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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马苏斯写下这些诗句并不是因为他抱有幻想，认为可以凭借维吉尔体的诗句使强大的元老院多少能支持基督教事业（有古典倾向的现代学者钟爱这一观点）。他的目标明确得多，他旨在表达基督教团体的团结与独立身份。他们是“神圣子民”，“圣徒的会众”；是殉道士（不是皇帝，也不是贵族），他们在主教与教士的帮助下保持神圣。罗马基督徒共享这个不可分割的选民集体的荣耀，他们构成的就是罗马教会——世上最伟大城市的教会。达马苏斯是他们的领头人，罗马城本身又是帝国之首。不管有没有元老院或蔓延在他们教会周围的这个庞大的世俗之城，对达马苏斯和他的会众而言，成为这个世界之都中上帝拣选的团结为一体的神圣子民已经足够光荣。[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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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马苏斯这一基本上只关注自身的视角，打动了相当一部分罗马城民中的小贵族与新富。这里，我们遇到了研究4世纪最棘手的问题之一。人们认为，基督教会适合那些在帝国的管理中获得了社会经验、形成了相应世界观的人；教会提供了他们渴求的环境。让我们看看这是怎样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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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罗马基督徒的石棺上见到，仅具有“名人”品位的贵族们在决定喜好时，效仿的是宫廷和帝国军队，而不是元老院。我们不可小觑这一情况的长期累积带给人的影响。从罗马（和其他地方一样）的石棺上我们可以看出，用以表达基督徒礼敬的图像直接取自宫廷与军队。这些引自当代生活的话语清晰地聚焦在一个古老的意思上：基督徒是效力上主的战士，是他们的皇帝——基督的仆人。[45] 到了4世纪末，这些石棺上的帝国色彩变得愈加明显。3世纪多神教贵族的石棺表现他们与缪斯面对面地或站或坐，而4世纪的基督徒们则将已故者画得很小，并使他们向他们的基督皇帝鞠躬。这个姿势与廷臣们向皇帝鞠躬“致敬”并亲吻他高贵的紫袍褶边一模一样。[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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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贵族本身常常就来自帝国军队（军人或官吏），并靠为帝国服务获得财富与地位。他们希望尊敬的教士群体也具备帝国一样的等级制，于是教士们在相当于晚期罗马的“穿袍贵族”的小贵族们的默许下成了罗马的第三等级。神职人员与平信徒都想要一个反映他们所在社会的特征——等级化、奋发、忠诚——的宗教，它还不带教会外世界中的等级制通常会有的种种令人讨厌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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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愿意为这样的教会买单。当达马苏斯临终时，靠他们的捐赠而形成的资金实力已经让罗马最高层都注意到了。390年前后（即在记叙的事件发生后一代人的时间），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留下了生动的记录，述说366年达马苏斯有争议的当选是怎样破坏了城市的平静。他在末尾写下了令人难忘的评价。这样的暴行完全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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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这个城市对奢华生活的炫耀”，很自然，那些野心家为实现目的，会加入最激烈的争斗。一旦实现了“如当上了罗马主教”，他们肯定会从高贵的妇人那里获得丰厚的礼物；他们能坐马车，穿华丽的衣服，他们餐桌上的奢侈超过君王。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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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忘了，这段文字并没有写达马苏斯如何毫不费力地进入上流社会。然而远非如此。它把罗马主教当作了暴发户，这是一个忠于更古老的罗马价值观的作者的看法。对他而言，像达马苏斯那样的人是麻烦的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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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阿努斯表达了罗马真正的贵族的反应。他们越过他们高高在上的世界的边缘，俯瞰那些聚集在他们脚下的人之间毫无尊严的小争吵。来自下层贵族的新富之家与基督教教士们之间的结盟正在打造一个新罗马，罗马主教的财富与威望很大程度上来自这一结盟。一次，著名的多神教徒、罗马大区长官普雷提克塔图斯（西玛库斯的一位挚友）被达马苏斯游说，就主教建议他成为基督徒一事，他以妙语回应：“让我当罗马主教，我定当即刻成为基督徒。”[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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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只有多神教徒这么想，达马苏斯也将许多基督徒推到了一边。