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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皇帝没能料到非洲的宗教情结。多纳图斯立即做出了反应，他拒绝了皇帝的补贴。这句话使他青史留名：“教会与皇帝有何相干？”[27] 这句话并不指向抽象意义上的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它充满了居普良的风格。只有主教才有权在教会内部分配财富。这是一个圣洁奉献的密封回路，其起点是教会内部的信徒将奉献献给他们的主教，然后教会里的财富再从主教圣洁的手中流出。与其相比，直接来自皇帝的财富是源于教会之外的，那是一种圣灵从未接触过的财富，那是没有福分的财富。多纳图斯就像安布罗斯那般自信（但他是比安布罗斯更早的一代），将自己当成正直的但以理，将君士坦斯皇帝当成了伯沙撒：“大王啊，你的赏赐还是留给你自己吧。”[28] 这是对君士坦丁体制毫不留情的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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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纳图斯可以说“吾道不孤”。不久之后，皇帝的钦差们携带着送给穷人的满箱金钱来到了努米底亚南部。在4世纪40年代，努米底亚的部分地区是贫苦的农业区，刚刚经历过阿克西都和法西尔造成的震撼。面对即将抵达的钦差，多纳徒派的巴盖主教（亦名多纳图斯）将他的教堂变成了一个公共的谷仓。有人指责他守在仓库里，因为他企图坚守大教堂，抵抗围攻。但是，建在主教教堂里的谷仓不仅反映了应付战斗的准备，还象征着主教的作用——主教是唯一真正的分配者，他将食物分配给当地的穷人。[29] 在非洲发掘出来的很多教堂，旁边都环绕着谷仓。[30] 根据对立的主教们在迦太基大会上发的牢骚来看，有两种行为可以破坏一个乡村教堂的功能：捣毁它的祭坛从而亵渎它；夺走它储备的粮食，从而否定其作为宗教施舍中心的作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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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关权贵们的事，而属于民众的主教”：两派教会之间的财富与建筑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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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清楚地知道这些事件，是因为两派教会的辩手们发动过针锋相对的论战，奥古斯丁就是其中最多产的一位。但我们还可以实地追踪这场战争。最初，法国人在其统治下的北非地区进行了考古；然后，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等现代国家又继续了这一工作。长期的考古工作已经揭示出，在两派教会的斗争中还有一个全新的维度。在拉丁西方的各个行省中，只有在奥古斯丁时代的罗马北非我们才能看到，在城镇和农村里，同时出现了一种基督教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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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发掘工作已经揭示出一个非常宏大、难以言表的事实。就像1000年前后的法兰西中部地区，北非的地面上开始“覆盖上了教堂织成的白袍”。每个教堂都提供了石制的证据，支持着某一派的教会。每一个都是发现圣灵的地方。在提姆嘉德（在阿尔及利亚南部）以北的高地，地面覆盖着教堂的遗迹：仅在努米底亚中部的一次普查中，就发现了73座教堂。许多定居点拥有三四座，甚至七座教堂。[32] 这些教堂的遗迹呈现出一个隐藏已久的非洲。奥古斯丁写得再多，我们也还是对其所知甚少，很难确定其中的各个教堂究竟是多纳徒派的，还是大公教会的，要想确定其年代，也很困难，4、5、6世纪的都混在一起了。但确凿的事实是，没有不屈不挠的热情，这些教堂就无法拔地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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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观察几个例子。最壮观的，可能就是泰维斯特（今阿尔及利亚东部的泰贝萨）大教堂，它是与圣克里斯碧娜教堂联系在一起的。看起来它是一气呵成的，必定消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它位于城外的一个高台上，俯瞰着从迦太基通往努米底亚的大道。它的旁边有一家客栈，四面都是成排的牢固的仓房，每一间都用精巧的锁封闭起来。大教堂居高临下地面对着一个宽阔的庭院，每一面都有一座凯旋门，这是在刻意模仿城里的罗马式纪念建筑。登上宽阔的台阶之后，才能进入大教堂，这也和罗马神庙相似。进入内部之后，访客们会在右侧的墙上看见一扇门，它又通向了一个具有三重半圆形穹顶的小型圣堂，这是献给殉道士的。这个圣堂的外表是大理石，圆顶是金色的镶嵌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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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维斯特大教堂的屋顶极其高，从天窗进来的光线很明亮。但与殉道士圣堂不一样，它的墙只是用灰泥抹了一下。和保利努斯的贾米拉不一样，这并不是一个豪华的珠宝盒。还不如说，整个建筑群就像一座冷冰的罗马纪念建筑，它是一座石头的“上帝之城”[33] ，就坐落在一座“地上之城”外，而那座城的古代习俗仍未烟消云散。就在这座巨大圣堂拔地而起的同时，泰维斯特的城市贤达家族也在忙忙碌碌地整修城里的圆形剧场，就和一百多年前他们先祖的所作所为一样。[34] 建造一座巨大的基督教堂、整修古代的圆形剧场——这两项大工程提醒我们，在非洲两派教会的相互竞争背后，还有一个更广阔的背景：基督教作为一个整体，正在与城市生活的顽固传统相竞争，而与这种传统相比，基督教仍然处于边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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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维斯特大教堂有可能是大公教会的建筑。在南边很远的地方——提姆嘉德，多纳徒派正在发力，使教会的财富充分发挥作用。