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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年轻的富人的故事（当时久久困扰着众多苦行者）不如财主与拉撒路的故事令保利努斯着迷。这是基督讲过的富人与躺在他家门口的乞丐的故事，载于《路加福音》（16：19-31）。保利努斯在作品中一遍又一遍地回到这个可怕的无常——突然的倒转，由此，悲惨的拉撒路进了天堂，而幸福的富人在与友欢宴时，在盛极一时的贵族华彩中，跌入了地狱。他怕这个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吸引所有人视线的红袍在另一个世界会瞬间化为一团烈火。而保利努斯坚称，但凡财主能停下来看看拉撒路，往他手里塞点布施，他就不至于落入地狱。[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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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保利努斯所做的，不过是在表述没有这般清晰的、为犹太人和基督徒所共有的传统观念上盖上了自己独特的印章。《巴比伦塔木德》里有一则故事讲到，罗马总督图尔努斯·儒福斯这样质问拉比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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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们的神爱穷人，为何不给他们生活之必需？”拉比迈耶回答：“通过他们（给布施），我等（富人）可以免受火焚的惩罚。”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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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一下保利努斯在环菲利克斯墓而砌的大理石矮屏上刻的字，它们引自《圣经》。[55] 诫命“变卖你的所有，施舍给穷人”不在其中，但引文确实鼓励布施：“应将施舍存于穷人的胸膛，它（所做的施舍本身，而不是穷人）将为你祈祷。”（《德训篇》29：5）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屏刻收录了若非保罗援引就可能不为人所知的耶稣教导：“施比受更为有福。”（《使徒行传》20：35）[56] 尽管保利努斯是作为彻底放弃财产的主要榜样而广为各地与后世所知，但在他的书信、诗歌和在菲利克斯圣陵的活动中，他却以倡导财富在天堂与人间、富人与穷人之间流动的形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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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帝分享”：基督徒地主们与财富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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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财富以这种方式流动，必须为它提供一定的思想支持。保利努斯坚持强调财富具有可传递性，可以从尘世转到天堂。从长远看，他在思想上搭建了一条高速路，使真人可以动用真实的财富打造一个真正属于基督教的未来。让我们看看保利努斯如何开启了导向这个过程的大门，并由此结束这部分。在此，我们将使用这样一条主线，丹尼斯·特劳特将它精准地概括为保利努斯的“救恩经济学”（Salvation Economics）。[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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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年前后，保利努斯的一艘船载着他为工建准备的钱——他特地将之命名为“用于神圣交易的银币”——于暴风雨中在一处海滩登陆。海滩是他朋友约维乌斯的产业。[58] 保利努斯笔下的约维乌斯认为，船能安全靠岸无非出于侥幸。这么想，约维乌斯无疑否定了财富可以是神的眷顾，存在于上帝与人类神圣的交易中。因为他相信，上帝本身从一开始就没有参与财富的创造，财富不是上帝的恩赐，它是命运的馈赠，因此，不需要为感恩上帝而将它还回去。[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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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约维乌斯的了解完全来自保利努斯所写的对他的态度。但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他是4世纪晚期的贵族，他是尘世的人，像极了奥索尼乌斯。他毫不困难地接受上帝的存在，至高的唯一神给予的眷顾或许支配着天堂中无上的一切，却并不必然会向下延伸，到达远远低于天堂的人间。因为月下的世界混乱不堪，即使被上帝之手触及，也只是间接的触及。它或是受控于运气，或是受制于行星间复杂的互动，或者它被丢给了较低等的神灵来管理——诸神与天使，其中许多还带着古代多神教中诸神的常见面孔。正如我们此前所见，这些低等神灵仍然在起作用，它们站在人类与更为遥远的上帝之间，而上帝被人们——甚至被基督徒——贬到了天堂的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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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牢记，保利努斯与约维乌斯仍然生活在一个多神论根深蒂固的社会。对低等神灵的敬拜萦绕不散，就像笼罩着乡村大片土地的宜人的地表薄雾。阿奎丹和西班牙大庄园出土的镶嵌画与雕塑藏品显示出人们对狄奥尼修斯神话主题的偏爱，这些主题着力庆祝自然中毫不费力的再生——庄园主获得财富的富饶的耕地与葡萄园。在神秘的丰盈之说中，财富筑巢于自然世界的中心；自然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能量，自远古之时起就被许多不可见的守护神灵看顾着。[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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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努斯写信给约维乌斯时深知这样的想法很普遍，他完全没有鼓励约维乌斯放弃财富。让约维乌斯知道这财富来自上帝而不是自然，这就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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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与上帝分享”：分你的财产，与上帝共享，以感恩回馈至高的父，感谢他将这馈赠暂借给你……你与你的家庭可以保留全部的所有，只要你同时注意说明，上帝是这一切的赐予者。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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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00年，这些话远不如我们想象中那么空洞。保利努斯的潜台词是，约维乌斯的富有并不归功于乡间小精灵神奇呵护的自然之丰盈，唯一神的眷顾循着巨大的弧线向下延伸，穿越罗马社会的各个阶层，到达土地和拥有土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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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努斯提出的这种财富理念顺应了基督教对社会总体，尤其是对帝国在态度上的较大转变，这被贴切地称为帝国权力“职务化”理论。它在4世纪晚期已经得到发展，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圣安布罗斯的推动，在这个理论中，帝国权力褪去了神秘色彩。皇帝不再沐浴在半神圣的光环下，而是在神与凡人之间徘徊，皇帝成为人类中的普通一员，人们期待他行事像名虔诚的基督徒，但他并不因此而有损权威。