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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Sermon 56.7.11 与58.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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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Sermon 9.19.（疑有误，应为9.17。——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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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Duval，Loca sanctorum Africae ，vol.1，no.167，pp.351-53；Inscriptiones Latinae Christianae Veteres ，no.1822.亦可参见A.Blackhurst，“The House of Nubel：Rebels or Players？” in Vandals，Romans and Berbers ，59-76，at pp.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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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Inscriptiones Latinae Christianae Veteres ，no.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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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Duval，Loca sanctorum Africae ，vol.1，no.173，p.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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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Carmina Latina Epigraphica 119，ed.E.Engström （Leipzig：Teubner，19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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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可以比较的是，印度教与佛教的信徒都会给遥远的圣所带来奉献，从而补赎他们的罪孽：Parry，“The Gift，the Indian Gift and the ‘Indian Gift，’”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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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Gerontius，VG ，Gorce，p.170，Clark，p.43.亦可参见C.Lepelley，“Facing Wealth and Poverty：Defining Augustine’s Social Doctrine，” Augustinian Studies 38 （200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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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P.Leveau，P.Sillières，and J.-P.Valat，Campagnes de la Méditerranée romaine：Occident （Paris：Hachette，1993），181-88 针对非洲各地迥然不同的情况，很仔细地研究了地产具体的规模与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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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D.Vera，“Enfiteusi，colonato e trasformazioni agrarie nell’Africa romana proconsulare del tardo impero，” Africa Romana 4 （1987）：267-93，esp.284-89；以及同一作者的“Terra e lavoronell’ Africa romana，” Studi Storici 4 （1988）：967-92，esp.at pp.97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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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J.Peyras，“Le fundus Aufidianus：Étude d’un grand domaine romain de la région de Mateur （Tunisie du Nord），” Antiquités Africaines 9 （1975）：181-222；A.Leone and D.Mattingly，“Vandal，Byzantine and Arab Rural Landscapes in North Africa，” in Landscapes of Change ，135-62 at p.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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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Letter 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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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Gui，Duval，and Caillet，Basiliques chrétiennes d’Afrique du Nord ，vol.2，no.LX-VIII，p.68.读者应当了解，这座教堂的奉献时间仍然是有争议的；我认为，考虑到捐赠者的头衔，5世纪初要比更晚的时间可能性更大。同样的观点见J.-P.Caillet，“La réalité de l’implantation monumentale chrétienne au temps d’Augustin：L’exemple de quelques cités de Numidie，” in Lancel，Saint Augustin ，55-66 at 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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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第23章 “走出非洲”：财富、权力与教会，415～4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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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异端……悄然地伸展着它的触手”：周旋于非洲、巴勒斯坦和罗马之间的伯拉纠，415～4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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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曾有言：“走出非洲的总是新奇之物。”[1] 在410～430年，以奥古斯丁为代言人的非洲教会，从他们陌生的土地上带来了一些惊人的新奇之物。非洲教会在奥古斯丁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与伯拉纠的观点针锋相对，采取了拉丁教会史上空前的行动。整个行省教会，仅仅为了谴责一位世俗布道者的观点，召集了多达200名主教出席宗教会议。更让人惊讶的是他们的方式，主教们称一整套神学体系源自他们教会日常的实践。原本被认为是烦琐的神学争论，且只是神职人员之间的专业分歧——上帝的恩典与自由意志之间的关系、原罪的确切属性、为孩童施洗的确切方式等——奥古斯丁和他的同僚们强行把它们确定下来。极为严格的神学论断竟源自如婴儿的洗礼和诵读主祷文这样简单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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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人惊讶的是非洲主教们的自信。凭借这种自信，他们宣称其他人也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明确自己的态度。416年，在宗教会议上，奥古斯丁和他的同僚们谴责了与伯拉纠有关的观点后，他们将仲裁权交给了罗马的主教和罗马皇帝，并希望自己的观点无条件地得到认可。[2] 非洲教会以前所未有的集体自信在发声。问题在于是否有其他人愿意倾听这些教条式的——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新奇事物——走出非洲的新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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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15～418年，似乎没有人愿意倾听；418年以前，奥古斯丁听到的都是坏消息。伯拉纠的行动完全不受他和他的同僚们控制。伯拉纠曾经从非洲前往巴勒斯坦，在那里他遭遇了复杂的境遇，受到了哲罗姆的敌视。哲罗姆的敌意可能是源于伯拉纠与皮尼亚努斯和小梅兰尼娅之间的亲密关系，后者是哲罗姆的论敌儒菲努斯的赞助人——老梅兰尼娅的孙女。伯拉纠也受到来自西部的控告，但这些控告没有引起巴勒斯坦当地主教们的注意。伯拉纠于415年12月20日在迪奥斯堡（今以色列利达/洛德）召集的会议上洗刷了异端的罪名，以正统之名受到接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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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16年早春，地中海冬季封航期结束之际，最初驶入希波港的船只带来了一本伯拉纠写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伯拉纠向世界宣称他已经由巴勒斯坦的主教们洗刷了异端罪名。奥古斯丁应对这个不受欢迎的消息的布道词片段新近被发现，这段布道词表明，他立即回应了伯拉纠的挑战，从此，决斗开始。正如奥古斯丁当时对他的教会所说的那样：“有一个新的异端，并且悄然地向四方伸展着它的触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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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不能再无视伯拉纠的观点，这个异端必须被摧毁。两个主教会议立即被召集起来——一个在努米底亚的米勒维斯，一个在迦太基。他们将伯拉纠和塞勒斯提乌斯两人的观点罗列出来，呈送给罗马教宗英诺森。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非洲主教呈送这份异端的列表，意在使这些观点立即受到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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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英诺森并不想立即处理此事。他不愿谴责一个有宗教热忱之名的人，并且这个人和阿尼齐家族这样的罗马基督徒显贵之家有密切联系。而面对着愤怒又团结一致的非洲教会，他也承认如果这种异端思想被任何人接纳，都确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英诺森暗示，判断伯拉纠是否确实持有这些观点是取决于他（而不是非洲教会），他将自己做出决定。他设法取得一份关于伯拉纠信仰的说明。而伯拉纠的首席门徒——一个比伯拉纠更激进的人物——塞勒斯提乌斯再次在罗马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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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在417年3月，英诺森去世，佐西穆继任。佐西穆像英诺森一样，想成为这一事件的仲裁者。但英诺森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能够耐心地等待时机，而佐西穆是一位新任教宗，急于了结此事。在417年夏末，他召集了调查伯拉纠思想的集会，会议地点就在今天的圣克莱门特教堂。这是一个冠名教堂，以某位“克莱门斯”命名，但是公众总将他与圣彼得的门徒圣克莱门特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十分适合圣彼得的继承者进行裁决的地方。佐西穆免除了针对塞勒斯提乌斯和伯拉纠两人的指控。在417年9月，佐西穆的信件被送达迦太基。非洲的主教们因为做伪证和过于严厉的神学思辨而受到斥责。佐西穆把非洲的主教们视为一群身处异域、搜寻异端的教条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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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和他的同僚们以自己的方式回应：他们召集了一次规模更大的会议。在迦太基，奥勒留突然召集了一次由超过200名主教参加的“普世”宗教会议。会议决定派遣主教前往意大利，但他们这么做是为了寻找一个更可靠的审判者。主教们绕开罗马，直接前往在拉文纳的帝国宫廷。皇帝向他们保证，会立即谴责伯拉纠和塞勒斯提乌斯两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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