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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努斯的一个朋友可能真建了一座冠名教堂。他是我们在上一章遇到的潘马奇乌斯，396年，保利努斯称颂他通过宴请穷人而将宝藏放入天堂。他可能跟建立潘马奇乌斯冠名教堂（今圣乔凡尼保罗大教堂）的是同一人。这座教堂位于圆形大剧场上方通往西里欧山的斯考里路的半坡上，由一座房子改建而成；前廊由巨大的大理石柱子作支撑；基座上刻着首字母，说明石柱来自帝国仓库；墙上画的是《旧约》场景，配有解释的长诗；大门上的刻字表明了潘马奇乌斯这所改为教堂的房子如今的作用：仅大门的华美就足以“展现里面住着一位多么伟大的神”[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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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这个冠名教堂的创建人是保利努斯的朋友还是另一位潘马奇乌斯，罗马的消息都与诺拉的一样清晰。到4世纪末、5世纪初，在全城的教堂中都可以见到真正财富的足迹，这个变化几乎没有被载入任何书面文献，而它很可能是罗马基督教兴起中最具决定性的一步。富人们决定将他们的钱放到基督教堂，但是，这对于基督教团体的组织又意味着什么呢？这些富人又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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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冠名教堂，学界的主导观点是由研究基督教罗马的伟大史学家查理·皮特里提出的。他认为冠名教堂的财富来自平信徒永久性的基金，每一座教堂都基于最初的平信徒捐赠，各有自己的资金来源。其结果是，罗马冠名教堂不像现代集中管理的教区治下的堂区教堂那样直接隶属主教，它们更像中世纪的弥撒堂，或现代与之对应的、收受捐赠从而资金充裕的牛津、剑桥的学院。[18] 按皮特里的观点，我们可以想象，每一座冠名教堂的暗处都站着一众平信徒。我们可以认为，古代庇护的观念和对城市赞助者有权处理自己赠款的尊重，催生了对捐赠者的忠诚，这确保了这些教堂享有在罗马主教治下程度罕见的独立性。我们可以想象，在罗马主教和新冠名教堂的司铎与庇护人之间，总少不了“种种关系紧张的秘闻”[19] 。对研究基督教罗马的现代史学家来说，揭开这些平信徒庇护人的面纱独具乐趣。许多学者断言，在城市教会斗争以及专属各个教会的传说的形成过程中，可以见到罗马敌对家族之手在发挥作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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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学者与皮特里的分歧也恰恰在于冠名教堂享有的自主程度。朱莉娅·希尔娜反对维护捐赠者及其家族利益的永久性基金的存在，其论据很有说服力。她指出，这种基金在罗马社会实属罕见，对一个家族而言，通过长期的基金来维护其利益，麻烦要多过它的价值。城市的捐赠者更喜欢通过单笔、一次性的捐赠而为人所知，这类捐赠可以即刻收获荣耀，因此，捐赠者的家庭不需要被想象成永久地出现在他们捐建的冠名教堂中。该让人记住的，已附在冠名教堂的名字中：那与众不同的献礼，是这座教堂成为可能的根本原因。在纷乱的4世纪晚期，许多基督徒家庭势均力敌，互相竞争。修建新教堂并捐款供养是颇为轰动的事件，可以收获相当的荣耀。不需要将某地的教会世世代代绑缚在某个临近的家族上。[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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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学术讨论中，最重大的未知是捐赠者究竟是谁。要判断平信徒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担任所建教堂的独立庇护人，有赖于我们对其资源与社会地位的了解，这是我们不确知的。为此，让我们看看4世纪罗马居民的社会结构，以便弄清楚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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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与新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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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皮特里以一人之力阐明，罗马教会史中从达马苏斯任教宗（366～384）开始的那个阶段简直就是“第二次建教”。[22] 凭借博学和可靠的历史直觉，皮特里将罗马普通教堂的财富流入与虔诚的平信徒贵族——而不是主教和他的教士们——的活动联系起来。