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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做证，我可从来不会忘乎所以。虽然我也会大喊大叫甚至出言不逊，但神知道我的良心是好的。我说那些话，只不过是因为必须负责，而不是因为我自命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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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并不接受这样的借口。他指出，保罗说的不只是“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可自傲”（《提摩太前书》6：17），他们也应当慷慨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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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好，下一句是什么呢？“让他们做善事来露富。”……这不能是你躲在门背后的勾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要么做了，要么就是没有……“让他们做善事来露富，让他们乐善好施，乐意与人分享。”（《提摩太前书》6：18）……如果富人们已经这么做了，那就没什么可担心的。末日到来的那一天，他们也会坐在方舟上……他们不会成为被洪水毁灭的一部分。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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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听奥古斯丁布道的人重温了一种由来已久的说法。这种说法出自传授生活智慧的《提摩太书》，该书被认为是保罗写的。《提摩太书》的要求并不是很苛刻，它并不要求彻底放弃财富，而只是提醒富人尘世的财富转瞬即逝，并且劝他们大方一些——“乐善好施，乐意与人分享”。接着，奥古斯丁又非常明确地告诫他们，光是大方，还是不太够。他清清楚楚地说明，他们应当因哪些理由而做出奉献。在本章的结尾，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行善的理由，并且看看按照奥古斯丁的观点，又有哪些类型的赞助其实会妨碍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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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虚荣，一掷千金”：迦太基与403年的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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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的布道词从来不是自说自话的书斋作品。弗兰索瓦·多尔保的发现说明，论述贫富关系的布道词（我们刚引述的那些）是一场宣传战役中的一部分。在403年的最后几个月里，奥古斯丁在迦太基发动了这场战役。[52] 在他进行这些布道的时候，城市生活中发生了一个大事件。在10月26日至11月1日期间，负责皇帝崇拜仪式的祭司们要在迦太基碰头，举行一场一年一度的赛会，表达非洲各行省对皇帝的无限忠诚。祭司中的某些人并不是多神教徒，这个职位是一种荣誉性的头衔，基督徒也有可能担任。但是，这些祭司在一年一度的迦太基聚会上提醒人们，北非的上层社会仍然基本上是市民文化的，而且非常世俗化。[53] 这个社会沉浸在追求荣耀与地位的观念当中，一切都以传统为圭臬，和基督教毫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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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赛会的规模仅次于罗马城赛会。赛会有一种表演的模式。西玛库斯为他儿子举行的赛会（就在几年之前，于393年和401年在罗马城里举行）只不过更加奢侈一点儿而已。世俗权力举办的一些仪式留存至今，基本上保持着原汁原味，在整个4世纪都没什么变化。在非洲范围内，要数这种赛会声势最大，最赤裸裸地违背基督教的观念。赛会的开场是所谓的“猎兽”，就是像斗牛士那样与野兽搏斗。然后是各种滑稽的舞蹈。高潮是赛车比赛。最后一个重要项目是庄严地授予明星选手昂贵的袍子。[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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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赛会涉及各种深刻而严肃的问题。当赛会在圆形剧场中进行的时候，负责皇帝崇拜的司铎们要头戴金质的冠冕——上面画着皇帝，为帝国的安全、非洲的丰收、城市永葆幸福而宣誓。迦太基的神灵仍然被视为一种神秘的力量。虽然没有血祭了，但对这种神灵的记忆依然鲜活。在迦太基的剧场、圆形剧场和竞技场里，这种神灵都充满了震慑性力量，仍然在主导一年一度的盛大赛会。[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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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赛会被认为是铺张浪费的。因为提供了慷慨赞助而走上破产法庭，是多么有面子啊！[56] 这就是“只为虚荣，一掷千金”的时候了。对于这一套，迦太基和各个行省的城市精英都乐此不疲。正因如此，奥古斯丁才要为了反对赛会而布道，一讲就是好几小时，持续好几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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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这种赛会的了解完全依赖于奥古斯丁的布道。通过他的讲述，我们不难想象赛会的奢侈浪费。和西玛库斯一样，奥古斯丁完全知道大型赛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和西玛库斯一样，他也知道，不同于表面上的样子，赛会本身并不一定算得上什么了不起的成功；尽管富人们总是那么说，但赛会其实也不一定会给富人们造成沉重的负担（见第4章）。对于奥古斯丁来说，真正的问题在于，赛会恰恰是最切合他关于施舍的逻辑的。在富人们走进教堂的时候，他推销了一种奉献的模式，但赛会刚好是他的模式的对立面。他所批判的，不只是因赛会而流失的大笔金钱，金钱流走的方式和方向，也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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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很理解城市表演的心理学。他抓住了赛会的要害，这就是“过头”——为了硬充好汉而挥霍资源，目的是显示富人对本城无限的热爱与忠诚。赛会可以说是集体癫狂的时刻，其标志就是赛车帮派对自己追捧的选手的狂热忠诚。[57] 当猎兽师与勇猛的野兽搏斗，赛车绕着赛场碰撞的时候，赛会充满了死亡的刺激。这时候，富人们就该大肆挥霍了，其高潮就是将极其昂贵的丝绸袍子和现金形式的赏金发给明星选手。所有这一切，都被认为是为了与“人民”对话。光是由富人们在人民面前显摆自己的财富还不够，为了鼓励这种挥霍，迦太基的人民还会高声吼叫，表示喝彩。在奥古斯丁看来，这就是赛会最让人不能忍受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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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场面令人疯狂，让人骄傲得忘乎所以……为了打赏，他们宁愿牺牲自己的财富，为了那些女演员、滑稽演员、斗兽士和赛车手，在所不惜。他们抛撒的不只是祖传的资产，还有自己的灵魂。他们掉头嫌弃穷人，因为人民之所以呐喊，并不是因为想让穷人得到赏赐；人民的咆哮是为了让斗兽士得到赏格！