他们对他的看法跟阿米阿努斯差不多，他被教会内的敌对派谴责为“贵妇的掏耳郎”。但对罗马人而言，性方面的影射远不如金钱上的诋毁恶毒。达马苏斯是贵妇的掏耳工，他运用小小耳挖勺，以美容师的娴熟手法去除她们耳朵中的耵聍。在人们的想象中，罗马主教正是这样搜刮了基督徒富人的剩余财富。[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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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本身就有其光荣”：伪安布罗斯世界中的等级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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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马苏斯以那么强势而有争议的形象出现，以至于我们常常忘记他的主要功绩是确保了一群低调但坚定的人团结在一起支持他。这是罗马的教士。我们有幸可以看到达马苏斯时期这样一位教士的思想，他是个“顽固的、匿名的”作者，（自伊拉斯谟时起）被人多少有些轻蔑地称为“伪安布罗斯”——假冒的安布罗斯。他写了圣保罗《书信》的注疏和一套《〈新旧约〉答问》，在与平信徒提问者的持续对话中，这些作品为我们清晰呈现了一名受过良好教育的罗马教士的道德与社会见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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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正如索菲娅·林恩-洛克利夫在她新近的研究中指出的，伪安布罗斯是位彻头彻尾的君主主义者，[51] 强硬的中央集权是他的理想社会形式。他解释说，亚当必得单独受造，作为独特的符号象征、上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因此应该认识到，在这一个人身上，独一的上帝把单独统治的权威留了下来。这令魔鬼困惑不解。”[52] 皇帝（而不是基督教主教）继承了亚当作为人世间独一统治者的职能，在世上背负“上帝的形象”[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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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来说，罗马法在伪安布罗斯看来极为重要。这不是古典法，也不是被元老院当作罗马“自由”的一个方面保护起来的法律，这是罗马国家的独裁法。伪安布罗斯相信，没有了强有力的政府，取而代之的会是权势——超级富豪赤裸裸的豪夺与暴力。没有了帝国律法，“权柄必定不会被容忍，也断不会有自由”[54] 。当伪安布罗斯讨论保罗关于服从“有权柄的”教理时，他并没有考虑罪犯，他想到的是那些“因权势而犯下罪的人”。这些人认为他们可以规避法律，逃脱制裁，压迫穷人。（想想奥古斯丁的朋友阿里皮乌斯与有权势的腐败元老的故事。阿里皮乌斯拒绝了后者的要求，他当时是律师。他要是读到伪安布罗斯说“法律的作用是节制大人物的腐败行为”，肯定会相当高兴。）[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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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安布罗斯认为，等级既是必要的也是光荣的。宫里的军队如此，教士也一样；职务本身就赋予任职者以尊严：“职务本身就有其荣光……而且职务的荣誉令其承担者享有荣光。”[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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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伪安布罗斯以帝国官僚的模式来思考教会。他批评罗马执事们自命不凡，是因为他从他们这几位教士大军的领导身上看到了顶层官僚小集体的权势。他认为罗马执事们的权力纯粹来自罗马城的规模：它的滋长“源自罗马城之伟大”[57] 。他对罗马城的热忱溢于言表，这一热忱并不属于元老院的罗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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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伪安布罗斯这样的教士认真地为罗马服务，他们完全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难以驾驭、危机四伏的城市。跟西玛库斯一样，他们时刻细细留意世界上哪个地方发生了食物短缺与饥荒，因为这些短缺会直接影响罗马的食品供应。[58] 说到底，罗马教士们在每一次礼仪上祷告的正是每一个富足的罗马居民（包括西玛库斯）所希望的：“供应充足，赶走动荡，赶走骚乱，使公众欢乐恒盛。”[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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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受贵族欢迎……因其职位而神圣”：墓志铭中的罗马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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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方面，达马苏斯像安布罗斯。他为后来罗马基督教的建设奠定基础，设定路线，这路线如此稳固，以致其后的岁月不知不觉沿它而行。