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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和别人想的一样就是庸俗的标志”：罗马社会和对伯拉纠的谴责，4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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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看后几年发生的事情。伯拉纠的追随者们确信，为了达到谴责他们的领袖伯拉纠的目的，塔加斯特城的阿利比乌斯将80匹努米底亚种马作为礼物用来贿赂宫廷重臣。如果此事属实，这确实是一份及时的礼物。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在西班牙的劫掠已经切断了卢西塔尼亚牧场的马匹供应，二十年前西玛库斯曾从这里选马参加竞技比赛。80匹种马是一份慷慨的礼物，每匹马至少要花费12个金币。即使这个指控并不属实，这个传言本身也显示出，在世人眼中，非洲教会不仅专注于神学，而且精通宫廷之道。它现在也是一个十分富有的教会，近期接收的多纳徒派教会地产使非洲教会富甲一方。在外人看来，似乎非洲教会在地中海西部经济领域的长期统治地位转化成了在神学领域的统治地位，而这也要归功于富有的非洲主教们的游说能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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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认同伯拉纠的支持者们的观点——奥古斯丁和他的同僚们向拉文纳帝国宫廷的上诉，是一个专横且腐败的策略——就很容易，也几乎可以认定是他们的介入导致伯拉纠被谴责。伯拉纠信件的翻译者布林利·里斯用足球比赛的比喻生动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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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拉纠和奥古斯丁之间的）比赛会以平局结束；然而，它进入了“加时赛”，并且在比赛结束时，奥古斯丁和他的队伍凭借主裁和边裁的有争议判决获胜。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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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通过上诉皇帝，奥古斯丁和他的同僚们没有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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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个观点在现代学者中十分盛行，但它对于意大利地方政治的复杂性以及罗马皇帝亲自介入罗马城事务的评价并不公正。因此，要理解对伯拉纠及其追随者态度的突然转变，我们不能把目光聚焦在拉文纳城，而要转向罗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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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年塞勒斯提乌斯在教宗佐西穆面前出现时的罗马，也是流亡者们返回后的罗马，而不是410年以前的罗马。这座城市并不完全是一片废墟。但由于409年哥特人围城时的饥荒以及410年哥特人的洗劫，这座城市的精神已经崩溃。城市中的不同社会群体——上层贵族、下层贵族（他们中的许多人为政府效力）、小康的平民，还有教士——几乎没有共同的利益。这种情况在繁荣的时代并不是严重问题，但现在每个这样的社会群体都自以为是地恢复自己原先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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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们面对的是艰难的管理问题。在西玛库斯的时代，保证罗马的安定就不是一件易事。帝国食品配给的混乱加之哥特人的入侵，导致意大利南部贵族地产的收入减少，因此，现在这项任务变得更加艰巨。在这个时候，衰落也并非不可避免。大地产将恢复产量（假如贵族重新获得在战争中失散以及被蛮族掳走的劳动力），粮食供应得到改组。但是，这些年的压力是非常明显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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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的是，贵族中的基督徒们走向分裂。在之前的几十年间，他们已经习惯了其他基督教徒之间的明争暗斗。有影响力的贵族家族扮演了赞助人的角色，赞助那些日益激进的宗教讲师。于4世纪90年代分别支持哲罗姆和儒菲努斯的罗马家族因为有更加偏执的精神导师而进一步分裂。正如我们所知，伯拉纠取代了儒菲努斯曾经的位置。甚至，似乎罗马最有影响力的基督徒家族——阿尼齐家族——也支持伯拉纠。与基督徒贵族及其代理人相关的宗教派别之争已经成为罗马上层社会生活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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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党派之争很快牵涉居住在拉文纳的皇帝。