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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Letter 247 以及New Letter 1*.2-3，pp. 46-48，421-22，Eno，Letters ，p. 12，它提到有一位小教区的主教将一位官员的全家逐出教会，因为他将一个在教堂里避难的人拖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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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Passio Marculi 4，ed. and trans. J.-L. Maier，Le dossier du donatisme ，vol. 1，Des origines à la mort de Constance II （303-361），Texte und Untersuchungen 79 （Berlin：Akademie Verlag，1987），280，trans. M. A. Tilley，Donatist Martyr Stories：The Church in Conflict in Roman North Africa （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1996），80. 多纳徒派主教的代表们竟然被钦差鞭打，这被认为是骇人听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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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New Letter 20* .11 and 29-31，pp. 311 and 336-40，Eno，Letters ，pp. 139-40，1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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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New Letter 20* ，pp. 292-342 附有评注，pp. 516-20，Eno，Letters ，pp. 133-49：参见Brown，Augustine of Hippo ，468-69。亦可参见A. Gutsfeld，“Kirche und civitas in der Spätantike：Augustin und die Einheit von Stadt und Land in Hippo Regius，” in Die spätantike Stadt und ihre Christianisierung ，ed. G. Brands and H.-G. Severin （Wiesbaden：Reichert，2003），135-44 at pp. 139-42；以及N. B. McLynn，“Augustine’s Black Sheep：The Case of Antoninus of Fussala，” in Istituzioni，carismi ed esercizio del potere ，3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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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New Letter 20* .20，p. 324，Eno，Letters ，p.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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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New Letter 20* .27，pp. 332-34，Eno，Letters ，pp. 146-47 以及Letter 2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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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参见条目“Fabiola 1” and “2，” Prosopographie du Bas-Empire ，2：7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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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第21章 “与群众的对话”：奥古斯丁布道词中的富人、人民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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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群众的对话”：奥古斯丁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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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晚期，主教总是被当成“上帝之言的播种者”。[1] 主教不一定非得著书立说，但必须公开讲道。奥古斯丁不懈地布道。在他担任希波主教的三十五年里（396～430），他的布道超过6000次。他是一位充满魔力的演讲人。在阅读奥古斯丁布道词的时候，我们经常可以确定，我们正在阅读的东西不是（像安布罗斯那样的）经过仔细校订的文本。我们读到的就是他的原话，言犹在耳。这是因为，富裕的信徒会聘请专业的速记员来记录他的一字一句，只要他的唇舌一动，每个字就被记下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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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言语的洪流中，仅有大约十分之一留存至今。其中的很多布道词被中世纪的抄写者删减了，因为他们只对原文中的某些部分感兴趣。他们想要了解的是奥古斯丁的神学，而不是奥古斯丁的非洲。他们经常感到，很多布道词充满了地方色彩，不仅显得无聊，甚至还是莫名其妙的。几百年后的读者们身处哥特时代的欧洲，对他们来说，北非（那时已经是穆斯林的地盘了）是无比遥远的地方。正因如此，法国大学者弗兰索瓦·多尔保的新发现才如此重要。他在美因茨的一所中世纪晚期的修道院里，发现了一批完完整整地抄写下来的奥古斯丁布道词。这些布道词是原汁原味的，它们叙述完整，充满了具体的细节，其中一些是堪称明星水准的表演；其中的一篇布道词需要讲两个小时。美因茨布道词（为了纪念发现者，现在它们被称为《多尔保布道词》）使我们有机会重新聆听奥古斯丁的声音，感觉就像是在听录音带。[3] 我们也能够捕捉到奥古斯丁的布道对象的一段回声，但我们所听到的并不符合我们的预期。尽管奥古斯丁是水平高超的布道者，但他所面对的毕竟是“人民”，一群非常活跃的基督徒群众。站在他们面前，奥古斯丁并不能始终保持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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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晚期的布道并没有明确的结束时间。在基督教会的礼拜仪式中，布道被安排在作为高潮的弥撒之前。它之后马上就是最肃穆的环节，那时平信徒就要向祭坛献上自己的奉献了。对于那些尚未接受洗礼的听众（我们知道当时这种人很多），布道就是他们所能听到的关于基督教信仰的全部东西。随后，他们就会被请出教堂。只有受洗的基督徒才能继续神秘的仪式，而其他人（除了未受洗的基督徒，还有很多非基督徒）全都没份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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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道过程中，布道者以一种最直接的方式面对面地与听众进行互动。那儿并没有高高在上的讲坛，也没有限制人走动的长排座椅，信众们就站在宽敞的教堂里，他们可以随意走动。在后殿前方，有一个不太高的台子，布道者就站在那儿。为了听清楚，信众们会一直向前挤，挤到台子的边上。布道者的座位位于那排半环形长凳的中间位置上，他和神职人员都坐在那儿，背靠着后殿环形的后墙。布道者也可以离席走向听众，甚至走出后殿，直接走到教堂的中间位置，站在祭坛边上宣讲。祭坛差不多就在教堂正中，被木头或者经过雕刻的大理石隔出来。一个轻木制成的可移动的诵经台，就是布道者的全部道具了。他就用这个台子摆《圣经》，不然就没法播种言辞。