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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为了达到极端目标来对常见观点进行的重新编排，赋予了《论财富》的作者高调门，这使他免于寂寂无闻。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是知名作家（如安布罗斯、奥古斯丁和诺拉的保利努斯），他们的生平和社会背景我们能够尝试探索。而在这里，我们碰到了不同的情形。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论财富》的作者的名字，我们只是粗略知道他写作的日期和他的出身背景。但是，我们知道《论财富》的作者精通辩论术；他全身心地投入放弃财富这个主题，浏览了古代世界基督徒和多神教徒通常对财富的各种不同态度（我们在前面章节中了解了个大概）；他发现，哪怕是最大胆的作者，他所能接受的财富常识都是不够的。在立论过程中，他放弃了所有使基督徒团体可以容忍财富的一贯观念、他视之为偏袒富人的独特要求。他的读者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彻底放弃财富以便通过狭窄缝隙，一如诺拉的保利努斯、皮尼亚努斯和小梅兰尼娅做过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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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讨论的作品深受伯拉纠对意志自主的深刻认识的影响。在《论财富》的作者看来，财富并不在意志之外存在。毫无疑问，仅仅“是”富裕的现象并不存在，财富是贪婪，即变富的欲望的结果。在《提摩太前书》6：9中，保罗将富人称为“那些想变富的人”。对此，这位作者声称，保罗说得很清楚，财富“就存在于意志之中”，这并不只是要比应该拥有的更多，而是根深蒂固的、可怕的拥有的意愿。[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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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渴望拥有的愿望本身是邪恶的，那么对（基督徒的和非基督徒的）财富的传统限制就是无效的。对保罗的《提摩太前书》的绝大多数解释都满足于“好”财富和“坏”财富之类轻巧的区分。这种区分关注富人的好动机或坏动机，也关注财富的好用途和坏用途——用于奢侈消费或者朴素的生活；出于贪婪或者慷慨大方。事实上，这种态度使富人的财富处于某种“假释状态”，它要求富人满足于已有的财富，坏富人走向贪婪仅仅是因为其性格有缺陷。个人的缺陷——好色、傲慢、热衷于权力——驱使他们增加财富。事实上，关于财富的讨论不是在讨论社会，而是针对个人邪恶的社会后果进行伦理讨论，富人尤其面临这种邪恶——如奢侈、残忍和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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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论财富》的作者而言则并非如此。贪婪不是奢侈，也不是好色，甚至不是热衷于权力。坏富人的这些常见罪恶不过是更深层次的、更为邪恶的动机的外在表现而已。贪婪纯粹是意志的产物，它（如同意志那样）存在于人的内心之中。事实上，追求财富是令人恐惧的、无形的持久存在。性欲可以被满足，但是贪婪却不能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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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是人类意志的产物，财富也有历史，而且是沉重的历史。当下的财富是建立在由贪婪和权力公然自由行事引发的倒退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无休止的倒退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茂盛的“财富之花”将根须深深地扎在“罪恶的花床”上。[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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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论财富》的作者展示了相当激进版的人类历史。在安布罗斯那里，我们发现的是植根于希腊和罗马世界的古风主义传统，这也是安布罗斯社会思想的基础。跟许多其他作者一样，安布罗斯相信，曾经有过一个黄金时代，在那时丰盈的大自然满足人类所需，只是在随后的零和博弈中，人类滥用共同享有的土地，将之据为己有。这就导致了目前的社会局面——围墙林立、仓库锁闭、攫取土地，以及暴力和战争。[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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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基督徒来说，这一黄金时代似乎延续了数千年。苏尔皮奇乌斯·塞维鲁（我们提到过，他是诺拉的保利努斯的朋友）在《编年史》中提到的第一次人类战争，是亚伯拉罕和列王在死海之谷发生的战争，准确地说，是在创世之后第3312年。[15] 这么写，表明苏尔皮奇乌斯相信，人类历史包括数千年的社会无辜期，没有私有财产，也没有战争。这真是一个令人欣慰的信念。如果社会无辜期曾经如此长久地作为正常状态存在，它就有可能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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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时代有可能重来，哪怕只是体现在极少数杰出人士的身上。通过描述施洗者约翰在旷野中以野草和蜂蜜为生的苦修生活，诺拉的保利努斯认为，约翰是以人类早期的清新方式生活着的。[16] 约翰作为黄金时代生活的化身从旷野中出现。基督徒要努力将这种更加朴素的时代的回响带回社会生活中。406年前后，保利努斯为庆贺年轻执事朱利安·艾克拉努姆的婚姻而写作了颂歌，他要求朱利安和他的妻子（一位主教之女）避免大操大办的流行婚礼，而应该“模仿先祖那圣洁的简单方式”。[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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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圣洁的简单方式”曾长期存在，直到最近才告终结，这是罗马基督徒的社会想象中的固有内容。然而，大多数基督徒罗马人认为，这个黄金时代并非十分激进的乌托邦，即并非普遍的无辜时代——没有私有财产也没有社会差别。他们所想象的，则是当下世界的温和版，与他们期望的、体现在基督教会中相对温和的当代社会没有什么区别。这一点从基督徒大贵族群体的代表人物的诗作中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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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尔托妮娅·贝提提娅·普罗芭是法尔托妮娅·普罗芭的祖母。在4世纪50年代，她写作了论基督生平的《集句》（对维吉尔的半行诗句的巧妙拼凑）；她收集了《埃涅阿斯纪》第八卷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诗句，提及无辜时代之后灰色时代的恐惧降临——这是充满贪欲和战争的“受到玷污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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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之以战争和贪婪的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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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留下了轨辙，离开了大地。