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124721
1701124722
达马苏斯以那么强势而有争议的形象出现，以至于我们常常忘记他的主要功绩是确保了一群低调但坚定的人团结在一起支持他。这是罗马的教士。我们有幸可以看到达马苏斯时期这样一位教士的思想，他是个“顽固的、匿名的”作者，（自伊拉斯谟时起）被人多少有些轻蔑地称为“伪安布罗斯”——假冒的安布罗斯。他写了圣保罗《书信》的注疏和一套《〈新旧约〉答问》，在与平信徒提问者的持续对话中，这些作品为我们清晰呈现了一名受过良好教育的罗马教士的道德与社会见识。[50]
1701124723
1701124724
首先，正如索菲娅·林恩-洛克利夫在她新近的研究中指出的，伪安布罗斯是位彻头彻尾的君主主义者，[51] 强硬的中央集权是他的理想社会形式。他解释说，亚当必得单独受造，作为独特的符号象征、上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因此应该认识到，在这一个人身上，独一的上帝把单独统治的权威留了下来。这令魔鬼困惑不解。”[52] 皇帝（而不是基督教主教）继承了亚当作为人世间独一统治者的职能，在世上背负“上帝的形象”[53] 。
1701124725
1701124726
更进一步来说，罗马法在伪安布罗斯看来极为重要。这不是古典法，也不是被元老院当作罗马“自由”的一个方面保护起来的法律，这是罗马国家的独裁法。伪安布罗斯相信，没有了强有力的政府，取而代之的会是权势——超级富豪赤裸裸的豪夺与暴力。没有了帝国律法，“权柄必定不会被容忍，也断不会有自由”[54] 。当伪安布罗斯讨论保罗关于服从“有权柄的”教理时，他并没有考虑罪犯，他想到的是那些“因权势而犯下罪的人”。这些人认为他们可以规避法律，逃脱制裁，压迫穷人。（想想奥古斯丁的朋友阿里皮乌斯与有权势的腐败元老的故事。阿里皮乌斯拒绝了后者的要求，他当时是律师。他要是读到伪安布罗斯说“法律的作用是节制大人物的腐败行为”，肯定会相当高兴。）[55]
1701124727
1701124728
伪安布罗斯认为，等级既是必要的也是光荣的。宫里的军队如此，教士也一样；职务本身就赋予任职者以尊严：“职务本身就有其荣光……而且职务的荣誉令其承担者享有荣光。”[56]
1701124729
1701124730
总之，伪安布罗斯以帝国官僚的模式来思考教会。他批评罗马执事们自命不凡，是因为他从他们这几位教士大军的领导身上看到了顶层官僚小集体的权势。他认为罗马执事们的权力纯粹来自罗马城的规模：它的滋长“源自罗马城之伟大”[57] 。他对罗马城的热忱溢于言表，这一热忱并不属于元老院的罗马城。
1701124731
1701124732
像伪安布罗斯这样的教士认真地为罗马服务，他们完全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难以驾驭、危机四伏的城市。跟西玛库斯一样，他们时刻细细留意世界上哪个地方发生了食物短缺与饥荒，因为这些短缺会直接影响罗马的食品供应。[58] 说到底，罗马教士们在每一次礼仪上祷告的正是每一个富足的罗马居民（包括西玛库斯）所希望的：“供应充足，赶走动荡，赶走骚乱，使公众欢乐恒盛。”[59]
1701124733
1701124734
“很受贵族欢迎……因其职位而神圣”：墓志铭中的罗马教士
1701124735
1701124736
在许多方面，达马苏斯像安布罗斯。他为后来罗马基督教的建设奠定基础，设定路线，这路线如此稳固，以致其后的岁月不知不觉沿它而行。但这两人的行事方式截然不同，安布罗斯搭建了与米兰全体人民的纽带，而达马苏斯并没有向全体罗马人伸出橄榄枝。前文指出，在4世纪80年代，达马苏斯是老一辈的人，让全罗马皈依的想法超出了他的想象。他的主要诉求是团结的基督教会众。他只接触业已聚集在城市基督教会中的上帝的子民及他们的领导——罗马教士。他主要关注的是建设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影响力。最欢迎他的人是他的教士同僚，如伪安布罗斯。
1701124737
1701124738
在4世纪晚期和5世纪早期的罗马墓刻上，我们可以看到像伪安布罗斯这样的教士。司铎与执事个人墓穴上的墓志铭显示，这一群人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打造属于自己的生活准则，他们无异于其他在罗马相互竞争的职业群体——律师、医生、官僚和士兵。
1701124739
1701124740
他们基本上是固定的一群人，他们接受社会秩序。我们关于冠名教堂圣克莱蒙的最早证据是一个奴隶的项圈，其上刻着代表基督的缩写：“若逃跑，抓我并还给克雷蒙斯上主之家的辅祭维克多。”[60]
1701124741
1701124742
值得注意的是，教士们对罗马穷人的关照并不万分急切或哀怜。伪安布罗斯讲到了基督徒有义务帮助“出现在公众场合的贫困者”，但他不过是提出教会基金应定期给这些穷人提供衣食。相形之下，真正的光环给了“神圣的穷人”，他们是与他一样的人，他们是言行谨慎的教士与虔诚的收入不高的基督徒。他坚持富人不过是上帝派来充当这些人法律意义上的“监护人”，富人负责他们的财务保障。总之，他的《保罗书信》注疏经常引到“穷圣徒”，这无非是劝勉富人支持当地教士。[61] 有些司铎被赞许为“穷人的朋友”，但是，这个头衔也许不过是他们作为教士该有的职业形象，而并不代表“出现新的人道主义冲动”。[62]
1701124743
1701124744
这一点应该加以强调。神职人员“爱穷人”是例行公事，这并不要求他们英雄般地跟赤贫者往来——这样的壮举保留给了极度虔诚的平信徒，诺拉的保利努斯的朋友潘马奇乌斯就是这样的人。396年，哲罗姆赞扬潘马奇乌斯和他的合作者——贵妇富丽娅，因为他俩亲手照料住在他们位于奥斯蒂亚港的慈善护理所中发着恶臭、生着病的穷人。这是对穷人的英雄式俯就，哲罗姆用《埃涅阿斯纪》第六卷的一行诗来描绘：那是笔直向下，入了阴间。[63]
1701124745
1701124746
我们不知道哲罗姆致信的贵族庇护人是否真有这么做，但我们明确知道教士并不被要求有这般戏剧性的行为，他们要做的是较为一般的善举，举个例子：执事狄奥尼索斯依旧行医。狄奥尼修斯合乎高尚技艺（适合缙绅的手艺）的从业者身份，他“痛批卑鄙的所得……并且经常伸出慷慨的右手，通过帮助收入绵薄之人，培养怜悯之心”[64] 。狄奥尼索斯这样做不过是遵照了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所坚持的罗马领公薪的医生必须做的：“他们应该以可敬的态度心甘情愿为穷人服务，而不是可耻地只照看富人。”[65] 最终，狄奥尼索斯的技艺和善良的天性帮了他：410年，哥特人攻陷罗马，他被俘后因给他们当医生而活了下来。
1701124747
1701124748
总体而言，我们通过这个阶段或略晚一些的墓碑可以看出教士们的价值观。他们谨慎而骄傲，在上帝的军队服役；他们渴望表现得不依靠任何人。据说执事提格里达斯“很受贵族欢迎”（他可能是位成功的募捐者），但他的墓志铭明确说，他与贵族平起平坐，他是“因其职位而神圣”[66] 。司铎齐西尼乌斯则较为严肃：“满足于已有的，他对富人的豪宅不理不睬。”[67]
