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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留下了轨辙，离开了大地。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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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提提娅·普罗芭随后将基督对年轻的富人的召唤视为重获黄金时代的召唤。她的诗歌并没有提到基督让人放弃一切，更没有提及将困扰保利努斯、哲罗姆和小梅兰尼娅的“追随我”。相反，在普罗芭的福音故事中，任性的年轻的富人被要求重返黄金时代。普罗芭并不认为基督要求他变得贫穷。作为对维吉尔的回应，基督要求他像好王萨图恩（Saturn）温和地统治意大利时的贵族那样作为：对依附民慷慨大方，用自己的权力保护受害者。[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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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财富》的作者并不抱这样令人安慰的幻想。他对黄金时代以及随之出现的贫穷并不感兴趣。他相信，只要人类有自由意志，他们就会贪婪，并因此积累财富。[20] 这是一个相当祛魅的观点，富有直接的思想后果。他剥夺了财富的理想化的历史，那时财富是清白的。在遥远的过去并不存在这样的好富人：当富裕的基督徒为自己的财富加以辩护时，他们是可供效法的。对于绝大多数富裕基督徒而言，先祖亚伯拉罕就是好富人的典范：他将圣洁与豪富聚合在一起。今天的富人以为，如果他们能够合理地使用财富，他们就可以成为当代的亚伯拉罕——大方、友善、保护弱者；而且，如果他们如此仿效亚伯拉罕，他们确实能够心安理得地保有财富。[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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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财富》的作者直截了当地否定了这一信念，他坚称亚伯拉罕属于例外——几乎就是自然的突变，亚伯拉罕的情况并不能说明其他富人也是圣洁的，而只能说明既富且圣是个例外。现在的富人不可能做到像他那样，而且正是因为不可复制，所以他为上帝所钟爱。亚伯拉罕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运用了自己的意志，与人性的沉重常态不符，这种常态自他死后一直延续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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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评论亚伯拉罕隐含着对人类历史非同寻常的警醒。在亚伯拉罕之前，没有无辜的漫长岁月，更没有其他好富人。亚伯拉罕之前的人类历史充满了暴君和强权人物，他们活跃在一种由上帝留给人类、完全由个人意志的冲突而产生的社会秩序中。[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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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时人而言，这真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结论。用卜尼法斯·拉姆齐的话来说：“这个观点实际上将财富从天启中加以排除。”[23] 《论财富》的作者并不认为财富是上帝通过恩典赐予某些人，以便他们能够作为他的仆人加以使用的财富。至多上帝并不情愿地承认了财富的差别，如同他容忍以色列人不顾先知撒母耳的警告，傲慢地立王一般。[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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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地说，上帝的恩典与巨额财富的存在无关。上帝更不会将巨额财富赐予某些人，以便他们能够将此作为许愿财富还给他。这正是保利努斯声称要做的。只要他通过在贾米拉建造闪闪发光的圣菲利克斯圣陵，将财富献给上帝，他就对自己的财富没有丝毫不安。《论财富》很有可能就是为了驳斥保利努斯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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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富人将会没有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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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谁是富人？首先，《论财富》的作者声称没有人“天生富裕”，并因此与贪欲无涉。[25] 这么一来，他就无视了祖产与“新”财富之间的传统区分。祖产似乎被当作毫无问题的财富，是一直就在那里的财富，它们似乎如同土地一样固定不变。在西玛库斯和奥索尼乌斯那里，此类财富由强烈的遗产意识加以保证。这是无辜的财富。只有新财富，即通过暴力和苦心经营而来的财富，才是有问题的财富，才是需要加以抨击的。然而恰恰相反，诚如《论财富》所指出的那样，所有遗产都有其黑历史：“我不讨论财富的拥有，而是讨论其来源，因为我认为财富是不可能通过合法途径获得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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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晚期罗马的读者来说，这本身就是老生常谈。哲罗姆就引用过一句习语，说“富人要么是邪恶的，要么是邪恶者的后人”。[27] 但正是他提供的答案而非问题本身，使《论财富》的作者与众不同。他将老掉牙的格言改造成了社会的必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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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说：“那么财富是邪恶的。”首先看看什么是财富……人类被分成三个阶层：富人、穷人和温饱者……变富就是拥有比必需的更多；变穷就是不足；温饱则是绝不拥有比必需的更多。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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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饱”是衡量贫富的标准，在《论财富》的作者看来，这一标准必须被更加严格地保持和精确估量。他认为，社会中贫富分布是不可容忍的零和博弈的结果。超过温饱的那些人只能剥夺穷人，少数人的过量自然导致多数人被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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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人拥有大量财富，超过个人所需，而另一人则不足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这公平吗？那个人安享其财富，而这个人却要在贫穷中日渐消瘦？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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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在诺拉的保利努斯那里，富与穷、财主与拉撒路的并置，是特别困扰基督徒富人的一个话题。