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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离开了4世纪80年代的世界。那时候，多纳徒派的提姆嘉德主教奥普塔图斯建立了他的大教堂。就在他眼皮底下，一群志不同道不合的人还在整修古代的卡匹托尔山。如今，社会贤达和主教正在合流。417年，大公教会的迦太基宗教会议综合了历代的条款，重申主教的儿子不得赞助公共赛会。显然，他们的父亲在接受圣职之前，本来就出身于精英阶层的家庭，他们的儿子继承了这种负担，也继承了奢侈浪费的品位，不得不充当城市的赞助人。[65] 奥古斯丁甚至说，坐在圆形剧场里的许多人，其实就和他肩并肩地坐在主教们的席位上。[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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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有趣的材料表明，城市贤达与主教这两个群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相互靠拢了。428年，当奥古斯丁的一生将近终点的时候，他写了一封非常感人的信，这就是《新书信2* 》，它也是约翰·迪福亚克发现的。年迈的主教彬彬有礼地致信迦太基的贵族费姆斯。费姆斯这个人物能够同时在两个世界里如鱼得水。他已经收到了奥古斯丁寄来的一套《上帝之城》。奥古斯丁还向他提了建议，告诉他怎样传播该书才是最恰当的。他本人已经阅读了《上帝之城》的前10卷。他曾经参加过三次下午读书会，听人朗读该书第18卷。为了礼尚往来，奥古斯丁想看看费姆斯的儿子的作业本。奥古斯丁很疼爱他，叫他“我们的希腊小伙”。年迈的主教想知道这孩子的年纪，还有他的学习进度。费姆斯娶了一位基督徒女子，但他本人尚未接受洗礼。[67] 近来，费姆斯的名字已经被确认了：在古迦太基圆形剧场的一个座位上，用粗体字刻着一个名字，他的头衔是“名人”，可见他是尊贵的元老。费姆斯既是《上帝之城》的读者、奥古斯丁的好朋友，又和他的同人们一起主持着本城的赛会，直到罗马北非走向末日。[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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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费姆斯这样的人物，奥古斯丁及其同事们将捐赠之战发展到非洲城市社会的最高层次，是很重要的。到5世纪初，北非的教会已经有足够的能力来发动这场战争了。教会的传统已经超过一百五十年，可以追溯到迦太基的居普良的时代。非洲的主教们已经创造并发展了一套强大的关于集体奉献的神学，它同时兼顾了穷人与神职人员的需要。在教会中，他们已经掀起了一阵鼓吹慷慨奉献的旋风，这种慷慨反映出一股力量，我们能在整个北非基督徒“人民”正在采取的强势行动中感受到这股力量——从他们创造乡村的主教区，到敢对恶劣的官吏动用私刑。这都是重大的成绩，是其他行省难以比拟的。但在根本上，无论是在北非还是在其他地方，只有传统意义上的富人的介入才能提高当地教会的地位，给这些艰苦奋斗的普通人带来尊荣。在教会眼中，一切都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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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古斯丁的非洲，历史已经完成了一种循环。两百年前，依靠城市上层阶级源源不断的奉献，北非的罗马城市已经建造了那么多广场、神庙、剧场和竞技场，它们的遗迹直到今天还让我们动容。用拉姆齐·麦木林的话来说：“帝国文明在物质上的辉煌成就在根本上是以高度意愿为基础的。”[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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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经是非洲的教会来表现“高度意愿”的时候了。不过还有一点不同。在基督教会里，不论贫富，人人都应当做出贡献。教会并没有限定奉献者的阶级。410年之后，一群意大利的富豪来到了北非海岸。作为他们在灵性上的导师，伯拉纠及其门徒也跟着来了。只有在上述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这群不速之客在非洲造成的影响。这些罗马贵族的导师另有一套对财富与人性的看法。与十余年来奥古斯丁在希波、迦太基和迈杰尔达河谷里宣讲的道理相比，他们讲的东西完全不同。他们的观点有利于一群特殊的捐赠者——要么是厉害的奉献者，要么是出手阔绰的富豪，他们骄傲地培养着出身名门的贞女。在非洲人眼里，危险的时刻到来了。皮尼亚努斯与小梅兰尼娅造成了轰动；伯拉纠派赞美德米提雅斯·阿尼齐具有“天性”高贵的灵魂；《论财富》提出了极端的观点。这些结合在一起，就反映出一种迥然不同并且更加夸张的财富观。它是在严重的危机时刻，在一种纯然罗马的环境中酝酿出来的。在非洲的土壤上，这两种观点将会相互碰撞，历时数年。现在就让我们动身，暂别奥古斯丁强调富人责任的布道词（这是403年赛会时节里他在迦太基宣讲的），前去看看他在413年之后所做的布道词——它们针对的就是伯拉纠及其激进追随者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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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Dolbeau，“‘Seminator verborum’：Réfléxions d’un éditeur des sermons d’Augustin，” in Augustin prédicateur （395-411），ed.G.Madec （Paris：Institut d’études Augustiniennes，1998），9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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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andouze，Saint Augustin ，595-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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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Dolbeau，“Nouveaux sermons de Saint Augustin pour la conversion des païens et des donatistes （IV），” Revue des études augustiniennes 38 （1992）：69-141 at p. 51. 关于这些发现，参见Brown，Augustine of Hippo （2000），443-45。多尔保曾在爱尔福特发现了一小批类似的布道词，参见Schiller，Weber，and Weidmann，“Sechs neue Augustinuspredigten：Teil 2”。承蒙作者的慷慨，我得以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先睹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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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andouze，Saint Augustin ，6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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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andouze，Saint Augustin ，chapter 11 （pp.591-663），题为“Dialogues avec la Fo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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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olbeau Sermon 2 ［359B］，Dolbeau，316-44，Hill，343-53. 