晚至368年，一位重要的市议员还在重修提姆嘉德古老的卡匹托尔山，被赞誉“有整修城市之功”。然而，到了4世纪80年代，这座城市的卡匹托尔山就要直面一座巨大的新教堂了。它是一个教堂建筑群，有541英尺长、380英尺宽。根据大教堂地面上的铭文，这是运用上帝的财富修造的上帝宫室：“按照上帝的尊敬的教士奥普塔图斯的命令，教堂开始建造并且完美竣工。”奥普塔图斯是提姆嘉德的多纳徒派主教。从各方面看，他都相当不一般。在388～398年，他是行省里的领袖。他和负责保卫非洲的将军们过从甚密。在早期教会的历史中，像他这样能够因为卷入内战而被处决的主教实在屈指可数，这也算是一种特殊的荣耀吧。[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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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奥普塔图斯这样的人物在非洲终结了君士坦丁体制。奥普塔图斯已经不再符合传统的社会模式了：主教们应该领导一个有活力但在本质上层次不高的教会，真正的精英们对他们只是冷眼相看而已。奥普塔图斯代表着一种新的可能性，这是一种非洲的选择。安布罗斯是从社会顶层走进教会的，但和安布罗斯不一样，奥普塔图斯是自下而上崛起的，就像他的教堂一样。很有可能，他的出身是很卑微的，但是，基督教主教的职务给了他显赫的地位。他的大教堂告诉整个社会，他就是神圣财富的守护者，而这种财富来自千万个善男信女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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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奉献的浪潮并不仅仅表现在出现于大城市边缘的大教堂上，较小的城市也依靠群众的努力建造了一座座教堂。持久的竞争加剧了为建造教堂而聚敛财富的需求。在多纳徒派的门布里撒（这是迈杰尔达河谷最上方的一个小镇）主教被敌对教派逐出教堂之后，他的信众们马上就为他修建了一座新的教堂！[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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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这一大兴土木的浪潮，我们还是得去努米底亚看一看。努米底亚的村落提供了最生动的证据，证明卑微的群众具有怎样的热情。我们偶尔也会遇到集体性的奉献，来自亨希尔·基色利亚（这是一个位于提姆嘉德东北15英里处的小教会）的普布利乌斯、佩托尼乌斯和图尼乌斯就是例子。在后殿前方的镶嵌画上，他们宣布自己“依靠上帝的恩惠”，“立下了对上帝与基督的誓愿并且如愿以偿了”。他们还加了一条充满地方自豪感的说明：“加地尼人民万岁！”[37] 附近的各个村子则通力合作，建造了另外几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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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努西安人开始了工程，穆克里昂人奉献了5根柱子，库扎巴坦人奉献了6根柱子，大家一起铺了后殿，而装修主要由库扎巴坦人负责，司铎罗嘉图斯和助祭埃米里乌斯负责建筑设计。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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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豪感与神职人员的领导结合了起来，这就是非洲教会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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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说只有多纳徒派才强调自主性。4世纪末的某个时段，在提帕萨海湾的西岬（希波以西320英里处），大公教会的主教亚历山大修建了一座献给殉道士的教堂。海湾的对面就是有名的圣萨尔萨圣堂。亚历山大的铭文说明，作为教堂的修建者，他与世俗的世界没有丝毫瓜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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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透光的殿顶下墙壁明亮，拱顶熠熠生辉，圣坛清晰可见：这不关权贵们的事。绝不！这般荣耀的业绩，千秋万代永远属于亚历山大——民众的主教。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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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一种属于草根的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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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传播使得非洲的乡村改换山河。罗马城市的阴影掩藏着许多千篇一律的定居点，对于它们来说，基督教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认同感。勒丝丽·多希叶出版了一本很有分量的新书，书中指出，在非洲农村史上，一种立足于乡村的主教造就了一场革命。过去，这种村落只能躲藏在城市的羽翼之下，它们像自治的单位那样发挥作用。主教在当地的出现带给它们新的自尊、认同感和集体博弈的能力，这是它们过去做不到的。多希叶指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发展，并不完全出于自上而下的原因。有许多案例表明，压力是来自下层的。村民们十分灵活地利用了两派教会之间的分裂，从而为本村赢得了主教。到了4世纪，在整个北非的乡村，尤其是在努米底亚的原野上，一种属于城市的特权以宗教的形式被表达了出来，其形式就是主教及其教堂和神职人员的设置。在过去，那可是要先获得城市的地位才行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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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来了，很多东西跟着来了。