但这两人的行事方式截然不同，安布罗斯搭建了与米兰全体人民的纽带，而达马苏斯并没有向全体罗马人伸出橄榄枝。前文指出，在4世纪80年代，达马苏斯是老一辈的人，让全罗马皈依的想法超出了他的想象。他的主要诉求是团结的基督教会众。他只接触业已聚集在城市基督教会中的上帝的子民及他们的领导——罗马教士。他主要关注的是建设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影响力。最欢迎他的人是他的教士同僚，如伪安布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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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世纪晚期和5世纪早期的罗马墓刻上，我们可以看到像伪安布罗斯这样的教士。司铎与执事个人墓穴上的墓志铭显示，这一群人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打造属于自己的生活准则，他们无异于其他在罗马相互竞争的职业群体——律师、医生、官僚和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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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基本上是固定的一群人，他们接受社会秩序。我们关于冠名教堂圣克莱蒙的最早证据是一个奴隶的项圈，其上刻着代表基督的缩写：“若逃跑，抓我并还给克雷蒙斯上主之家的辅祭维克多。”[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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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教士们对罗马穷人的关照并不万分急切或哀怜。伪安布罗斯讲到了基督徒有义务帮助“出现在公众场合的贫困者”，但他不过是提出教会基金应定期给这些穷人提供衣食。相形之下，真正的光环给了“神圣的穷人”，他们是与他一样的人，他们是言行谨慎的教士与虔诚的收入不高的基督徒。他坚持富人不过是上帝派来充当这些人法律意义上的“监护人”，富人负责他们的财务保障。总之，他的《保罗书信》注疏经常引到“穷圣徒”，这无非是劝勉富人支持当地教士。[61] 有些司铎被赞许为“穷人的朋友”，但是，这个头衔也许不过是他们作为教士该有的职业形象，而并不代表“出现新的人道主义冲动”。[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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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应该加以强调。神职人员“爱穷人”是例行公事，这并不要求他们英雄般地跟赤贫者往来——这样的壮举保留给了极度虔诚的平信徒，诺拉的保利努斯的朋友潘马奇乌斯就是这样的人。396年，哲罗姆赞扬潘马奇乌斯和他的合作者——贵妇富丽娅，因为他俩亲手照料住在他们位于奥斯蒂亚港的慈善护理所中发着恶臭、生着病的穷人。这是对穷人的英雄式俯就，哲罗姆用《埃涅阿斯纪》第六卷的一行诗来描绘：那是笔直向下，入了阴间。[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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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哲罗姆致信的贵族庇护人是否真有这么做，但我们明确知道教士并不被要求有这般戏剧性的行为，他们要做的是较为一般的善举，举个例子：执事狄奥尼索斯依旧行医。狄奥尼修斯合乎高尚技艺（适合缙绅的手艺）的从业者身份，他“痛批卑鄙的所得……并且经常伸出慷慨的右手，通过帮助收入绵薄之人，培养怜悯之心”[64] 。狄奥尼索斯这样做不过是遵照了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所坚持的罗马领公薪的医生必须做的：“他们应该以可敬的态度心甘情愿为穷人服务，而不是可耻地只照看富人。”[65] 最终，狄奥尼索斯的技艺和善良的天性帮了他：410年，哥特人攻陷罗马，他被俘后因给他们当医生而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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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我们通过这个阶段或略晚一些的墓碑可以看出教士们的价值观。他们谨慎而骄傲，在上帝的军队服役；他们渴望表现得不依靠任何人。据说执事提格里达斯“很受贵族欢迎”（他可能是位成功的募捐者），但他的墓志铭明确说，他与贵族平起平坐，他是“因其职位而神圣”[66] 。司铎齐西尼乌斯则较为严肃：“满足于已有的，他对富人的豪宅不理不睬。”[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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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象，382年，当苍老的达马苏斯（已80岁有余）被恳请将自己的庇护扩展到一个彻底的局外人（前不久刚从东部来的达尔马提亚的司铎-修士——尤西比乌·热罗尼莫、我们所知的圣哲罗姆）时，这群人多么不安。哲罗姆极度博学，是新型苦行的狂热倡导者，性格执拗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者可以与之媲美。他很快表现出他可不是“对富人的豪宅不理不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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