用皮特里的话说，4世纪晚期与5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贵族济世——为了罗马基督教会的利益，为了继续他们由来已久的古典行善济世传统——的黄金时期。[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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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皮特里自己提出警示：“不可让‘贵族’一词欺骗我们。”[24] “贵族”在4世纪的罗马有多重含义。并非所有罗马贵族都如西玛库斯寄望的那样，他们也不像现代学者想象的那样（据西玛库斯的观点）。我们若只着眼于罗马贵族中最显赫的少数，便会将他们生活的繁华都市变成异常刻板、令人窒息的地方。这可不是4世纪罗马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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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基督徒富人都跻身贵族的核心圈子。恰恰相反，除了极少数，其他都是“新”人。无论在社会层面还是文化层面上，掌管罗马的并不仅仅是那些声称管控着这座城市的大贵族世家。罗马作为一个整体，是后君士坦丁时期社会的缩影。很大一部分富有的居民是贵族，但并非西玛库斯坚持的排他意义上的贵族。他们通常是政府公职人员，靠俸禄为生；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自公开的帝国品位制，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在波尔多或提姆嘉德行省任职的兄弟无异；[25] 他们不像西玛库斯及其同僚，在城里拥有异常显赫的地位和压倒性的经济优势，但是他们在那里，顶着令人垂涎的“最著名的人”的头衔。我们发现早在君士坦丁统治时期，就有来自外省的资历尚浅的元老们把名字刻在圆形大剧场的座椅上。[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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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聚集在以西玛库斯和佩托尼乌斯·普罗布斯这些罗马城的贵族为顶峰的社会金字塔的中间坡地。众所周知，要精准地确定这些团体的财富与社会状况非常困难，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看不见的阶级。但是，近来的考古发现使我们把握他们的财富与眼界要更容易些。考古显示，4世纪的罗马城小宅邸遍布，它们不像贵族的豪宅那么宏伟，这些宅邸常常硬是在拥挤的城市中找到一席之地，它们没有真正的贵族府邸中的大花园或广场般的庭院，却也在其主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炫耀着象征财富与地位的种种标志物。房子有其华彩，它们都外饰彩色大理石，但是大理石与大理石之间差距很大，它们缺乏真正的贵族宅邸所独具的广阔空间，不得不用单个拱形客厅的富丽堂皇来弥补。[27] 至少在四处，这种房子的客厅与庭院最后成了基督教堂，因为在这个拥挤的城市中，房产是富人可以献给罗马教会的极为珍贵的礼物。[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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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聚众滋事的“罗马人民”与自认为“全人类中最尊贵的”骄傲的核心贵族之间，罗马的新富给这个城市的社会肌理增加了又一个潜在的不可测因子。他们让我们想到共和国最后几个世纪中，在罗马和意大利的那些痴迷奢侈品的阶级与希腊东部生活高雅的阶级。用安德鲁·瓦莱士·哈锥尔的话来说（在他命名贴切的《罗马的文化革命》一书中）：“奢侈品……开始盛行……在一个存在扩张、瞬息万变的环境中，新钱与新的社会团体角逐着，竞相获取名望。”[29] 倘若用捐建或装饰教堂赞助活生生的文化人，以及用热切地参与神学辩论替代“奢侈品”，那么我们或许可以略微理解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着4世纪的许多罗马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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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见，基督教的一个特点是，它可以在社会阶层中下探，从而吸纳“元老贵族之下的富有的城市阶级”[30] 。就像朱莉娅·希尔娜指出的（她在一篇令人耳目一新的文章中摆脱了只关注罗马上层贵族的社会学陈旧观念），这些阶层可能包括冠名教堂的司铎本身，甚至还有城市行会的上层成员。这些人对安德鲁·瓦莱士·哈锥尔所说的“亚奢侈品”感兴趣：“低端市场的仿制品毕竟可以在较低的基准面维持区分度。”