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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谈到“奥古斯丁的非洲”之时，我们一定要牢记，我们正在谈论的是一个独特而范围清晰的地区——它就是罗马北非东北部的四分之一，位于希波与迦太基之间。正如我们所见，这个地区在晚期罗马已经成为西部帝国的经济中心，在这里，城市的传统生活被非常有活力地保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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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奥古斯丁的非洲不过是整个罗马非洲的一小部分而已。奥古斯丁非常清楚，在他身后还有一片广阔的天地，其大小与意大利相仿，而多样性远远超过意大利。罗马非洲是由多个迥然不同的地方组成的。向南延伸200英里之远才是撒哈拉沙漠。苏尔特湾（今属利比亚）距现代摩洛哥的大西洋海岸超过1100英里。哪怕就在奥古斯丁自己的教区，情况也是非常复杂的。从塞布斯河的冲积平原向着内陆方向走，直到努米底亚阿尔卑斯山脉的山麓，这一路有30英里。哪怕是在希波地区的内陆边缘，人们也会经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在山区的村落里，人们都说布匿语，而不是拉丁语。[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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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继续往南走，还有另一个与地中海沿岸的非洲截然不同的世界。在巨大的努米底亚高地，城市的网格（在迈杰尔达河谷里相当密集）仅仅覆盖了一部分。这片土地广袤而干燥。努米底亚原野里的农业定居点是一个遥远的世界，按罗马人的标准来看，那里的居民真是非常寒酸，他们的村落不具有任何形式的集体组织，经常被以田庄的名称来命名，村民们在田庄里劳作，被各种形式的强迫劳动束缚在土地上。[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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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广阔的前市民化世界里，经济和社会的需求是依靠间歇性的农村集市来满足的。[15] 这种集市对大谷田的所有者很重要，但同时又令他们忧虑不安，因为集市一直都是激发暴力的焦点。谷物的收割是在初夏，而橄榄的收获姗姗来迟，晚至秋季和初冬。这两种收获都需要流动性的劳工队。在劳工队中，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是远道而来的雇工，这种劳工队就是“马克塔尔的收获者”在努米底亚东部的“炎炎烈日下”带领的，我们曾在第1章里见过他们。[16] 这种劳工队的成员是强壮却走投无路的男人，因为负债而依附于雇主，他们获得回报的盼头，只能寄于这片干土地上不稳定的粮食产量。和罗马人常有的想象不同，努米底亚并不是一个随手可取面包的面包篮，这片土地会遇到可怕的饥荒。在4世纪，粮食生产是由赋税和对利益的追求驱动的——二者都来自海对面，它与生态上可能的限制进行着斗争。无产者和佃农们年复一年地等待着，不晓得在踏上归程时自己能否在兜里装满钱，在肚里灌满地主的酒，一旦收成很坏，他们就得背上更重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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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世纪40年代末，暴力的浪潮震动了努米底亚南部。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暴力运动的主要目标就是取消债务。同样重要的是，我们恰好了解到，这些暴力团伙是由基督徒率领的。阿克西都和法西尔（在其他方面我们对这两个人物一无所知）被视为“圣人们的首领”。当时，被动员起来的团伙被其支持者称为“（主的）斗士”，敌人们则将他们称为“窖徒”。无论如何，“窖徒”原本是一个在宗教上属于中性的名词，它用来指那些聚集在大田庄的仓窖边讨生活的劳动者，他们盼着找到工作或者得到食物的施舍。[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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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窖徒”的了解主要来自奥古斯丁的记载。他将“窖徒”说成一种宗教现象。他说他们是危险的“疯子”，是一种作为恐怖分子的修行者，惯于凶杀、聚众斗殴甚至自杀。他给外面的世界这样的感觉：在整个非洲的乡村，“窖徒”一直都在威胁着法律与秩序；他们好勇斗狠，属于与奥古斯丁自己的大公教团体相对立的敌对教会。就这样，尽管这种现象是由于努米底亚农村的凄惨生活而产生的，但我们对它的了解几乎完全来自奥古斯丁的著作，而奥古斯丁自己远在数百英里之外的海滨城市希波。他总是把“窖徒”说成一种耸人听闻的宗教现象。[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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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务必时刻注意奥古斯丁对事实的歪曲。