我们一贯倾向于认为，在罗马日益衰落之时，拉文纳却是一座被皇帝及其臣属们占据的远方宫廷城市。[9] 但在410年以后的这一代人期间，情况恰恰相反。拉文纳并不是罗马的替代品。拉文纳并不像曾经的特里尔或米兰那样，是一个完全在异地照搬罗马城精神的行政首都，而是一个和罗马城共治的首都。若将跨越意大利中部和亚平宁山脉的帝国权力核心比作一个椭圆，拉文纳就是椭圆的北部焦点，另一个焦点就是罗马。[10] 我们评论非洲主教们的举动时，应该将这一点牢记在心。前往拉文纳并不是为了绕开罗马的主教们，去寻找一个纯“世俗”的宗教判决。那只是现代人的假设。对于皇帝和罗马的上层居民来说，神学和社会秩序是密不可分的。解决其中的一个，便保证了另一个的解决。如果教宗不能使二者一致，皇帝和他的顾问们就会替他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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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就不会对这样的事件感到意外：418年4月30日，禁卫军长官弗拉维乌斯·朱尼乌斯·卡尔图斯·帕拉迪乌斯接受皇帝敕令，撤销教宗佐西穆对伯拉纠和塞勒斯提乌斯的无罪判决。皇帝在敕令中对他们二人冠以“新异端的始作俑者”之名，加以谴责。他们必须离开罗马城。他们的追随者——教士与平信徒——可以被任何人公开抨击。他们的教唆已经损害了“我们最神圣城市的”和平。[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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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拉迪乌斯不是一个边缘的廷臣，他在遥远的沼泽拉文纳与皇帝关系密切。我们从一份1928年公布的铭文中（这份铭文以前似乎没有在“伯拉纠派论争”中被加以考量）得知，帕拉迪乌斯是罗马城与宫廷之间的联系人，他的宅邸位于阿文提诺山山脚，这份铭文就放置在住宅之外。铭文说明了帕拉迪乌斯在四种情形下，于皇帝面前代表元老院。[12] 更重要的是，这个帕拉迪乌斯很可能和在409年和410年这两个可怕年份中的帕拉迪乌斯是同一人。后者试图组织所有元老院议员平等地捐款，向哥特人赎买罗马城的安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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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帕拉迪乌斯就是在这些基督徒贵族最糟糕的时候见到了他们。阿尼齐家族为了保护自己的巨额财产，拒绝向公共基金捐款。法尔托尼亚·普罗芭的敌人们甚至确信，她为哥特人打开了罗马的城门。年轻的皮尼亚努斯和他的妻子小梅兰尼娅决定出售他们的财产，而此时这些财产的一部分要被帝国用作罗马城的公共福利。帕拉迪乌斯（如果他是同一个人）没有心情去原谅贵族之间进一步的党派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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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谴责伯拉纠和塞勒斯提乌斯，并不只是为了取悦非洲的主教们，还因为他们二人导致了罗马的派别分裂。根据皇帝敕令的描述，他们声称提出完美主义神学理论的自己优越于其他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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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和别人想的一样就是庸俗的标志，把摧毁大家认可的东西看成专家的标志。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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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厉的敕令很契合那个时代的紧张气氛。在410年之后，精神的“救生筏”在罗马逐渐成形。宗教观点之争是继承自一个丰饶时代的奢侈品。而在一个被蛮族入侵所动摇的城市，这些观点上的分歧是不会被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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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乎整个西部，一个既愚蠢又不敬的信条被推上了台面”：艾克拉努的朱利安，418年～约4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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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敕令声称要为这个焦虑的城市恢复秩序。面对这样的帝国敕令，罗马的各个群体屈服了。佐西穆是个见风使舵之人，罗马的教士们也集合起来反对伯拉纠，先前有许多有影响力的司铎和助祭支持伯拉纠。包括后来的罗马教宗塞莱斯廷（422～432年在位）和西克斯图斯（432～440年在位），[15] 甚至还有为罗马向迦太基送信的信使——年轻的辅祭利奥，他应该就是未来著名的利奥一世（440～461年在位），[16] 这些身居要职的教士的立场转变，直白地表明了他们希望教士维持在罗马“第三等级”的地位。