[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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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发现罗马的情况是这样的：元老阶级的上层——诸如“最著名的人”贵妇维斯提娜和潘马奇乌斯（如果冠名教堂的捐建者与保利努斯的朋友确为同一个人）——在人数上远远不及一个更大也更开放的群体。后者既渴望从自己所在的群体中脱颖而出，又希望不同于社会上较他们地位低的基督徒。于是，他们将钱与精力献给了罗马教会，并且积极参与轰动性的基督教教义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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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地下墓穴的墓志铭与考古发现使我们可以追踪，这个独特的阶层是如何默默地聚拢在新宗教的周围的。在君士坦丁时期，富足的基督徒已经开始通过选用上好的大理石来雕筑石棺为自己树碑。这么做，跟远至不列颠的外省地主们为让自己的庄园不朽而用镶嵌画铺地如出一辙。石棺属于“亚奢侈品”的世界，约值15索里达。70具罗马出土的石棺显示其主人都拥有“名人”头衔，他们都是“元老”，但他们留下来的仅仅是名字。在这70人中，只有两位可以被称为“贵族”——曾是传统意义上的高官。[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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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石棺的发展与群聚在4世纪和5世纪早期呈现明显的弧线状。在4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片片抢眼的家族坟墓位于地下墓穴的通道中，而到了世纪末，家族陵园开始围着郊区的圣体龛而建，它们常常临近殉道士的坟地。这种选址意味着特权，直白地说，它们令所有人明白，圣地首先是富人的地盘。许多这样的陵墓和地下墓穴中的大型埋葬室都外挂色彩鲜艳的大理石，与城里的宅邸一样。[33] 我们得知，建这些坟墓的人中有些参与了帝国治理。多米提拉地下墓穴内令人赏心悦目的利奥纳骨室为利奥所有，他是城市税官——这一官职曾让时任罗马大区长官的西玛库斯备受困扰。[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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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在这些人之中，而不是在高踞罗马山顶的雄伟的贵族府邸中，寻找想象中的“贵族”捐赠人。他们是给予达马苏斯时期及其后的罗马教会以新的财富的最主要的人。因此，让我们先看看达马苏斯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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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城市对奢华生活的炫耀”：达马苏斯时期，366～3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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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久之前就已经意识到，达马苏斯是罗马教会发展中的一位关键人物。然而，要将他绘入罗马的社会版图依旧很难。他与贵族之间的关系仍旧很不明朗。达马苏斯很可能并不希望置身于贵族高层的庇护之下，相反，他寻求低层贵族的帮助，他找到了新近因君士坦丁体系而崭露头角的家族。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些人较之声称代表“真正”罗马的信仰多神教的核心贵族家庭更容易成为基督徒，还因为与不那么重要的贵族建立同盟为主教和他的教士们提供了机会，使他们可以在这个城市中保留属于自己的一点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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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值得强调。达马苏斯通常被演绎为游走在上层贵族间的殷勤谄媚者。他被当作以自命贵族而著称的人，人们喜欢这样的他。用安德烈·皮佳诺文雅的辞藻来说，达马苏斯是“追逐名利之人，热衷上流社会”：“安布罗斯因与政权抗争，而可比格雷戈里七世。而我们得把伟大的达马苏斯比作文艺复兴时的教宗。”[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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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4世纪的罗马大公教可以由一位像达马苏斯这样彬彬有礼、与难以相处的安布罗斯完全不同的人来代表，合乎现代人的口味。