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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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提提娅·普罗芭随后将基督对年轻的富人的召唤视为重获黄金时代的召唤。她的诗歌并没有提到基督让人放弃一切，更没有提及将困扰保利努斯、哲罗姆和小梅兰尼娅的“追随我”。相反，在普罗芭的福音故事中，任性的年轻的富人被要求重返黄金时代。普罗芭并不认为基督要求他变得贫穷。作为对维吉尔的回应，基督要求他像好王萨图恩（Saturn）温和地统治意大利时的贵族那样作为：对依附民慷慨大方，用自己的权力保护受害者。[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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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财富》的作者并不抱这样令人安慰的幻想。他对黄金时代以及随之出现的贫穷并不感兴趣。他相信，只要人类有自由意志，他们就会贪婪，并因此积累财富。[20] 这是一个相当祛魅的观点，富有直接的思想后果。他剥夺了财富的理想化的历史，那时财富是清白的。在遥远的过去并不存在这样的好富人：当富裕的基督徒为自己的财富加以辩护时，他们是可供效法的。对于绝大多数富裕基督徒而言，先祖亚伯拉罕就是好富人的典范：他将圣洁与豪富聚合在一起。今天的富人以为，如果他们能够合理地使用财富，他们就可以成为当代的亚伯拉罕——大方、友善、保护弱者；而且，如果他们如此仿效亚伯拉罕，他们确实能够心安理得地保有财富。[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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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财富》的作者直截了当地否定了这一信念，他坚称亚伯拉罕属于例外——几乎就是自然的突变，亚伯拉罕的情况并不能说明其他富人也是圣洁的，而只能说明既富且圣是个例外。现在的富人不可能做到像他那样，而且正是因为不可复制，所以他为上帝所钟爱。亚伯拉罕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运用了自己的意志，与人性的沉重常态不符，这种常态自他死后一直延续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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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评论亚伯拉罕隐含着对人类历史非同寻常的警醒。在亚伯拉罕之前，没有无辜的漫长岁月，更没有其他好富人。亚伯拉罕之前的人类历史充满了暴君和强权人物，他们活跃在一种由上帝留给人类、完全由个人意志的冲突而产生的社会秩序中。[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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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时人而言，这真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结论。用卜尼法斯·拉姆齐的话来说：“这个观点实际上将财富从天启中加以排除。”[23] 《论财富》的作者并不认为财富是上帝通过恩典赐予某些人，以便他们能够作为他的仆人加以使用的财富。至多上帝并不情愿地承认了财富的差别，如同他容忍以色列人不顾先知撒母耳的警告，傲慢地立王一般。[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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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地说，上帝的恩典与巨额财富的存在无关。上帝更不会将巨额财富赐予某些人，以便他们能够将此作为许愿财富还给他。这正是保利努斯声称要做的。只要他通过在贾米拉建造闪闪发光的圣菲利克斯圣陵，将财富献给上帝，他就对自己的财富没有丝毫不安。《论财富》很有可能就是为了驳斥保利努斯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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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富人将会没有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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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谁是富人？首先，《论财富》的作者声称没有人“天生富裕”，并因此与贪欲无涉。[25] 这么一来，他就无视了祖产与“新”财富之间的传统区分。祖产似乎被当作毫无问题的财富，是一直就在那里的财富，它们似乎如同土地一样固定不变。在西玛库斯和奥索尼乌斯那里，此类财富由强烈的遗产意识加以保证。这是无辜的财富。只有新财富，即通过暴力和苦心经营而来的财富，才是有问题的财富，才是需要加以抨击的。然而恰恰相反，诚如《论财富》所指出的那样，所有遗产都有其黑历史：“我不讨论财富的拥有，而是讨论其来源，因为我认为财富是不可能通过合法途径获得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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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晚期罗马的读者来说，这本身就是老生常谈。哲罗姆就引用过一句习语，说“富人要么是邪恶的，要么是邪恶者的后人”。[27] 但正是他提供的答案而非问题本身，使《论财富》的作者与众不同。他将老掉牙的格言改造成了社会的必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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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说：“那么财富是邪恶的。”首先看看什么是财富……人类被分成三个阶层：富人、穷人和温饱者……变富就是拥有比必需的更多；变穷就是不足；温饱则是绝不拥有比必需的更多。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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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饱”是衡量贫富的标准，在《论财富》的作者看来，这一标准必须被更加严格地保持和精确估量。他认为，社会中贫富分布是不可容忍的零和博弈的结果。超过温饱的那些人只能剥夺穷人，少数人的过量自然导致多数人被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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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人拥有大量财富，超过个人所需，而另一人则不足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这公平吗？那个人安享其财富，而这个人却要在贫穷中日渐消瘦？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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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在诺拉的保利努斯那里，富与穷、财主与拉撒路的并置，是特别困扰基督徒富人的一个话题。保利努斯通过强调神秘的交易、神定的共生现象来解决这一问题，即上帝允许穷人聚集在富人周围，以便富人能够通过施舍来拯救自己的灵魂。相反，《论财富》的作者则去掉了富与穷并置的任何神定性意味。富与穷并不只是由上帝的隐秘意志永恒地区分的两个群体；相反，富与穷因果相连。无论富人是否意识到，实际上他们制造了穷人。为了富人的福祉，富人赢得了对有限资源的无情争夺。只要有人越过了温饱的神定红线，变得富足，其他人就会陷入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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