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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聚众滋事的“罗马人民”与自认为“全人类中最尊贵的”骄傲的核心贵族之间，罗马的新富给这个城市的社会肌理增加了又一个潜在的不可测因子。他们让我们想到共和国最后几个世纪中，在罗马和意大利的那些痴迷奢侈品的阶级与希腊东部生活高雅的阶级。用安德鲁·瓦莱士·哈锥尔的话来说（在他命名贴切的《罗马的文化革命》一书中）：“奢侈品……开始盛行……在一个存在扩张、瞬息万变的环境中，新钱与新的社会团体角逐着，竞相获取名望。”[29] 倘若用捐建或装饰教堂赞助活生生的文化人，以及用热切地参与神学辩论替代“奢侈品”，那么我们或许可以略微理解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着4世纪的许多罗马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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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见，基督教的一个特点是，它可以在社会阶层中下探，从而吸纳“元老贵族之下的富有的城市阶级”[30] 。就像朱莉娅·希尔娜指出的（她在一篇令人耳目一新的文章中摆脱了只关注罗马上层贵族的社会学陈旧观念），这些阶层可能包括冠名教堂的司铎本身，甚至还有城市行会的上层成员。这些人对安德鲁·瓦莱士·哈锥尔所说的“亚奢侈品”感兴趣：“低端市场的仿制品毕竟可以在较低的基准面维持区分度。”[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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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发现罗马的情况是这样的：元老阶级的上层——诸如“最著名的人”贵妇维斯提娜和潘马奇乌斯（如果冠名教堂的捐建者与保利努斯的朋友确为同一个人）——在人数上远远不及一个更大也更开放的群体。后者既渴望从自己所在的群体中脱颖而出，又希望不同于社会上较他们地位低的基督徒。于是，他们将钱与精力献给了罗马教会，并且积极参与轰动性的基督教教义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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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地下墓穴的墓志铭与考古发现使我们可以追踪，这个独特的阶层是如何默默地聚拢在新宗教的周围的。在君士坦丁时期，富足的基督徒已经开始通过选用上好的大理石来雕筑石棺为自己树碑。这么做，跟远至不列颠的外省地主们为让自己的庄园不朽而用镶嵌画铺地如出一辙。石棺属于“亚奢侈品”的世界，约值15索里达。70具罗马出土的石棺显示其主人都拥有“名人”头衔，他们都是“元老”，但他们留下来的仅仅是名字。在这70人中，只有两位可以被称为“贵族”——曾是传统意义上的高官。[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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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石棺的发展与群聚在4世纪和5世纪早期呈现明显的弧线状。在4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片片抢眼的家族坟墓位于地下墓穴的通道中，而到了世纪末，家族陵园开始围着郊区的圣体龛而建，它们常常临近殉道士的坟地。这种选址意味着特权，直白地说，它们令所有人明白，圣地首先是富人的地盘。许多这样的陵墓和地下墓穴中的大型埋葬室都外挂色彩鲜艳的大理石，与城里的宅邸一样。[33] 我们得知，建这些坟墓的人中有些参与了帝国治理。多米提拉地下墓穴内令人赏心悦目的利奥纳骨室为利奥所有，他是城市税官——这一官职曾让时任罗马大区长官的西玛库斯备受困扰。[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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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在这些人之中，而不是在高踞罗马山顶的雄伟的贵族府邸中，寻找想象中的“贵族”捐赠人。他们是给予达马苏斯时期及其后的罗马教会以新的财富的最主要的人。因此，让我们先看看达马苏斯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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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城市对奢华生活的炫耀”：达马苏斯时期，366～3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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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久之前就已经意识到，达马苏斯是罗马教会发展中的一位关键人物。然而，要将他绘入罗马的社会版图依旧很难。他与贵族之间的关系仍旧很不明朗。达马苏斯很可能并不希望置身于贵族高层的庇护之下，相反，他寻求低层贵族的帮助，他找到了新近因君士坦丁体系而崭露头角的家族。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些人较之声称代表“真正”罗马的信仰多神教的核心贵族家庭更容易成为基督徒，还因为与不那么重要的贵族建立同盟为主教和他的教士们提供了机会，使他们可以在这个城市中保留属于自己的一点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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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值得强调。达马苏斯通常被演绎为游走在上层贵族间的殷勤谄媚者。