只要帝国的存在有一个更高的目的——捍卫基督信仰并推广它，人们就都乐于接纳，哪怕其体制带来了残酷的重压。在这个职务化观念中，皇帝被认为是作为上帝的仆人行事，直接从上帝那里获得了帝国的恩赐。[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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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努斯向约维乌斯提出的，其实是土地权的职务化理论。这种观念要让那时的地主接受并不容易。想象自己的财富握在独一无二的全能的上帝手中，使用财富要向上帝负责，这是全新的理念。在遥远的尼罗河畔，格西奥斯——极有可能是个虚拟的多神教徒对话者，相当于保利努斯的约维乌斯——颇为直率地让伟大的埃及修道院院长阿泰普的塞努特管好自己的事情。格西奥斯告诉塞努特，他的财产得自自己的父亲，而不是上帝；他不欠上帝，更不欠教会。[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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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约维乌斯这样的人，保利努斯给出的答复既大胆地反事实，又基本安全。他们的财富不属于他们自己，而来自上帝，但只要他们遵从上帝的意愿，就可以一直拥有它。在这个充满想象力的观点中，大自然被褪去了它自古就有的丰盈神秘性。是上帝的意志以一己之力——不是自然界半神的灵力——带来连年丰收，大自然被去神化，被灭了威风，因此，可以牢牢地留在虔诚的人主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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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消息对地主而言并非不可接受。事实上，从他们镶嵌画中的艺术再现看，地主们可能已经下意识地为它做了准备。兰伯特·施耐德对这个时期庄园中的镶嵌画做了尖锐分析，［在他的书《作为世界观的庄园》（Die Domäne als Weltbild ）中］注意到晚期罗马的镶嵌画作品有一个显著特点。可以说其中许多作品在表现大自然时，将它纳入了环绕大人物的轨道。农产品，无论是野生的还是种植的，不再凭借自身入画。艺术作品中大自然全部的存在，仿佛只是用来“献”给庄园之主——最好是由一队队着装整齐、恭敬的农民来敬献。不可否认，土地具有神秘的丰饶，但是，它在某种程度上倒向了人类主人；它之所以存在，是为了敬献给地主们。[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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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这一重点的转变，我们只须向前一个世纪，去地中海东部，就可以找到生动直观的证据。以色列、叙利亚和约旦现存大量5、6世纪为了还愿而献给教堂的镶嵌画。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这种完全“俯视”自然界的观点（仿佛只为地主而存在）已经换位到了更高层面。现在，上帝被当作主人——伟大的地主，而各地的地主们像是顺从的农民，向上帝供奉庄园的出产。他们献上一篮篮初熟的果子，放在祭坛旁，这个祭坛是他们用来供奉感恩礼的祭物的，他们骄傲而恭谨。保利努斯自认为是他们中的一员，并希望约维乌斯也一样：他们的财富来自上帝，因此，其中一部分可以通过被用于服务上帝、资助他的穷人、捐给他的教堂，而被送入天堂。[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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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保利努斯向富人传达的信息的大致框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知道它持续的时间只有13年多一点儿——从写给奥索尼乌斯的第一组诗，到现存的最晚为菲利克斯节创作的那首。它作于408年，而保利努斯一直活到431年。他笔耕不辍，但后来的作品并没有留存下来。这一突然失声的原因很说明问题。保利努斯并没有像西玛库斯那样把书信存着，也不像奥古斯丁那样把副本堆放在希波主教图书馆的架子上。他至死都是阿奎丹的绅士，为朋友而生，为朋友而写。保留书信和诗歌副本的是他在阿奎丹的友人们。正如卡特琳娜·科尼比尔所指出的，这些书信是“冥想文”，写出来是为了滋养一些由坚定的基督徒组成的小团体，这些团体中的许多人是地主，跟多年前的他一样。[66] 必须承认，沾点保利努斯的思想大有裨益，到408年，朋友们可能觉得已经吸收了足够的这种营养丰富的食粮。但正是在这些赋闲的、地主阶层的基督徒圈子之中，保利努斯关于财富倡议的诗歌长期发酵，塑造了未来几个世纪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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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努斯确保了关于基督徒财产的讨论现在在真正的富人之间展开。早在保利努斯定居诺拉、奥古斯丁定居希波之前，这场争论就已经在罗马持续了些许年头。在罗马，关于财富的讨论越来越望向大海以东，朝向想象出来的海外——埃及和圣地的苦修聚居地。有些人寄望当上罗马富人的苦修导师，由于他们的介入，这场争论变得更尖刻、更富戏剧性，他们并不总受人欢迎。要了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必须退回到约一个世纪之前，从君士坦丁时期的基督教罗马说起。因为那一时期的发展使上层基督徒形成了不同的群体，在这一背景下，这些群体有的支持、有的拒斥勤勉而又令人难忘的哲罗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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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addell，The Wandering Scholar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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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addell，The Wandering Scholar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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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rout，Paulinus of Nola ；Mratschek，Der Briefwechsel ；C.Conybeare，Paulinus Noster：Self and Symbol in the Letters of Paulinus of Nola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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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iricius，Letter 1.10，PL 13：1143；Trout，Paulinus of Nola ，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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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owes，Private Worship，Public Values，and Religious Change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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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Brown，Body and Society ，37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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