当我们谈到奥古斯丁的非洲时，我们一定要牢记，奥古斯丁呈现出来的景象是经过一副宗教性有色眼镜刻意过滤过的。我们只能通过这副眼镜来观察那个广袤而复杂的世界。我们必须努力克服奥古斯丁眼里那种生动而狭隘的景象，更加全面地看待4世纪的罗马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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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的是，我们一定要记得，奥古斯丁有充分的理由不客观地描绘自己的故乡。就像安布罗斯一样，他自己也是派系斗争中的一方。他决心很大，企图结束妥协的时代，在一个在他眼中很落后的地区确立新的大公教秩序。从他在希波成为司铎（然后被祝圣为主教）的那一刻开始，他就无法摆脱一场痛苦的斗争。与他的教会对立的基督教会，其性质与他的教会几乎相同，也与他的教会同样强大，同样有基础。他必须要与所谓的“多纳徒派裂教”做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站在一群强有力的主教身边（其中有他的朋友阿利比乌斯），拼尽了全身力气。这些主教下定了决心：他们的教会，也只有他们自己的教会，才有资格被称为“真正的”非洲大公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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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4世纪北非的基督教历史，我们经常把多纳徒派裂教说成一条主线，但这种印象主要归功于奥古斯丁的论辩技巧。他主张，只有他的教会才是“真正的”非洲大公教会，因为他的团体得到了罗马帝国所有教会的承认。他认为，与他的团体相比，与他们敌对的教会对广大的大公教世界充耳不闻，宁愿割据于北非，沦为一个地方性的分裂团体。他们跟从的是多纳图斯。他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教会，并且在311～355年亲自担任该教会的迦太基主教。在奥古斯丁看来，多纳图斯是一个善于蛊惑群众的可疑人物。正因如此，奥古斯丁和他的同事们才将这些竞争者称为“多纳徒派”。他们下定了决心，其他人必须把多纳徒派教会视为一支冥顽不化的少数派——与其他教会格格不入，好勇斗狠，完全不值得尊重。[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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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伦特·肖在他新出版的扛鼎之作《神圣的暴力》和其他著作中，令人信服地批驳了这种长期以来很有生命力的刻板印象。[20] 肖清楚地说明，奥古斯丁总是强调他们的对立派与其他教会格格不入，强调他们顽固地坚持本地的视野，自居为基督教世界中唯一一个幸存下来的教会，这就掩盖了一个基本事实：一百多年来，被他称为“多纳徒派”和“大公教会”的两个团体一直在整个非洲竞争，难分伯仲。二者之间的竞争也是基督教在非洲广泛传播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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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两大教会的竞争肯定不是奥古斯丁所谓的灵性上的灾难。事实上，这种局面大大加速了基督教化的进程。在神学上，奥古斯丁将多纳徒派和大公教会的斗争说成是徒劳无益的；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同一种基督教采取了两种难舍难分的形式，充满活力地到处复制开来（一个又一个地区，一座又一座城市，一个又一个村庄），双方都要表现得更有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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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帝国政府全面介入，大力支持奥古斯丁这一方（在411年以后这种局面才长期出现）之前，任何一方都没有在影响力和财力上形成压倒性优势。两派教会拥有差不多的群众基础，就像君士坦丁时代之后整个拉丁西方的其他教会一样。两派教会的人事组织都没什么特别的，市议会的下层成员、教师和律师提供了领导，普通市民和村民们构成了群众。尽管奥古斯丁经常批判两派教会并立导致的社会分裂，北非的社会在整体上并没有受到这种竞争的强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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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非洲的基督教雷声大雨点小，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深受限制。多神教仍然广泛存在。就连很多基督教的平信徒也觉得自己犯不着介入主教和神职人员之间的争执。和罗马城的情况一样，在非洲的城市里，城市精英的上层仍然不关心教会事务。在领导城市的贤达人士中，还有很多是多神教徒。哪怕他们已经是基督徒了，市议会的“神庙”还在举行肃穆的仪式，年复一年地影响着与宗教无关的具体问题。神庙为群众提供了娱乐，维持着法律与秩序，还征收赋税。