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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庄园）拥有一个浴场，养了很多制作金银器、青铜器的匠人。那里还有两个主教，一个是我们的人（大公教的），另一个是异端分子（多纳徒派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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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庄园被送给了塔加斯特教会。从395年以来，奥古斯丁的朋友阿利比乌斯一直在那儿当主教（我们已经说过了）。在这些罗马的大人物看来，塔加斯特“又小又穷”。皮尼亚努斯与小梅兰尼娅在当地的庄园可能比该市掌控的全部地盘还要大。这对虔诚的夫妻前来帮助阿利比乌斯的教会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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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小梅兰尼娅）装修了这位圣人（阿利比乌斯）的教堂，不仅出钱，还捐赠了真金白银和昂贵的真丝绢纱。这样一来，这座过去一无所有的教堂，已经变成了全省其他的主教嫉妒阿利比乌斯的原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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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皮尼亚努斯与小梅兰尼娅就要把塔加斯特的教堂变成努米底亚的贾米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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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这笔财富正在涌来，其他城市的基督徒团体也马上行动起来了。在非洲的城市生活里，城市之间的竞争一直都是常态。大家都想精益求精，以压倒相邻的城市，所以在过去，它们竞相修建各种恢宏的建筑。基督徒的团体也是这样的。人人想要教堂更大，神职人员待遇更好，给穷人的接济更多。吸引富有的捐助人，此乃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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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411年春天，阿利比乌斯负责带路，皮尼亚努斯与小梅兰尼娅一路前往海边的希波，去拜访奥古斯丁。基督徒“人民”——奥古斯丁在希波的信众正在恭候他们大驾光临。在举行一次教会圣礼时，奥古斯丁和阿利比乌斯被蜂拥的群众挤到了一边。在教堂的后殿，两位主教站在一个不高的台子上。“人民”占据了教堂里的大部分地盘，他们“不停地发出可怕的呼号”，要求皮尼亚努斯留在希波当司铎。[4] 奥古斯丁和前来拜访他的罗马人，都很清楚群众的目的，他们的做法“是为了把一个有钱人留在身边，大家都知道他毫不吝惜，愿意大把大把地撒钱”[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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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见，城市的捐助人一直都面临着同样的压力，大家都希望他们对本城的“人民”慷慨大方。但在过去，这种压力出现在空间开放的竞技场和圆形剧场里。与其相比，希波的教堂大小只有120英尺×60英尺，仅能容下数百人。在这种封闭的空间里，激动的“人民”朝着后殿发出的尖叫相当吓人。阿利比乌斯不敢从那个不高的台子上走下来，因为他害怕被人群推倒。人们觉得他是塔加斯特的主教，是前来争抢皮尼亚努斯的金钱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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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现得如此狂热的时候，基督徒“人民”觉得自己受到了上帝的激励。他们同声发出的“高呼”不是一般的咆哮，它有可能表现为一种有节奏的欢呼；与此同时，人们向祭坛献上奉献。平信徒参与庄严的弥撒，而这一幕就是高潮。我们应当如此看待此刻强迫皮尼亚努斯接受司铎职务，并宣誓永不离开本城的压力：要是皮尼亚努斯答应了这些要求，就会被视为做出了礼拜日的奉献；要是屈服于群众的欢呼，皮尼亚努斯实际上就得把庞大的财富奉献给希波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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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同样是在这种高压形势下，奥古斯丁自己变成了司铎。诺拉的保利努斯之所以在巴塞罗那当了司铎（在394年圣诞节），也是由于受到了“（基督徒）群众（在上帝激励下）突然的激情造成的压力”。希波的基督教人民对皮尼亚努斯的期望，就像巴塞罗那的基督教人民对皮尼亚努斯的期望一样——迫使一位富有的捐助人成为教士，永远服务于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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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希波的基督徒“人民”低估了这个贵族家庭的脾气。此时此刻，就在奥古斯丁把宣誓立约的笔递给皮尼亚努斯的时候，小梅兰尼娅就说了一个“不”字。[7] 一切到此收场。小梅兰尼娅的声音代表了巨富阶层，他们喜欢（就像诺拉的保利努斯那样）自由选择居住的地点，并且带着自己的钱到那儿去。群众被赶跑了。奥古斯丁不得不为这一事件做出解释，一方面是对感情受伤的同僚阿利比乌斯，另一方面是对小梅兰尼娅的母亲阿尔碧娜，因为她认为整个事件就是乡下小教会的拙劣伎俩，目的就是抢大人物的钱。