他被当作以自命贵族而著称的人，人们喜欢这样的他。用安德烈·皮佳诺文雅的辞藻来说，达马苏斯是“追逐名利之人，热衷上流社会”：“安布罗斯因与政权抗争，而可比格雷戈里七世。而我们得把伟大的达马苏斯比作文艺复兴时的教宗。”[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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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4世纪的罗马大公教可以由一位像达马苏斯这样彬彬有礼、与难以相处的安布罗斯完全不同的人来代表，合乎现代人的口味。更何况，由达马苏斯开启教宗与贵族之间的天然同盟，这个想法实在是完美契合了关于罗马基督教化的成功叙事传统。人们常说，教宗们一帆风顺地迅速接管了罗马城；他们能做到这一点是通过迁就贵族和元老院的古老传统。我们喜欢想象高高在上的元老们与彬彬有礼的司铎们通过很绅士的社会渗透走到一起，如此一来，罗马最好的古典传统得以通过大公教会传递给未来的世代。想象元老院的罗马如此这般毫不费力地变身为教宗的罗马，是那样令人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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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令人愉悦的叙事几乎没有史料支持。达马苏斯自身也并非波吉亚，他是司铎之子，因服务罗马教会而得到晋升。当他建立自己的教堂（卢奇纳的圣达马苏斯教堂，位于战神广场，靠近文书院）时，他所做的只不过是扩建他父亲的房子，在两侧各加盖了一座中殿。他捐给教堂的银器总重才100磅，钱财为每年400索里达，其中部分来自40英里外小镇上的房产，部分来自旁边浴池的收入。这份捐赠足够充裕，但并不激动人心。[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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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达马苏斯在与身处高位的基督教贵族的关系中可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366年，他的当选遭到竞争对手乌尔奇努斯的反对，一次，双方的支持者在一座人头攒动的教堂中发生激烈冲突，致137人死亡。在他有生之年，这场饱受争议的选举带来的分裂一直持续着。丽塔·L.特斯塔独到地提出，他的对手乌尔奇努斯可能得到了贵族中特别顽固的一派的支持，其中部分贵族的身份高于其他大多数基督徒。366年之后，达马苏斯无心原谅那些帮助对手、使对抗旷日持久的高傲的贵族男女，他也不想欠下这次支持自己的人过多人情。[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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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马苏斯的兴趣并不是坊间传言的向罗马贵族屡屡示好，起决定作用的是他的能力。他将罗马教士们（以他自己为首）提升为有实权的第三等级，[38] 他代表了教士的选择，这毫不令人惊讶。切记，达马苏斯当上教宗时已是位老人。他生于300年，是司铎之子，其家族的记忆可追溯到君士坦丁之前的大迫害。他比安布罗斯早一代，比奥古斯丁和保利努斯足足年长半个世纪。他一辈子都供职教会，他的英雄是罗马的殉道士，而不是贵族。[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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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知道如何伸手接纳新富。我们前面遇到过小女孩普罗耶克塔。她做嫁妆的首饰盒（现大英博物馆藏品《埃斯奎诺首饰盒》的一部分，它得名自它的发现地——埃斯奎诺山上的一处豪宅）表明，她在为当新娘而做准备时，守护她的依然是维纳斯的神妙之美。普罗耶克塔去世时——可能是在他结婚仅仅几年后——收到了达马苏斯写的墓志铭。这是首感人的诗，说普罗耶克塔已然在天堂，仿佛是位圣徒，能够通过祷告给她仍在悲痛中的爱人送去安慰。[40] 我们窥见的这段上流社会的婚姻令人心酸，它留存的证据仅有一个陪嫁的银首饰盒和残存的墓地，但这场婚配本身很能说明问题。普罗耶克塔的父亲弗洛卢斯是成功的帝国官员，她嫁的图尔奇·泽孔德是古老贵族家庭的代表，对弗洛卢斯而言，女儿的婚姻是往上攀同盟，效果类似奥索尼乌斯与波尔多老贵族的联姻，达马苏斯偏爱这样的人。[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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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过世者为中心的家族虔敬，广泛存在于所有阶层的基督教团体中。达马苏斯正是向这样一个世界审慎地引荐了他自己、他的执事和司铎。为实现这个目的，他转向了覆盖郊区的亡者之城。他给罗马城外的地下墓穴装上巨大的大理石饰板，由书法大师以优雅的字体刻上用维吉尔体撰写的殉道士的故事。诗行紧凑，几乎带着符咒的力量。[42] 它们就是要看上去像罗马主教的“印鉴”，并由达马苏斯放在罗马城外在传统上由皇帝与贵族主导的宁静乡野中的各个墓地里。许多朝圣者都会读到这些墓刻，祭拜故人的罗马人也会读到。达马苏斯通过它们确保罗马主教在罗马城郊不会被遗忘。[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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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马苏斯写下这些诗句并不是因为他抱有幻想，认为可以凭借维吉尔体的诗句使强大的元老院多少能支持基督教事业（有古典倾向的现代学者钟爱这一观点）。他的目标明确得多，他旨在表达基督教团体的团结与独立身份。他们是“神圣子民”，“圣徒的会众”；是殉道士（不是皇帝，也不是贵族），他们在主教与教士的帮助下保持神圣。罗马基督徒共享这个不可分割的选民集体的荣耀，他们构成的就是罗马教会——世上最伟大城市的教会。