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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维尼安走得太远，他立刻受到教士们的谴责。他们正开始实行独身，将之作为他们在基督教团体中地位高于他人的标志。西利修与安布罗斯联手反对他。在神圣子民中，教士一心要比其他所有人更为神圣。尽管约维尼安没有能够获得教士在意见上的支持，但他已经触及要害。一旦允许在基督教团体内部基于“弃绝性生活”这一简单原则产生一群精英，那么钱就会追随他们而去。习惯上用于“善工”的钱，包括给穷人的和捐给教会的，会转而支持这个受人尊敬的独立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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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危险真实存在。摩尼教选民原本的社会地位通常不高，而克己抬升了他们的地位。他们开销极低，一般富足的听者们（如奥古斯丁还是年轻教师时）给的供养就足以支持他们。但是罗马基督教团体内部可能的选民（寡妇和贞女）却并非如此，她们这个群体包括一些全帝国最富的女性，她们不接受捐款，她们捐钱，她们的钱会给谁，没人能知道。梅兰尼娅与保拉的例子以及儒菲努斯与哲罗姆的职业生涯都显示，那些钱可能会远渡重洋——可能并不用于支持地方教会，而是用于资助自由职业的博学者之间的积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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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4世纪90年代依然是个平静的时期。我们这些知道蛮族入侵即将开始的人，会轻易忘记在这段岁月中意大利曾经是何等平静。在罗马，仅凭特大城市的“伟大”就可以让潜在的敌对派别共存而不发生危机。但在和平时期，重要变化业已产生。在许多方面，哲罗姆与他的敌人之间生动的交流有误导作用，它们会掩盖声音较小却更具决定性的种种发展。让我们在结尾处点明其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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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达马苏斯为榜样，罗马教士缓慢而坚决地巩固了他们在这座城市第三等级的地位。与此同时，上层贵族与教士走得更近了。作为罗马主教，西利修（385年他驱逐了哲罗姆）因在内战期间保护前来教会避难的贵族而获得美誉。尽管这些贵族及其家族与篡位者有牵连（先是388年与马克西穆斯，接着在394年与尤金尼乌斯），但只要愿意成为基督徒，经由西利修居间调停，他们都获得了狄奥多西一世的宽恕。[41] （即使西玛库斯因为曾在颂文中赞扬马克西穆斯而被深深卷入篡位事件，他也曾向一座基督教教堂寻求庇护，但是，他一如既往地狡猾，确保自己一定不会逃入罗马主教的教堂，而是向独立的诺瓦蒂安派的分裂教会寻求庇护。[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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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决定意义的是，显赫的基督教家庭对本地基督教团体的事务有了更直接的兴趣。这种变化，我们可以从阿尼齐家族的例子看出。这个家族的首领佩托尼乌斯·普罗布斯是基督徒，早已为人所知。如我们所见，390年前后，他被安葬在梵蒂冈山上毗邻圣彼得教堂后殿的宏伟的陵园里。他尽可能躺得离这位圣人的墓更近些，[43] 儿子们为纪念他而立的雕像甚至可以矗立在旁，[44] 但是普罗布斯并没有独享这块地方。圣彼得教堂后殿周围聚集了大量地位较低的官僚贵族成员的墓，它们的出现凸显出，即使在这个特权位置，基督教丧葬还保留着相对开放性。[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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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普罗布斯与他的后人所希望的。将陵墓设在一个共同礼拜的地方，保证了普罗布斯将停留在公众的视野内。普罗布斯并没有像许多贵族那样，被安葬在郊区庄园的私人领地。他的陵墓及其周围的雕像耸立在一堆坟墓之中，并且在一个基督徒会大批聚集的地方，它一直是个重要的纪念地，文艺复兴时期，这座坟墓以普罗布斯神庙而为人所知。1452年，工人打开雄伟的大理石棺时，发现内有残余的金丝。普罗布斯至死仍然是个显贵，下葬时身着沉甸甸的金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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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普罗布斯自己是直到临终才接受洗礼的。他属于更早的一代，仍然为君士坦丁宫中确立的习惯所主导。重要人物庇护基督教，但并不一定参与地方教会生活，在保留这种距离这方面，他们以皇帝为榜样。尽管人们称颂君士坦丁是最早的基督徒皇帝，但他从未在皇宫之外的任何教堂出现过。直到337年他去世之后，皇帝们才开始在公开场合出席教会礼拜。[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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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世纪末和5世纪初，上层贵族与地方教会的距离缩小了。这个变化我们可以从小细节处见到。408年，阿尼齐家族另一支的成员阿尼齐亚·A.巴苏斯当上了执政官。他荣任执政官似乎是在非洲（在那里，阿尼齐家族拥有巨大的庄园）庆祝的，现场有一件陶制饰板——可能是一个盒盖，上面有一名执政官，左右分立圣彼得和圣保罗。它前所未有地将执政官职务的市政传统的神秘性与罗马基督教团体崇敬的两位庇佑圣徒的神秘性结合在一起。这标志着新的起点。[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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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显示，哲罗姆已经有点过时了。他前往游说的团体没有以前有影响力，他们属于较下层的贵族。现在他们面临着被像阿尼齐这样的超级富豪家族超越的危险。他们的优势建立在诉诸“真正的”尊贵的基础之上，来自求知活动与更高的精神力量，像哲罗姆与儒菲努斯竭力劝他们去做的那样。这种优势还能保持多久？