保利努斯通过强调神秘的交易、神定的共生现象来解决这一问题，即上帝允许穷人聚集在富人周围，以便富人能够通过施舍来拯救自己的灵魂。相反，《论财富》的作者则去掉了富与穷并置的任何神定性意味。富与穷并不只是由上帝的隐秘意志永恒地区分的两个群体；相反，富与穷因果相连。无论富人是否意识到，实际上他们制造了穷人。为了富人的福祉，富人赢得了对有限资源的无情争夺。只要有人越过了温饱的神定红线，变得富足，其他人就会陷入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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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饱并非一个古典术语，[30] 它最早源自《箴言书》30：8，希伯来语“lehem huqi”指通过上帝之手将日常所需的面包分发给每个人，它涉及对产生的任何财富抱有满足感和对上帝的感恩。这个术语通常指足够满足温饱的财产中所包含的模糊的慷慨因素。然而，在《论财富》中，温饱成为一个好斗的口号，以不近情理的清晰划定了贫困线，正是富人的存在使穷人掉到这一贫困线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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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富人将会没有穷人。既然少数人变富使许多人变穷，那么就让任何人不得拥有比实际所需的更多，每个人各取所需。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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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要低估了这一观点的尖锐性。论及希腊化时代对于富人的批评，伟大的俄罗斯史学家M.罗斯托夫采夫（他本人就是逃出布尔什维克统治的流放者）曾经观察到：“对于他们及其一些现代继承者而言，富人不是罪犯，而是傻子。”[32] 绝大多数古代晚期的基督徒作家和布道者（甚至包括安布罗斯）满足于将富人视为傻子：他们愚蠢地滥用上帝赐予他们的好财富。《论财富》的作者则更进一步，在他看来，富人就是罪犯，他们是自由意志的产物，并通过自由行为塑造了社会：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一方导致了另一方，富人的富裕程度无比精确地表明了他们剥夺穷人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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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们自己挣来的财富吗？”：财富与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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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财富》以如此雄辩的热情展开其论点，以致许多人怀疑其严肃性以及它与当下的关联性。[33] 然而《论财富》中对富人的具体描述似乎适合于某个特定阶层和地区。《论财富》中的富人不是安布罗斯笔下的富人。安布罗斯笔下的富人是典型的地主，乃社会想象中的庞然大物，其形象在罗马历史悠久，体现了对大地产增长、小农被剥夺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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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财富》简单提及了那些“渴望无限地产……无限空间”的人的贪婪。[34] 但是真正让作者感到愤怒的还不是大地主，而是法官们——尤其是担任法官的行省总督们。他们是皇帝的飞扬跋扈的仆人；他们对穷人的压迫并不与大地产的增长相关，而是帝国司法制度运作的结果。伯拉纠派作品特别起劲地加以谴责的，正是财富与政府权力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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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方面，《论财富》并非孤立。伯拉纠派的其他作品同样特别关注财富和行政暴力之间的关系。《论基督徒的生活》的作者指出，当时许多人都沦为血腥叛乱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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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不公正地执法、剥夺了无数人的人，又被撕裂成碎片，他们的残肢的数量并不比他们杀害的人数少。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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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奇怪，鉴于此类语句的激烈程度，约翰·莫里斯认为，他从中感受到了由于罗马政府从不列颠南部撤离，秩序颠倒所引发的民众复仇的遥远回响。但是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罗马（尤其是《小梅兰尼娅传》中提到的罗马城长官遭遇前所未有的私刑）。因此，我们应当重视罗马城贵族的复杂性。在5世纪10年代（如同在4世纪70年代），并非所有贵族都类似于西玛库斯和阿尼齐家族。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是新贵，通过行政服务致富，担任法官。在伯拉纠派作品中，他们受到来自同一阶层的作者们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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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伯拉纠运动存在着分裂。像德米提雅斯和她的母亲朱莉亚娜·阿尼奇亚这样的贵族能够庇护伯拉纠。他高度赞扬他们灵魂中内在的高贵性，这似乎回应了他们对自我的高度评价。但运用伯拉纠的观念解释社会问题的那些人，似乎来自低层贵族，如同我们经常所见到的那样，这是培养标新立异观点的温床。塞勒斯提乌斯——伯拉纠运动中令人头痛的天才——就是“贵族出身”，同时也是行政法专家。他几乎与奥古斯丁的朋友——年轻的阿利比乌斯——有同样的社会经历，是曾经在罗马做律师、谋求升迁的贵族。作为伯拉纠派的主要对手之一，君士坦提乌斯则是一位退休副官：他曾经担任大区长官的行政代表（一类高级官职，如同阿利比乌斯在罗马担任的司法顾问）[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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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层的成员对于自己财富的来源并没有想入非非。他们的财富并非祖产，而是通过行政权力获得的金钱。罗马教会信众团体对于教会的富裕俗人的财富也不抱任何幻想。上帝的民众聚集在大教堂，每个星期日看着富人郑重其事地穿过走廊，将他们的捐赠留在祭坛附近专门的桌台上。执事们将特别隆重地以司铎的感恩祈祷和祝福仪式将这些捐赠献给上帝。[37] 那时，在罗马教会和其他场合，捐赠者的名字将被信众大声宣读。我们从哲罗姆的评述中了解到这一习惯。这位讽刺成性的作家以其一贯作风评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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