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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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会总结了整个市民社会的态度：“一掷千金被当成光荣，而（基督徒的）善事则脸面全无。”[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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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不见首领空荡荡的钱柜，但你肯定看到了新盖的建筑四壁空空”：给教会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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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古斯丁的布道中，胜败之关键在于这场奉献的战争。这不仅涉及给予穷人的奉献，也包括出于其他理由而献给教会的奉献。这些年里，迦太基的奥勒留已经发起了一场建筑的战役，最后在城里兴建了一座宏大的主教座堂，在城外也修了一座教堂。[60] 每当大型教堂在城中拔地而起但尚未封顶的时候，奥古斯丁就会这么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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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主教衣食无忧，也不用在头上戴一顶帽子（穷人才那样）。不过，说不定他正在兴修教堂。你看不见首领空荡荡的钱柜，但你肯定看到了新盖的建筑四壁空空……上帝保佑！但愿我没有白费唇舌！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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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为兴修教堂而发起的战役，顺便也筹钱供养神职人员。最近，在爱尔福特的一个抄本上，一些新的布道词得以发现。它们说明，针对这种形式的奉献，奥古斯丁可能受到了挑战。听众们乐于听到的是旨在帮助穷人的布道。在一次布道快要结束时，他谈到了先知以赛亚相当煽情的要求：“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泊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到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以赛亚书》58：17）但这次布道并没有就此结束，所以他们觉得自己上当了。为何主教非要离题万里，扯什么为教士筹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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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证明自己的讲道是合理的，奥古斯丁诉诸了圣保罗的筹款行动。在物质上供养神职人员，这是基督徒应尽的重要义务。没有神职人员，信徒就无法得到祈祷和布道等灵性上的益处。和那些为穷人做奉献的人一样，为神职人员做奉献的人也会在天国里获得难以衡量的巨大回报。[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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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尼教的选民都是由听者来供养的。哲罗姆也做过论证，“神圣贫困的”修士们有权获得施舍，但神职人员毕竟不一样。非洲的神职人员凭什么也应该获得支持？原因之一在于，只有这样，才能兴修教堂，为集体服务。在集体性奉献所支持的各种项目中，兴修教堂耗资最大，效果也最立竿见影。这种事业将富人和穷人团结在一起。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见，这样建成的教堂用石头提供了难以磨灭的证据，说明在上帝的默示下捐资兴建的信众们激情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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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正在非洲的四面八方拔地而起。有一次，奥古斯丁在一座教堂里做了这样的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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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建起了一座教堂。可以说，依靠上帝的扶持，你们为自己建造了它。但你们捐献给穷人的东西是另一回事。世事变幻，人生难料。而这座教堂是为了你们自己而建成的。在这座殿堂里，你们自己做祷告，你们自己在这里相会，济济一堂。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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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多尔保布道词》一样，关于这项事业的布道词也没有被收入通行于中世纪的奥古斯丁布道集。其发现相对较晚。1937年，在写到信众捐资兴建教堂这件事的时候，该布道词的发现者认为这是“感人肺腑的”。[64] 不过在当时，这种建设幕后的力量远没有这么简单。它显示出，北非的教会虽然步履蹒跚，但是百折不挠，努力调动了自身的财力。任何教会只要想在非洲占据上风，就必须谋求各个阶级经常性的慷慨捐赠，但最重要的还是，得依赖富裕的成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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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奥古斯丁集中精力为抵制赛会而布道的原因。面对这种诱惑，富人们一定要受到劝阻。他们一定要斩断出身，不再把自己当成城市的赞助者，而是学会为教会做奉献。奥古斯丁布道的目的，是要在有强大捐款能力的传统阶层中，创造出一种慷慨捐资的全新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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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第4章所论）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诠释这种布道。奥古斯丁将这个问题视为一场零和博弈：一方面是支持世俗的市民文化性质的娱乐，另一方面是为了穷人和宗教而做奉献的基督教新理想。由于奥古斯丁运用了这种非此即彼的修辞，学者们曾经认为，施舍与赛车之间的零和博弈不只是奥古斯丁极力渲染出来的画面，也是真实发生的情况。他们曾经认为，给予教会的奉献削弱并最终取代了市民文化性质的捐赠。事实上，在非洲内外，这两种捐赠模式并行不悖地持续了很长时间，其中一种并不一定会吸干另一种的资金和能量。在拉丁西方的很多城市里，赛会的末日要比我们想象的晚很久。要想让过去流入城市的财富悄悄地改变流动方向，转而进入基督教会，这很难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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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问题更加关键。奥古斯丁将城市的捐赠与基督教的奉献对立起来，这只不过是在建筑空中楼阁而已。403年，在城市精英的世界与主教的世界之间，边界已经变得模糊起来。奥古斯丁强调的是赛会与施舍在根本上的不可兼容性。但对那些听讲的人来说，实际情况早就变得非常复杂了。多年以来，在城市里的上层市民与基督教会的教士队伍之间，社会地位与文化上的鸿沟已经缩小了。时代已然改变。在大城市里，主教们的阶级出身和那些城市捐赠人已经合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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