这些前来避风头的贵族闷闷不乐地踏上了归途，回到了他们在塔加斯特城外的乡间庄园里。《小梅兰尼娅传》的作者格隆提乌斯干脆略过了希波的事件，对此避而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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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奥古斯丁给阿利比乌斯和阿尔碧娜写了两封尴尬的信，所以我们才知道了这一事件。这两封信表明，非洲乡下一个教会的信徒们的集体性贪婪可以在某个时刻强烈到何种地步。皮尼亚努斯的希波之行，给了他们一个千载难逢的发横财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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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件提醒我们，像皮尼亚努斯所拥有的这般巨大的财富还不是当时的非洲教会能够望其项背的。这并不是说希波的教会没有钱。奥古斯丁告诉阿尔碧娜，作为希波的主教，他打理的地产相当于奥古斯丁家曾在塔加斯特所拥有产业的20倍。（这个说法很容易引起人的兴趣，让人想去估算具体数量。假如一个普通市议员的收入是每年50索里达，那么希波教会财产的收入就高达每年1000索里达。这个数目已经不小了，它差不多相当于奥索尼乌斯眼中的“小”家族产业的规模了。）但正如奥古斯丁所说，这个规模的收入根本无法与皮尼亚努斯的相比，因为后者有可能高达每年12万索里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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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非洲，无论我们的朋友皮尼亚努斯在哪个教会接受祝圣（我说的可不是当司铎，哪怕当主教也一样），与他过去的财富相比，他还是非常贫穷。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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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阿尔碧娜家族的财富相比，非洲的各个教会永远都“不过尔尔”。在4世纪初，君士坦丁的慷慨捐赠基本上忽略了它们。在整个4世纪，没有一个非洲教会曾经发过大财，得到过某个元老出格的捐赠。从来没有任何非洲城市——迦太基也不例外——曾经吸引到一个安布罗斯这样的主教，当然也没有任何城市拥有过某个诺拉的保利努斯。一百多年来，从君士坦丁的时代开始，非洲教会的财产就被认为是以白手起家的方式逐步积累起来的，依靠的就是当地信徒（“人民群众”）来之不易的小额捐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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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410年来到非洲的罗马贵族们置身于一种相当别扭的基督教环境之中。年近花甲的奥古斯丁已经在这种环境中工作了20年，从司铎做到了主教。因此，我们要先后退一大步，看看在非洲这片广阔的天地里奥古斯丁所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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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的非洲：多种景象，两大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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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在说起“非洲”的时候，指的都是罗马非洲，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北非，或者说阿拉伯语所谓的马格里布（实际上就是利比亚西部、突尼斯、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等地区）。对罗马人来说，这片区域就是“非洲”，这里的居民就是“非洲人”。罗马的非洲与我们现在的非洲不是一回事。除了埃及那片古老的土地，罗马人实际上并不知道这片辽阔大陆上的其他地方。撒哈拉沙漠就像无法逾越的沙海，将撒哈拉以南地区、赤道非洲和现代所谓的南非与地中海边的北非阻隔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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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是一位非洲的主教。终其一生，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地标就是希波城本身。“希波”（今阿尔及利亚波尼/安纳巴）这个地名源于布匿语的ûbôn（港口），这并非偶然。它是“诸王之港”。在古代，它曾是强大的内陆王国努米底亚通往地中海的一扇窗。虽然只有迦太基四分之一的规模，但希波毕竟是北非地中海沿岸的第二大港口。数百年来，罗马以食品配给制的形式征收的粮食都从努米底亚高地直接运到希波，再运往奥斯蒂亚。[10] 身为希波的主教，奥古斯丁身处整个地中海世界的交通枢纽之一。在希波这个获得外部世界的消息相当及时的地方，奥古斯丁的声音（采用著作和书信的形式）亦能够传向远方，至高卢、意大利和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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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希波往东，条条道路都通往迦太基。身为主教，奥古斯丁在希波之外的地方度过了人生三分之一的光阴。