主教将过去一无所有的定居点变成了神圣的“人民”——上帝的子民——的圣灵临在的地方。主教还能在世俗事务上代表群众。身为主教，他可以挑战那些大人物。他可以向各级政府请愿，一路通往意大利。他发出的诅咒，哪怕手握大权的人物也会感到畏惧。[41] 假若他是大公教会的主教（在多数地方，就算他是多纳徒派的主教也行），他就会被当作“尊者”。哪怕出身于较低的社会阶层，他的身体也是不可侵犯的：不能像鞭打一个农夫那样鞭打一位主教。[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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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经过4世纪的变化，乡村里出现了一片新天地。一种新的基督教主教出现了，他们是乡村的领袖。奥古斯丁关心的主要是从希波到迦太基的高度城市化的世界，他可能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场革命的影响。但进入老年之后，奥古斯丁就遇到了这么一位乡村主教。对他来说，这可不是一次开心的经历。在本章的末尾，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一事件中的生动一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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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11年年末，奥古斯丁在自己的修道院里选了一个名为安东尼努斯的修士，让他去当福萨拉山村的主教。福萨拉这个地方位于希波教区的东南边境上，已经属于努米底亚阿尔卑斯山脉的山区了。他之所以如此做，在表面上是为了对冲多纳徒派在当地的影响。然而，到了422年，奥古斯丁已经悔不当初。在他看来，安东尼努斯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地方的“暴君”。但不能说人人都是这么看待安东尼努斯的。在那个地方，这位年轻的主教并不是不得人心。作为主教，安东尼努斯使得福萨拉面貌一新。他在村里修建了一座气派的主教府。他将当地的强人们招揽到自己麾下，他们是看守城墙的，由一个退伍老兵当头领。他还带来了新的法律技术，从奥古斯丁的修道院里招揽了一名速记员，请了一位律师，薪水都由教会支付。他写信给努米底亚的首席主教，获准前往意大利，设法开释一些被非洲军事长官拘捕的犯人。[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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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422年，奥古斯丁和他的同事们企图罢黜安东尼努斯，罪名是暴力和横征暴敛。安东尼努斯并没有轻易屈服，而是直接去向罗马主教申诉。我们之所以知道他的经历，是因为奥古斯丁被迫写了一封尴尬的信函，向罗马主教塞莱斯廷解释这件事。人们早就知道这封信（《书信209》）。1975年，约翰·迪福亚克新发现了一批早已失传的信函，它们都是奥古斯丁年老时期的作品。其中的一封信（《新书信20* 》）进一步补充了安东尼努斯的事情。[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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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新发现的书信告诉我们，安东尼努斯在福萨拉的地位十分稳固。不够稳固的人反而是奥古斯丁自己。在422年夏末，奥古斯丁来到这个距离希波40英里远的地方。这是一个努米底亚的山村。这里可不是他的地盘。村里的每个人，看上去都只会说布匿语。他们一点儿也不消极被动。在一位努米底亚的主教用布匿语训斥了一些人之后，他们才全部从教堂里走了出来。奥古斯丁补充说，其中还有当地的修女，这些女人的贞洁象征着当地教会的圣洁。奥古斯丁和其他只会说拉丁语的主教们为之瞠目结舌。[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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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的《新书信20* 》是写给罗马的贵妇法比奥拉的。她曾经在罗马城招待过安东尼努斯。很明显，这位乡下来的年轻主教精力充沛，在她那儿编造了一个英雄般的故事，自称遭受了掌权者的迫害。[46] 法比奥拉的地位高不可攀，她很可能就是那位曾经与哲罗姆通信的法比奥拉的女儿，就是她与大名鼎鼎的潘马奇乌斯（诺拉的保利努斯的元老朋友）通力合作，在罗马的港口建立了一家救济所。[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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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福萨拉的安东尼努斯是一个难以评说的人物，但他就是时代的象征。半个世纪之前，在西玛库斯的时代，毕恭毕敬的门客们源源不断地前来罗马城，来找这位或那位罗马大贵族“拉关系”。在他们宅邸的庭院里，满是雕像和阿谀之词。这种情况还在延续。但到了5世纪20年代，安东尼努斯这样的人物也开始登场了。那些出身低微的主教也可以自由自在地在罗马大人物的宅邸中进进出出了。安东尼努斯将不同的世界结合在一起。他能说拉丁语和布匿语。他是一个山村的精神领袖，这个身份使他和他的群众有条件进入广阔的天地。哪怕他的故事是自编自造的，最起码这种故事也是身为基督徒的贵族们愿意倾听的。他将那些来自非洲最底层的生动故事，那些悲惨、邪恶和残酷的故事，直接带到了罗马基督教社会最上层的圈子里。来自下层的压力日益增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才能够理解奥古斯丁在“人民”面前的布道——希波与迦太基的大公教信众一点儿也不消极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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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laudian，De bello Gildonico 1.2，ed. and trans. Platnauer，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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