他们面临被基督教富豪淹没的危险，而后者与他们没有共同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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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的基督徒中沉默的大多数团结在教士周围，支持大家的是组织有序、不容分割的“神圣子民”的成员的理想。这个理想可以追溯到达马苏斯时期，他们乐见自己的钱在罗马教会中起作用。除了可能的潘马奇乌斯，4世纪末、5世纪初建造冠名教堂之风的兴起，似乎与哲罗姆和儒菲努斯通信圈的相关人等没多大关系，甚至是完全无关。就教会生活而言，与这种伴随宏伟建筑的、蜂拥而至的财富相比，玛尔切拉、保拉、梅兰尼娅等人的小小的学习团体显得愈加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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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罗马基督徒中仍然决心保留自己的求知雄心的人不在少数。正如他们的先祖曾追随多神教智者，他们通过追随哲罗姆或儒菲努斯这样的导师继续探求，要为精神的高贵添砖加瓦。他们受过良好教育、坚忍不拔，不像贵族核心集团因审慎的循规蹈矩而麻木，他们是风暴的中心，在这里可以轻易掀起新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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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在这里，时代也已经不同。正如我们所见（在哲罗姆与儒菲努斯之间的奥利金主义之争中），这种团体的相互积怨一度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但在403年之后，随着哥特人对意大利的劫掠增多，政治情况急剧恶化，少数几个苦行狂热分子一意孤行的行为也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如果这些头脑发热的人来自贵族的上层，就更是如此。这发生在406年后，那时，小梅兰尼娅与皮尼亚努斯——两个都是超级富豪中的真正成员——决定变卖他们数量庞大的祖产，如同十年前保利努斯所做的那样。但是现在是他们在阿拉里克率西哥特人进逼罗马、危机日益严峻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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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危险的是，真正的贵族可能最终会亲自对基督教神学产生兴趣。他们庇护的人是否总能不惹麻烦，是个很大的未知数。390年前后，来自不列颠的修士伯拉纠到了罗马，他游走于上流社会。梅兰尼娅与儒菲努斯周围的圈子似乎很欢迎他，还为他提供了知识方面的弹药。[48] 他写了一封长信给诺拉的保利努斯，替自己的观点辩护。[49] 更值得注意的是，伯拉纠似乎得到了阿尼齐家族的尊敬。413年，他受邀写了一封勉励精神的书信，收信人不是别人，正是佩托尼乌斯·普罗布斯的孙女——想要成为教会贞女的德米提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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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奇怪。伯拉纠关于人性的观点在他行走于其间的罗马上流社会有现成的共鸣。这些观点带着强烈的贵族色彩和乐观主义精神。但是，410年西哥特人攻陷罗马城，这些观点被逃难到非洲的贵族带到迦太基，它们令迦太基的教士与希波的奥古斯丁倍感震惊。在那之前，两地都没有过多关注对方。罗马与非洲发展出了两种非常不同的基督教，各自关联着非常不一样的教会及独特的社会背景。这两地的知识界一直被地中海海水分隔。罗马基督教与非洲基督教存在种种差异，但人们迟迟没有意识到。现在，罗马来的逃难者来到迦太基，鱼贯而入，两种传统猛地被放在一起，产生了爆炸性效应。著名的伯拉纠派论争正是始于这个时刻。我们现在就转向一个双重危机，它伴随小梅兰尼娅和皮尼亚努斯放弃财产（406年前后）及伯拉纠派论争（411～414）拉开帷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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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orphyry，Life of Plotinu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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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Wrede，Senatorische Sarkophage Roms：Der Beitrag des Senatorenstandes zur römischen Kunst der höhen und späten Kaiserzeit ，Monumenta Artis Romanae 29 （Mainz：P.Zabern，2001），101；N.Denzey，The Bone Gatherers：The Lost Worlds of Early Christian Women （Boston：Beacon Press，2007），8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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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erome，Letter 36.11.1，54：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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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alladius，Lausiac History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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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Gerontius，Vita Melaniae Latina 33.1，ed. P. Laurence，Gérontius：La vie latine de sainte Mélanie （Jerusalem：Franciscan Printing Press，200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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