因此，基督徒内部的宗教斗争看上去并不是最重要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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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奥古斯丁成为希波主教的时候（396年），他发现自己这一派在城里是少数派。他绞尽脑汁，也没有办法在社会上占据上风。他没有办法说服地方精英们，他们并不打算把两派教会之间的分裂看得很重。在社会的顶层，多纳徒派和大公教徒相互通婚，很少考虑到双方主教们的看法。对这些人来说，血缘和阶级当然要比洗礼的水重要得多。那些贤达人士青睐、提携对立的教派，这导致奥古斯丁的宗教论争难以快马加鞭。[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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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服这些人支持大公教会的立场并不是简单地说服他们作为基督徒站在某一派教会这一边，还需要他们更加深刻地改变态度。必须要说服他们，让他们以一种尚不习惯的方式来看待世界；必须开导他们，让他们戴上那一副同样的宗教性有色眼镜来看待非洲，就像奥古斯丁和其他主教那样。在奥古斯丁担任主教之前的年代里以及此后的几十年里，他们都还没有戴上这副眼镜。城市的“公民宗教”（我们在第3章里说过，这种宗教仍然很有活力）仍然吸引着他们，而两派基督教会之间的分裂却还做不到。这两派教会的教士们主要是一些忙忙碌碌却无关大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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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非洲的精英阶层对基督教的事情漠不关心，但大公教会和多纳徒派之间的分裂已经极大地改变了现实。在西方的基督教化地区里，没有其他任何地方拥有如此之多的主教。411年6月1日，两派教会都被召集起来，在迦太基召开了一次大会。这时，560多位主教列队入城，他们来自利比亚西部、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两派教会各自拥有约280位主教。[23] （直到600年，意大利也只有240位主教——与那些在4世纪非洲的城市和乡村里展开激烈斗争的主教相比，还不到半数。）那些从罗马前来避风头的贵族差不多就在两派教会举行大会的同时抵达了迦太基，他们很可能曾经目睹主教们成群结队地穿过城里的街道。在西方的其他行省，这都是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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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的大公教会和多纳徒派之间的竞争中，411年的迦太基大会标志着形势发生剧变的高潮。奥古斯丁所属的大公教会不断派人去游说皇帝。皇帝们最终决定干预该行省的宗教事务，他们宣布多纳徒派教会是非法的。其建筑被没收，主教被流放并被逐出城市。支持该派的上层阶级平信徒受到了惩罚，他们留给多纳徒派教会的遗赠被宣布无效。没有人被处决（就像百基拉所遭遇的那样），也没有人被迫直接改换门庭——除非他们是刚好属于某个狂热地主的田庄的农民，他们只不过被剥夺了教堂，还要面临痛苦的抉择。领导地方的贤达们必须选择，究竟是听命于皇帝，还是效忠于本城的多纳徒派教会，因为皇帝已然宣布，那并不是真正的教会。[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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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为奇的是，鉴于帝国制度在行省社会的各个层次里确立地位与身份的权力，大批的平信徒加入了大公教会。他们还在观望，不清楚帝国是否会重新实施宽容政策。只有多纳徒派的神职人员是刚毅不屈的，他们的教会才是“真理的教会”。所谓的大公教会使用强力来确立自身的地位，这种行径充分证明他们是伪教会。多纳徒派的神职人员们从来都是这么坚持的：它是一个“迫害者的教会”，也就是以强力为基础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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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形势直到411年才开始形成。然而，在约十年之前的400年，人们完全无法想象皇帝将会如此有力地干预。非洲的两派教会平等地看待对方。在君士坦丁之后的帝国里，岁月平静，二者都相当自在地极力扩张地盘。基督教在罗马北非遇到了难得的良机，但尚未变成支配性的宗教。整个4世纪，非洲的精英阶层和渡海而来治理非洲的行省总督们（他们来自罗马的元老家族，就像西玛库斯那样）都不假思索地接受君士坦丁设定的二元化世界。在这种二元化世界里，基督教正在生机勃勃地自由发展，却没有特殊的社会吸引力，只要基督徒内部的差异不会过分妨碍城市上层阶级的事情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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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两派教会都完全可以在非洲的城市里占据上风。