1701124749
1701124750
可以想象，382年，当苍老的达马苏斯（已80岁有余）被恳请将自己的庇护扩展到一个彻底的局外人（前不久刚从东部来的达尔马提亚的司铎-修士——尤西比乌·热罗尼莫、我们所知的圣哲罗姆）时，这群人多么不安。哲罗姆极度博学，是新型苦行的狂热倡导者，性格执拗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者可以与之媲美。他很快表现出他可不是“对富人的豪宅不理不睬”的人。
1701124751
1701124752
[1] Ammianus Marcellinus，Res gestae 16.10.13-17 提到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第一次进入罗马城时的情形。我希望读者已经可以想象穿行在4世纪的罗马城中，就像黛安·法夫罗提供了奥古斯丁时期的罗马城的景象：D. Favro，The Urban Image of Augustan Rom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255-79。最好的介绍仍然是R. Krautheimer，Rome：Profile of a City ，312-1408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
1701124753
1701124754
[2] Strabo，Geography 3.5.8.
1701124755
1701124756
[3] J.Hillner，“Domus ，Family，and Inheritance：The Senatorial Family House in Late Antique Rom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93 （2003）：129-45.
1701124757
1701124758
[4] L.Spera，Il paesaggio suburbano di Roma dall’antichità al medioevo：Il comprensorio tra le vie Latina e Ardeatina dalle Mura Aureliane al III miglio （Rome：Bretschneider，1999），439-42.
1701124759
1701124760
[5] 尤其参见 E. Champlin，“The Suburbium of Rome，” American Journal of Ancient History 7 （1982）：97-117；N. Purcell，“Tomb and Suburb，” in Römische Gräberstrasse：Selbstdarstellung，Status，Standard ，ed. H. von Hesberg and P. Zanker，Bayer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Philologisch-historische Klasse/Abhandlungen，NF 96 （Munich：Bayer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987），25-41；Suburbium：Il suburbio di Roma dalla crisi del sistema delle ville a Gregorio Magno ，ed. P. Pergola，R. Santangeli Valenzani，and R. Volpe，Collectio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311 （Rome：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2003）。
1701124761
1701124762
[6] W.Scheidel，“Germs for Rome，” in Rome the Cosmopolis ，ed. C.Edwards and G. Woolf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159-76 at p. 159.
1701124763
1701124764
[7] Jerome，Letter 43.3，ed. I. Hilberg，CSEL 54.1 （Vienna：Ö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996），320. 这章与下一章中所有引自哲罗姆书信的文字，卷名与页码都取自这个版本。
1701124765
1701124766
[8] Curran，Pagan City and Christian Capital ，116-36；Lizzi Testa，Senatori，popolo，papi ，105-25.
1701124767
1701124768
[9] C.Pietri，Roma Christiana：Recherches sur l’Église de Rome，son organisation，sa politique，son idéologie de Miltiade à Sixte III（311-440） ，Bibliothèque des Écoles françaises de d’Athènes et de Rome 224 （Rome：Palais Farnèse，1976），3-17，77-82；R.Krautheimer，Rome ，3-31；以及同一作者的Three Christian Capitals：Topography and Politic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7-40。
1701124769
1701124770
[10] Curran，Pagan City and Christian Capital ，90-114；E.D. Hunt，“Imperial Building at Rome：The Role of Constantine，” in Bread and Circuses ，57-76. 新的研究参见 R. R. Holloway，Constantineand Rome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04），105-24；以及Bowes，Private Worship，Public Values and Religious Change ，85-87。
[
上一页 ]
[ :1.70112472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