更何况，由达马苏斯开启教宗与贵族之间的天然同盟，这个想法实在是完美契合了关于罗马基督教化的成功叙事传统。人们常说，教宗们一帆风顺地迅速接管了罗马城；他们能做到这一点是通过迁就贵族和元老院的古老传统。我们喜欢想象高高在上的元老们与彬彬有礼的司铎们通过很绅士的社会渗透走到一起，如此一来，罗马最好的古典传统得以通过大公教会传递给未来的世代。想象元老院的罗马如此这般毫不费力地变身为教宗的罗马，是那样令人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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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令人愉悦的叙事几乎没有史料支持。达马苏斯自身也并非波吉亚，他是司铎之子，因服务罗马教会而得到晋升。当他建立自己的教堂（卢奇纳的圣达马苏斯教堂，位于战神广场，靠近文书院）时，他所做的只不过是扩建他父亲的房子，在两侧各加盖了一座中殿。他捐给教堂的银器总重才100磅，钱财为每年400索里达，其中部分来自40英里外小镇上的房产，部分来自旁边浴池的收入。这份捐赠足够充裕，但并不激动人心。[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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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达马苏斯在与身处高位的基督教贵族的关系中可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366年，他的当选遭到竞争对手乌尔奇努斯的反对，一次，双方的支持者在一座人头攒动的教堂中发生激烈冲突，致137人死亡。在他有生之年，这场饱受争议的选举带来的分裂一直持续着。丽塔·L.特斯塔独到地提出，他的对手乌尔奇努斯可能得到了贵族中特别顽固的一派的支持，其中部分贵族的身份高于其他大多数基督徒。366年之后，达马苏斯无心原谅那些帮助对手、使对抗旷日持久的高傲的贵族男女，他也不想欠下这次支持自己的人过多人情。[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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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马苏斯的兴趣并不是坊间传言的向罗马贵族屡屡示好，起决定作用的是他的能力。他将罗马教士们（以他自己为首）提升为有实权的第三等级，[38] 他代表了教士的选择，这毫不令人惊讶。切记，达马苏斯当上教宗时已是位老人。他生于300年，是司铎之子，其家族的记忆可追溯到君士坦丁之前的大迫害。他比安布罗斯早一代，比奥古斯丁和保利努斯足足年长半个世纪。他一辈子都供职教会，他的英雄是罗马的殉道士，而不是贵族。[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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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知道如何伸手接纳新富。我们前面遇到过小女孩普罗耶克塔。她做嫁妆的首饰盒（现大英博物馆藏品《埃斯奎诺首饰盒》的一部分，它得名自它的发现地——埃斯奎诺山上的一处豪宅）表明，她在为当新娘而做准备时，守护她的依然是维纳斯的神妙之美。普罗耶克塔去世时——可能是在他结婚仅仅几年后——收到了达马苏斯写的墓志铭。这是首感人的诗，说普罗耶克塔已然在天堂，仿佛是位圣徒，能够通过祷告给她仍在悲痛中的爱人送去安慰。[40] 我们窥见的这段上流社会的婚姻令人心酸，它留存的证据仅有一个陪嫁的银首饰盒和残存的墓地，但这场婚配本身很能说明问题。普罗耶克塔的父亲弗洛卢斯是成功的帝国官员，她嫁的图尔奇·泽孔德是古老贵族家庭的代表，对弗洛卢斯而言，女儿的婚姻是往上攀同盟，效果类似奥索尼乌斯与波尔多老贵族的联姻，达马苏斯偏爱这样的人。[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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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过世者为中心的家族虔敬，广泛存在于所有阶层的基督教团体中。达马苏斯正是向这样一个世界审慎地引荐了他自己、他的执事和司铎。为实现这个目的，他转向了覆盖郊区的亡者之城。他给罗马城外的地下墓穴装上巨大的大理石饰板，由书法大师以优雅的字体刻上用维吉尔体撰写的殉道士的故事。诗行紧凑，几乎带着符咒的力量。[42] 它们就是要看上去像罗马主教的“印鉴”，并由达马苏斯放在罗马城外在传统上由皇帝与贵族主导的宁静乡野中的各个墓地里。许多朝圣者都会读到这些墓刻，祭拜故人的罗马人也会读到。达马苏斯通过它们确保罗马主教在罗马城郊不会被遗忘。[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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