但城市的精英阶层没有意识到，两派教会都充满了活力，它们将会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天地。在相互竞争中，它们做到了这一点。这种对立也体现了竞争的精神，而竞争本来就是非洲城市的命脉。就像各个城市总是在竞争，两派教会也在竞争，并为此而抛撒着金钱。言语的交锋（通过奥古斯丁的大量作品，我们所知道的已经不少了）伴随着一场财富的战争，它是静默的，也是坚定的。我们拥有的史料虽然很多，但对于这场战争的记载却很稀少。现在我们就要去看看这场财富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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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与皇帝有何相干？”：自主的教会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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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一定要缓一缓，公平地看待这种真实的宗教激情。正是这种激情激发了两派教会之间的对立，尽管二者相当相似。裂教的原因要追溯到很久以前。多纳徒派指控大公教会一方，指责他们容忍了那些在303年的最后一次大迫害中叛教的主教。那些主教不但参加了多神教的献祭，还献出了《圣经》，导致经书被烧毁。大公教会一方回应道：这些指控都毫无道理；多纳徒派的主教也叛教了；无论如何，少数成员的失败并不会导致整个教会丧失圣灵的临在。但那已经是一百多年前的旧事了。两派教会再也不能重归于好。这种僵局是怎么出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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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两派都非常坚定地坚持一种信念：坚持自己的教会必须具有绝对的灵性自主性。这条教义一点也不含糊。每个地方的教会都被看作当地唯一能找到圣灵的地方。我们必须认识到，它们的主教和神职人员都坚信，只有自己的教会才是上帝临在的地方，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两派教会之间的激烈斗争。对方的教会只是一个空壳，并不拥有上帝；对方的主教缺乏圣灵的力量，从灵性的角度来看，他们乃是行尸走肉，他们无法给信徒提供救赎，他们的教会是伪教会，甚至要比多神教的庙宇更加凶险。多神教的神庙散发着熏香和祭品的烟气，一眼就能识破，但死的教会还在假装自己是基督徒的教会，其毒害一点儿也不比任何神庙小。这是魔鬼的最终诱惑，它让非洲人预先体验到了敌基督的时代，因为终极的邪恶以一种离奇的方式伪装了起来，其表现就是自称基督徒的皇帝们正在支持一个迫害基督徒的教会。[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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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信这种观念的教会里，地方教会的财富不能被简单地当成纯粹世俗的问题；这种财富被当成了一种证明，以财力的方式体现了每个教会独有的掌握圣灵的能力。和其他方面一样，教会的财力问题也被两派的主教们直接追溯到3世纪中叶的楷模——迦太基的居普良。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所见，居普良讨论了宗教奉献的问题，他的观念是非常神秘的、内向视角的。只有真教会的成员献给主教的钱财才能被算作圣洁的奉献；只有主教才能重新分配这些奉献，将其当作圣洁的施舍。流入教会的财富被视为一个滴水不漏的系统，它被基督徒的群众奉献给主教，而主教居于每个信众团体的中心，负责保障圣灵的临在。奉献的活跃不仅增强了财力，还是一个清晰的标记，反映了圣灵在信众团体中发挥的效力。[26]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来自教会以外的财富与不经过主教再分配的财富，都是死的财富，它缺乏圣灵的力量。大公教徒和多纳徒派都坚信这一点。在他们的教会之外，别无拯救，也不会存在任何虔诚的奉献——在灵性上绝不会灵验。只有在正确的教会里做出奉献，罪孽才能被补赎，地上的财宝才能转移到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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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46年一起有名的事件中，迦太基主教多纳图斯表明了看待教会财富的态度。他遇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情况：君士坦斯皇帝试图干预非洲教会的事务。君士坦斯想把君士坦丁式的教会体制引入这个行省。在其他行省，君士坦丁的体制早就运行良好了。正如我们所见，为了要求人们顺从皇帝规定的基督教，皇帝赐予了各地教会各种法律特权，最重要的是，他还将皇家的财富注入了各地教会。346年，皇帝派遣的钦差们抵达迦太基，带来了分发给穷人的资金。这不是随意的施舍。各地教会只要接受皇帝青睐的“大公教会”而不是多纳图斯的教会，就会得到一大笔皇帝赐予的名为对穷人的救济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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