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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Pelagius，Letter to Demetrias 3.3，18B，Rees，p.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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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Pelagius，Letter to Demetrias 8.3，23C，Rees，p.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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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Pelagius，Letter to Demetrias 11.1，26D，Rees，p.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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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Augustine，Letter 18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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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Augustine，Letter 18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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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J.M. Salamito，Les virtuoses et la multitude：Aspects sociaux de la controverse entre Augustin et les pélagiens （Grenoble：Éditions Jérôme Millon，2005），2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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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Pelagius，Letter to Demetrias 22.2，38B，Rees，p.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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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Salamito，Les virtuoses et la multitude ，p.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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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Inscriptiones Christianae Urbis Romae ，n.s.，6，no. 15764. 现在参见 Bowes，Private Worship，Public Values，and Religious Change ，9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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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第19章 消灭富人：伯拉纠派对财富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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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意志之剑”：伯拉纠、习惯与财富的社会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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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拉纠的《致德米提雅斯书》是一份庆祝宣言，是为贵族的特别场合而作。它聚焦于年轻贞女德米提雅斯身上兼具的贵族出身与灵魂的“本性高贵”，回避了其家族的巨额财富问题。总而言之，在财富问题上，伯拉纠相当传统。作为给富裕学生写作的典型导师，他强调了摒弃财富，而非拥抱贫困。教师应该不屑于钱财。他的学生，如同圣保罗《书信》中提到的“圣人”，应该避免势利和对社会细微差异的不当关注。这是贵族反主流文化、哲学的伦理观，我们在古代晚期的研究中见到过许多这样的例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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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有个说法：伯拉纠在这一问题上的思想较之寻常观点更为激进。这就是习俗。伯拉纠服膺于意志的绝对自由，通过强调人类习俗对善事的累积性抵触，来解释人类在完成上帝的诫命时的困难。虽然没有惰性和消极本性能够限制意志，但是，当上帝指示去做善事的时候，拥有自由意志的基督徒会发现自己为自身经历——此前意志的自由行动所导致的坏习惯的逐渐累积——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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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难做善事，因为自孩提时代就开始做坏事的习惯持久地影响着我们，多年来逐渐败坏我们，并从此将我们约束起来……它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近乎本性的力量。舍此无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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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仅个人为他或她的经历所掌控，社会自身同样对反意志的坏习惯负有责任。整个社会在坏习惯的掌控之中。这些习俗是过去的个体有意堕落的无声累积。虽然如此，在面对社会习俗的力量时，伯拉纠保持着乐观态度。习俗并非不可克服。自由意志所创作的，也能由它消除。习惯外在于意志，就像在机械的运转部分形成的铁锈。伯拉纠想教导德米提雅斯如何去掉锈迹，恢复其本性做善事的自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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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习俗观富有极端含义。社会可能是不变的，但是这种不变性只是表面性的，是此前自由行为的结果。这些行为的结果很有可能是负面的；财富不必被视为社会不可改变的特征，相反，这不过是过去遗留的坏习惯而已。对于此类坏习惯，人可以凭借放弃行为摆脱它们。用《致德米提雅斯书》的话来说，伯拉纠试图让人们准备好“自由意志之剑”，以斩断与巨额财富之间的纽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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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拉纠并没有在作品中继续这一话题。但是，他的习俗观却为皮尼亚努斯和小梅兰尼娅这样具有超强意志的人士遣散遗产提供了神学合法性。这对年轻夫妇敢干的，就是伯拉纠派作家敢想的。他们的写作就是为了鼓励其他人效仿苦修式放弃财富的激进方式。财富是个坏习惯，它是无数贪婪的和暴力性自由行为的结果，放弃财富的自由行为将逆转这一邪恶进程，使财富像个大饼一样从富人身上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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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拉纠被一群通常远比他本人激进的追随者包围。其中许多人攀附于贵族，并为贵族主人写作。在真正的危机时刻，当公共灾难动摇所有财富的时候，他们呼吸着苦修运动那令人兴奋的气息。在放弃财富和自我放逐的极端场合，他们往往在场。当皮尼亚努斯和小梅兰尼娅从意大利先逃难到西西里，然后到非洲的时候，其随从中有伯拉纠的追随者。这些追随者被导师用独特的观念武装起来，其中的核心观念就是自由和习惯。他们愤怒地回顾正在消逝的富庶年代，罗马沦陷似乎标志着它的终结。财富只是意味着——它该被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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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恶中盛开的花朵”：伯拉纠派《论财富》和财富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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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社会思想的突出例子就是伯拉纠派匿名作品：《论财富》。它创作于408～414年，作者不详。在20世纪60年代它第一次被约翰·莫里斯介绍到英语学术界时，其作者被多少有些轻率地称为“西西里的不列颠人”。在莫里斯看来，作者是从不列颠迁徙到西西里的难民，他为的是逃避罗马军队从那里撤退所导致的社会动荡。与伯拉纠派的其他作品一道，《论财富》被视为在战火纷飞的不列颠流行的观念革命的一部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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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近年来安德烈亚斯·凯斯勒的经典性研究很大程度上移除了这一想象的背景。“西西里的不列颠人”变成了更为平凡的“匿名罗马人”。[6] 他并非来自大变革时期的不列颠，而是生长于罗马城和西西里的富庶之乡。凯斯勒指出，他对财产再分配并不感兴趣，施舍穷人尤非他所关心，他关注的是财富的性质以及放弃财富的迫切需要。他并没有期望重组整个晚期罗马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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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作品本身的高调门则是不可否认的。基于意识形态立场，学者们对《论财富》的反应相当不同。约翰·莫里斯认为：“无论如何，其直率的观点是属于社会主义的。”[7] 乔治·德·普林瓦尔（伯拉纠思想的严肃阐释者）就不那么肯定了。在他看来，这是“对教父关于财富思想的第一次系统性歪曲”[8] 。对让-玛丽·萨拉米妥而言，这部作品则是“冒失的苦修尝试”，与伯拉纠慎重主张的高贵性、灵魂出色的一致观迥然不同：这是社会思想的胡言乱语而非贡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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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判断似乎孤立了《论财富》。他们或者过度阐释，或者过于疏略。他们到其中寻找革命主张，乍看之下，发现它不过是一系列当时苦修文献中常见的口号，似乎就失望了。但是，我们应该在整个晚期罗马放弃财富的背景下来分析《论财富》，尚托·托斯卡纳新近的细致研究就是这么做的。托斯卡纳揭示，这篇作品具有将常见观点重新编排的非凡灵感，以及对当时世界的真切了解。[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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