，又究竟是哪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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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必要认识到，他在规划未来时几乎没有借鉴自己最熟知的一条途径，那就是图尔的圣马丁的人生之路。保利努斯一直是图尔的马丁的真诚仰慕者。387年前后的某个时段，他遇到马丁（图尔这位修士-主教已过古稀之年），并由马丁治愈了眼部感染。他皈依后最初几年中保持通信的最亲密的朋友，正是著名的《马丁传》的作者苏尔皮奇乌斯·塞维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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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努斯曾经写道，在苏尔皮奇乌斯身上，“圣马丁依旧呼吸着”[19] 。但是，就财产问题，这位马丁出人意料地所言甚少。作为老一代人，图尔主教并没有太留意平信徒选择苦修时该如何处置自己的财产。马丁的修士们大多出身殷实，受洗时把财产捐给了位于马尔穆提耶的修道院，并靠这些收入过活。他们不劳作，像赋闲中的贵族那样，他们致力于更高的追求。他们用全部的时间默观、读经、抄经。普通农民用高卢北部笨重的牛替他们耕种，他们却偶尔在卢瓦尔河畔垂钓。[20] 马丁与他的修士们视其相对贫穷为天经地义，他们对苦行的皈依并没有伴随引人注目的、广为宣传的放弃财产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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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保利努斯已经无法像马丁和他的修士那样对财产的处置不假思索。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并非一般地富有。在他退隐阿奎丹的那些年间，百基拉的阴影已经笼罩了整个西班牙和高卢南部地区。保利努斯必须迅速厘清，并且让所有人都明白，他对自己庞大的财产持何种态度。他所在地区的基督教团体需要清楚了解，如此富有的保利努斯打算如何安排他的财富——自己留多少，而倘若变卖家产，这些钱究竟会给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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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保利努斯决定做个公开声明（很可能在394年复活节）。他说，应当遵循基督给年轻的富人的诫命，他将“变卖他的所有”，他将“施舍给穷人”，他将存“财宝在天上”。他亲自以书信确保，自己的皈依会以福音故事的原话传遍整个地中海西岸。[21] 以西班牙教会所处的背景看，这一消息的潜台词明明白白：保利努斯是“干净的”。他摆脱了那种私藏财产的味道，这种味道曾令百基拉的追随者们像个阴险的、难以捉摸的小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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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由富变穷的人”：从阿奎丹到诺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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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保利努斯宣布放弃财产时所用语言的古老直白，令当时与他志趣相投的基督徒们印象深刻。可想而知，已入暮年的图尔的马丁得到这个消息时十分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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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马丁不断称赞，“有了可仿效之人。”他相信，我们这代人能拥有这样一个榜样是被赐福的。因为保利努斯，一个拥有巨额财产的富人，通过“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正如基督在《马太福音》19：21中让年轻的富人去做的那样），阐明了我主的话。他证明了“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马太福音》19：26）。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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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已知的，安布罗斯也感到十分惊喜。[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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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丁、安布罗斯（以及后来的奥古斯丁）而言，保利努斯立即成为——用其新传记的老练作者丹尼斯·特劳特的话来说——“语像”。[24] 他是活的见证，提醒人们耶稣与年轻的富人的故事能够以喜剧收场。保利努斯，一头非常庞大的骆驼，确确实实能够通过放弃财富而“穿过针眼”。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的第一卷中正是这样介绍他的朋友的：“我们的保利努斯……‘一个由富变穷的人’，将自己由极富变得极贫。”[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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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恰恰因为这一“语像”的坦白，史学家可以清楚地看到在394年之后的几年中保利努斯如何对财产做出具体安排。在晚期帝国的经济环境下，苦行者要履行“变卖一切”的承诺，执行之困难与进展之缓慢，与西玛库斯这样的元老为兑现承诺、承办气势恢宏的赛会而进行的财产调度并无二致。保利努斯势必面临种种障碍，跟任何一位身在外地的地主被迫快速筹款或使用不熟悉的供应渠道时一样。无论是西玛库斯那来自尼罗河的鳄鱼，还是保利努斯要分给诺拉的穷人的红酒，这些活动都需要朋友们的支持和经常性的打理。396年保利努斯致信苏尔皮奇乌斯·塞维鲁，恳请后者在当地帮忙，以确保他在纳博纳储存的陈年红酒可以运到诺拉：“因为我的释奴、奴隶和弟兄们让我失望。”[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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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至少在一点上，奥索尼乌斯的忧虑被证明是杞人忧天的。保利努斯家族的祖田并未尽数落入外族投机者的手中，保利努斯可能在上市出售之前先将机会给了他的族人与邻居。394年保利努斯究竟是怎样做的，我们没有看到确切的记载，但6世纪东部基督教的一份文献让我们可以猜到几分。当亚美尼亚王族后裔——大地主托马斯决定处理掉他的财产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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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地区大亨邻居们发消息，说倘若他们愿意，可以收购毗邻他的地，倘若不愿意，那么外人来买时也不要恼火。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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