为了参加非洲教会的各种宗教会议，他经常往返于迦太基。[11] 公平地看待奥古斯丁一生中的这一部分是很重要的。除了巨大的个人产出，奥古斯丁还是一位非常注重团队的人。他总是很注意，自称不过是许多主教中的一员。当整个北非的主教们聚集于迦太基召开大会的时候，他总是用自己的作家之笔、布道之言为宗教会议做出的决策服务。酝酿这些决策的人物有迦太基主教和非洲教会的名誉首脑奥勒留，还有奥古斯丁那些主教同事，其中包括他那位有能力的朋友阿利比乌斯。当我们谈论“奥古斯丁”的时候（尤其是在与非洲教会有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讨论的对象不是一个孤零零的智者，而是当时所谓“非洲教会”的代言人。在奥古斯丁身后还有一个团队，他们有能力采取集体行动，他们构成了拉丁基督教中最强大的压力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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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走陆路前往迦太基。骑马也好，坐马车也罢，一趟这样的行程总是需要十天左右的时间。有时候他走海边那条路，更多的时候他深入内地。这是一个管理良好的道路系统，从努米底亚高地开始，沿着迈杰尔达河谷（古代的巴格拉达斯河）直至迦太基。沿着那条路旅行，奥古斯丁会途经一片人烟稠密的地方，一路上分布着一座座罗马的小城市，它们都自以为拥有悠久的罗马传统，就像西玛库斯在历史悠久的坎帕尼亚看到的那些城市一样。[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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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谈到“奥古斯丁的非洲”之时，我们一定要牢记，我们正在谈论的是一个独特而范围清晰的地区——它就是罗马北非东北部的四分之一，位于希波与迦太基之间。正如我们所见，这个地区在晚期罗马已经成为西部帝国的经济中心，在这里，城市的传统生活被非常有活力地保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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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奥古斯丁的非洲不过是整个罗马非洲的一小部分而已。奥古斯丁非常清楚，在他身后还有一片广阔的天地，其大小与意大利相仿，而多样性远远超过意大利。罗马非洲是由多个迥然不同的地方组成的。向南延伸200英里之远才是撒哈拉沙漠。苏尔特湾（今属利比亚）距现代摩洛哥的大西洋海岸超过1100英里。哪怕就在奥古斯丁自己的教区，情况也是非常复杂的。从塞布斯河的冲积平原向着内陆方向走，直到努米底亚阿尔卑斯山脉的山麓，这一路有30英里。哪怕是在希波地区的内陆边缘，人们也会经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在山区的村落里，人们都说布匿语，而不是拉丁语。[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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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继续往南走，还有另一个与地中海沿岸的非洲截然不同的世界。在巨大的努米底亚高地，城市的网格（在迈杰尔达河谷里相当密集）仅仅覆盖了一部分。这片土地广袤而干燥。努米底亚原野里的农业定居点是一个遥远的世界，按罗马人的标准来看，那里的居民真是非常寒酸，他们的村落不具有任何形式的集体组织，经常被以田庄的名称来命名，村民们在田庄里劳作，被各种形式的强迫劳动束缚在土地上。[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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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广阔的前市民化世界里，经济和社会的需求是依靠间歇性的农村集市来满足的。[15] 这种集市对大谷田的所有者很重要，但同时又令他们忧虑不安，因为集市一直都是激发暴力的焦点。谷物的收割是在初夏，而橄榄的收获姗姗来迟，晚至秋季和初冬。这两种收获都需要流动性的劳工队。在劳工队中，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是远道而来的雇工，这种劳工队就是“马克塔尔的收获者”在努米底亚东部的“炎炎烈日下”带领的，我们曾在第1章里见过他们。[16] 这种劳工队的成员是强壮却走投无路的男人，因为负债而依附于雇主，他们获得回报的盼头，只能寄于这片干土地上不稳定的粮食产量。和罗马人常有的想象不同，努米底亚并不是一个随手可取面包的面包篮，这片土地会遇到可怕的饥荒。在4世纪，粮食生产是由赋税和对利益的追求驱动的——二者都来自海对面，它与生态上可能的限制进行着斗争。无产者和佃农们年复一年地等待着，不晓得在踏上归程时自己能否在兜里装满钱，在肚里灌满地主的酒，一旦收成很坏，他们就得背上更重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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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世纪40年代末，暴力的浪潮震动了努米底亚南部。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暴力运动的主要目标就是取消债务。同样重要的是，我们恰好了解到，这些暴力团伙是由基督徒率领的。阿克西都和法西尔（在其他方面我们对这两个人物一无所知）被视为“圣人们的首领”。当时，被动员起来的团伙被其支持者称为“（主的）斗士”，敌人们则将他们称为“窖徒”。无论如何，“窖徒”原本是一个在宗教上属于中性的名词，它用来指那些聚集在大田庄的仓窖边讨生活的劳动者，他们盼着找到工作或者得到食物的施舍。[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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