《多尔保布道词》的每一篇都被冠以奥古斯丁布道词的传统编号，希尔继续沿用了这套编号。我用方括号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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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Dolbeau Sermon 2.3 and 20，pp.329 and 342，Hill，pp.332-33 and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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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Dolbeau Sermon 2.23，p.344，Hill，p.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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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尤其参见J.C.Magalhães de Oliveira，“Vt maiores pagani non sint ！Pouvoir，iconoclasmi et action populaire à Carthage au début du Ve siècle，” Antiquité tardive 14 （2006）：24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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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Finn，Almsgiving ，147-50；以及同一作者的“Portraying the Poor：Descriptions of Poverty in Christian Texts from the Late Roman Empire，” in Poverty in the Roman World ，13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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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Letter 126.8. 参见Brown，Poverty and Leadership ，6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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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Enarrationes in Psalmos 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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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De haeresibus 87（关于“亚伯派”）；Letter 10*.2.34，p.168，Eno，p.77（关于贩卖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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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Letter 122（希波）；Dolbeau Sermon 16 ［72A］.9，p.126，Hill，p.70（迦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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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Leone，Changing Townscapes in North Africa ，59，6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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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Registri Ecclesiae Carthaginensis Excerpta 61，in Concilia Africae a . 345-a . 525，p.197——关于这些行业的基督徒成员也必须参加城市的节庆；Confessions 6.9.14 与Expositio totius mundi et gentium 61，p.202——关于银匠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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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A.Wilson，“Urban Production in the Roman World：The View from North Africa，” 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70 （2002）：231-73 at pp.237-50——关于Timgad与Sabratha。可以推测，在迦太基和希波也有类似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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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Veyne，L’empire gréco-romain ，117-62 清晰地描绘了罗马社会的这一特征。关于奥古斯丁对信众团体社会构成的态度，最好的分析是Dossey，Peasant and Empire in Christian North Africa ，14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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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参见Brown，Poverty and Leadership ，4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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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Rapp，Holy Bishops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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