达马苏斯是他们的领头人，罗马城本身又是帝国之首。不管有没有元老院或蔓延在他们教会周围的这个庞大的世俗之城，对达马苏斯和他的会众而言，成为这个世界之都中上帝拣选的团结为一体的神圣子民已经足够光荣。[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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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马苏斯这一基本上只关注自身的视角，打动了相当一部分罗马城民中的小贵族与新富。这里，我们遇到了研究4世纪最棘手的问题之一。人们认为，基督教会适合那些在帝国的管理中获得了社会经验、形成了相应世界观的人；教会提供了他们渴求的环境。让我们看看这是怎样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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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罗马基督徒的石棺上见到，仅具有“名人”品位的贵族们在决定喜好时，效仿的是宫廷和帝国军队，而不是元老院。我们不可小觑这一情况的长期累积带给人的影响。从罗马（和其他地方一样）的石棺上我们可以看出，用以表达基督徒礼敬的图像直接取自宫廷与军队。这些引自当代生活的话语清晰地聚焦在一个古老的意思上：基督徒是效力上主的战士，是他们的皇帝——基督的仆人。[45] 到了4世纪末，这些石棺上的帝国色彩变得愈加明显。3世纪多神教贵族的石棺表现他们与缪斯面对面地或站或坐，而4世纪的基督徒们则将已故者画得很小，并使他们向他们的基督皇帝鞠躬。这个姿势与廷臣们向皇帝鞠躬“致敬”并亲吻他高贵的紫袍褶边一模一样。[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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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贵族本身常常就来自帝国军队（军人或官吏），并靠为帝国服务获得财富与地位。他们希望尊敬的教士群体也具备帝国一样的等级制，于是教士们在相当于晚期罗马的“穿袍贵族”的小贵族们的默许下成了罗马的第三等级。神职人员与平信徒都想要一个反映他们所在社会的特征——等级化、奋发、忠诚——的宗教，它还不带教会外世界中的等级制通常会有的种种令人讨厌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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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愿意为这样的教会买单。当达马苏斯临终时，靠他们的捐赠而形成的资金实力已经让罗马最高层都注意到了。390年前后（即在记叙的事件发生后一代人的时间），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留下了生动的记录，述说366年达马苏斯有争议的当选是怎样破坏了城市的平静。他在末尾写下了令人难忘的评价。这样的暴行完全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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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这个城市对奢华生活的炫耀”，很自然，那些野心家为实现目的，会加入最激烈的争斗。一旦实现了“如当上了罗马主教”，他们肯定会从高贵的妇人那里获得丰厚的礼物；他们能坐马车，穿华丽的衣服，他们餐桌上的奢侈超过君王。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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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忘了，这段文字并没有写达马苏斯如何毫不费力地进入上流社会。然而远非如此。它把罗马主教当作了暴发户，这是一个忠于更古老的罗马价值观的作者的看法。对他而言，像达马苏斯那样的人是麻烦的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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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阿努斯表达了罗马真正的贵族的反应。他们越过他们高高在上的世界的边缘，俯瞰那些聚集在他们脚下的人之间毫无尊严的小争吵。来自下层贵族的新富之家与基督教教士们之间的结盟正在打造一个新罗马，罗马主教的财富与威望很大程度上来自这一结盟。一次，著名的多神教徒、罗马大区长官普雷提克塔图斯（西玛库斯的一位挚友）被达马苏斯游说，就主教建议他成为基督徒一事，他以妙语回应：“让我当罗马主教，我定当即刻成为基督徒。”[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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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只有多神教徒这么想，达马苏斯也将许多基督徒推到了一边。他们对他的看法跟阿米阿努斯差不多，他被教会内的敌对派谴责为“贵妇的掏耳郎”。但对罗马人而言，性方面的影射远不如金钱上的诋毁恶毒。达马苏斯是贵妇的掏耳工，他运用小小耳挖勺，以美容师的娴熟手法去除她们耳朵中的耵聍。在人们的想象中，罗马主教正是这样搜刮了基督徒富人的剩余财富。[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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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本身就有其光荣”：伪安布罗斯世界中的等级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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