奥古斯丁的布道词都是在站立着的可以走动的听众前面（或者中间）即兴发表的，因此完全可以被称为“与群众的对话”。[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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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对话不一定都是成功的。在多尔保新发现的布道词中，一篇又长又生动的布道词让我们有机会捕捉到一次很有意思的失败。它发生在404年1月22日，当时奥古斯丁在迦太基布道。他进行布道的大教堂要比他自己在希波的教堂大很多，能够容纳两千人。这一天，教堂里人头攒动。为了改善听的效果并营造一种亲切的气氛，奥古斯丁先从后殿走了下来，打算在祭坛边上进行布道。但他马上发现，相当多的人已经挤到了后殿的边上，以为在那儿能听得更清楚。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离开了祭坛，打算回到后殿去。就在他回身的时候，聚集在祭坛四周的人群有节奏地高呼起来，他们要求奥古斯丁重新走回来，就在原地发表演讲。就在这时，奥古斯丁背对着那些起哄的人扬长而去，登上了后殿的台子，回到迦太基主教奥勒留身边，在那排高高的凳子上坐下来。这个态度的意思是，除非秩序马上恢复，否则他是不打算再布道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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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摆出了一个相当过分的、显得很倨傲的姿态。他生气地利用后殿的空间和“人民”保持距离，这个姿态马上遭到了抗议。那些人还站在祭坛边上，留在教堂中部。他们的办法是从赛场和圆形剧场学来的。他们开始起哄：“马上来弥撒！”——实际上就是说：“取消布道！”[7] 迦太基的基督徒“人民”已经表明，他们不喜欢奥古斯丁的轻蔑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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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奥古斯丁重新登上布道台。很明显，信众们指望他道一次歉，他必须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然而，出乎听众的预料，他一点儿也没有后悔的意思。这篇布道词题为《论顺从》，他以此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绝不认可放肆的起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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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恳求你们……把神的教会和剧场分分清楚……在这里，怎能手舞足蹈（一大群人一起跳起来，就像在剧场里的长凳上那样。当然，在教堂里，信众们本来就是站着的，但他们在叫喊的时候样子是恶狠狠的），高声起哄，肆意妄为？愿上帝保护你们的心灵！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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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说教徒劳无功。非洲的基督教堂不可能不受晚期罗马那种走样的“人民”民主的影响。在基督教会里，并不是只有乡村才会发出新声音。城市里的信众们利用教会来试验一种新形式的市民生活，尽管它还在磨合之中。当奥古斯丁走进他自己在希波的教堂的时候，或者在宽敞的迦太基大教堂里登上布道台的时候，他当然深知，与想象中的情况不同，聚集在高敞的梁木之下的群众并不是团结一心的“上帝子民”。城市中由来已久的分裂依然延续。在每个教会里，“人民”都在挑战“秩序”，只不过，现在他们所挑战的“秩序”已经不再是市议会了，它变成了主教和神职人员。冲突一触即发。在教会里，大群的贫穷市民可以冲撞神职人员，甚至可以瞎起哄，他们的吼声也可以朝向富人，他们有理由仇视富人。他们早已对他们经常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剧场的长凳上干出来的行径习以为常。[9] 正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奥古斯丁在布道中对待富人的方式，并理解他为何要在基督教社会中为富人保留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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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他们才懂得生活”：富人、穷人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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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转向奥古斯丁的布道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牢记，他可不是安布罗斯。他的布道词并没有经过反复修改，变成精雕细琢的文章。不如说，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一位即兴演讲者。他的特点是看似无关紧要的随机应变，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语调以适应听众的情绪。在他的言辞背后，我们可以感知他们的存在。在他滔滔不绝的讲话中，生动的形象、源于现实生活的各种段子、不完整的句子都是随处可见的。这就像在听一场生动的对话，只不过只有一方的声音。在这场对话中，奥古斯丁正在和谁说话？他又和他们讲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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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部分要讨论三个群体：富人和两种范畴的“穷人”——我们务必牢记，尽管在现代的用法中，这两种所谓的“穷人”往往被混淆，但我们不应当将两者混为一谈。让我们先来看看现代人所谓的穷人，也就是贫困者。奥古斯丁的布道经常谈到给予穷人的施舍。理查德·丰的大作《晚期罗马帝国的施舍》已经非常有水平地研究过了奥古斯丁关于这个问题的布道词。[10] 奥古斯丁严肃地将这个问题当成主教的一项日常任务。但在他的思想中，照顾穷人很少成为最重要的问题。在写信给阿尔碧娜解释皮尼亚努斯在411年遇到的事件时，他宣称在希波“需要教会供养的穷人并不多”。[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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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对穷人的慈善而言，奥古斯丁身处的这个社会并非特别没心没肺。他承认，犹太人和多神教徒也向乞丐施舍，像许多基督徒那样同情弱者和贫困潦倒的人。[12] 在他所生活的地方，贫困问题也没有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在整个4世纪，希波和迦太基这样的城市并未遭受最严重的饥荒、失业和传染病。只有在希波以南的山区，才能够看到真正的、残酷的贫困。所谓的“亚伯派”，即“义人亚伯之子孙”，占据了一个村子。他们可以像“震颤派”（the Shakers）那样在抵制婚姻的同时保障自身的延续，靠的就是收养附近农民的儿童。贫困的家庭非常愿意送出子女，这样就可以减少一张嘴了。在5世纪20年代，希波城外的贫苦农民家庭甚至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卖给奴隶贩子，目的只是挣钱。[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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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们所知，在城市里，并没有如此可怕的事情。在迦太基和希波，贫困者的数量和需求是季节性的。在冬天寒冷的几个月里，码头和建筑工地都没有工作机会了。街上到处都是失业人员。410年冬天，奥古斯丁写信给希波的信众，敦促他们不能因为罗马城陷落的警讯（这个消息迅速地造成了囤积居奇的现象）而变得更加吝啬，要继续完成当年向穷人收集和分配衣物的任务。在迦太基，春末是最难熬的时候。在下一季的收获之前，供应减少了，食物价格飞涨。在迦太基布道的时候，奥古斯丁敦促那些富有爱心的基督徒，要求他们更加热情地行动起来，在淡季施舍更多。[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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