作为教士，他们宁可准备接受由那些教友（非洲主教）制定的严格教义，也不愿跟随伯拉纠的观点——伯拉纠只是一个世俗讲师，他的主要保护人是平信徒上层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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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奥古斯丁思想的唯一有力的反驳来自罗马城以外。朱利安，意大利南部艾克拉努地区的年轻主教，拒绝在谴责伯拉纠的文件上签字。这值得我们在这个不同寻常的人物身上停留片刻。他的生涯展示了一个出身良好的拉丁教士所能调集的惊人的文化资源。[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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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拉努是一个坐落于坎帕尼亚山丘之中的小城，离贝内文托大约10英里。这里现在被称作米拉贝拉·艾克拉诺，面朝干燥起伏的阿普利亚山区（今普利亚），并且靠近从罗马到布林迪西和东方的道路。朱利安属于一个崭新的社会团体——教士贵族。他的父亲曾担任主教，他的两个姐妹是修女。他生来就处于教士的圈子之中，这个家庭新近在坎帕尼亚的边缘地带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这个地区在4世纪70年代前后被西玛库斯当作自己心中最美风光的所在，诺拉的保利努斯也曾于395年在此定居。我们第一次见到朱利安是在407年，那时保利努斯为其写了一篇新婚颂诗。这首诗是为了祝贺朱利安和贝内文托主教埃米里乌斯的女儿的大婚。[18] 从那时起，这个年轻人就已经注定了自己的教士生涯。朱利安的岳父——主教埃米里乌斯和保利努斯是好友，二人有同等的社会地位。朱利安和埃米里乌斯的女儿的婚姻，代表着这个年轻人在社交领域的一大进步。地区教士成员彼此建立紧密的联系，使他们抛开原有的财富与地位的差异成为可能。[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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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大约在5世纪10年代中期，朱利安被任命为艾克拉努的主教。在他被委以圣职前后，他就因在食物短缺时期救济穷人而引起了当地基督徒贵族的注意，食物短缺可能是411～412年西哥特军队过境造成的。[20] 在外人看来，作为一名受人敬仰的绅士，朱利安本来应该召集城市议会来应对。在四十年前，375年的地震后，这里的议员曾经被鼓舞起来重建他们本地的贝内文托城，年轻的西玛库斯也曾为这件事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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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安的这些生活和背景的细节，给予了年轻的艾克拉努主教一种令人愉悦的老式氛围。[21] 但朱利安不是一个旧派贵族。教士们已经开始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高等文化，朱利安就是这一代教士中的一员。他身处的世界吸收了哲罗姆和儒菲努斯的学术成果，并且利用日益增长的前往圣地的罗马朝圣者，开启了与希腊化东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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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安被奥古斯丁观点的胜利所震撼。他原以为罗马的教士和意大利的主教们都会支持伯拉纠，然而，他们却屈服于在迦太基策划的暴乱。在朱利安看来，他们慑于帝国法律而签署了信仰的声明，宣称否认自由意志、妖魔化婚姻，承认由曾经的摩尼教徒奥古斯丁提出的“新摩尼主义”教会的胜利。用朱利安多次对主教同僚们申诉的话来说，西部的基督教主教们任由自己被威胁和迷惑：“在几乎整个西部，一个既愚蠢又不敬的信条被推上了台面。”[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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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安在418年年末被放逐。如同之前的西塞罗（于公元前51年），朱利安取道布林迪西，由此前往奇里乞亚，但他是以流放主教的身份前去的，而不是像西塞罗那样作为一名罗马官员。作为一名流放者，他舒适地定居下来。他成为希腊经师狄奥多尔·莫普苏埃斯蒂亚的追随者。他很快适应了这个与他意气相投的新学术环境。他与奥古斯丁的争论是连接东西部的一个出人意料而又必然的结果。[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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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安是一个旷世奇才。他是一个拉丁文写作者，但很快就学会了像希腊人那样思考。这使他可以让自己在拉丁西方的读者一瞥地中海东部地区丰富的思想财富，而这些财富一直以来都被奥古斯丁和他的非洲同僚们所忽视。安条克和奇里乞亚长久以来就是产生关于人类处境的明快思想的地区。在对自更远东方传播而来的摩尼教的反应中，这一思想被深化了。朱利安在安条克发起了自己的反摩尼主义讨论，并凭借这种方式驳倒了奥古斯丁关于原罪的观点。[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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