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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厉的敕令很契合那个时代的紧张气氛。在410年之后，精神的“救生筏”在罗马逐渐成形。宗教观点之争是继承自一个丰饶时代的奢侈品。而在一个被蛮族入侵所动摇的城市，这些观点上的分歧是不会被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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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乎整个西部，一个既愚蠢又不敬的信条被推上了台面”：艾克拉努的朱利安，418年～约4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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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敕令声称要为这个焦虑的城市恢复秩序。面对这样的帝国敕令，罗马的各个群体屈服了。佐西穆是个见风使舵之人，罗马的教士们也集合起来反对伯拉纠，先前有许多有影响力的司铎和助祭支持伯拉纠。包括后来的罗马教宗塞莱斯廷（422～432年在位）和西克斯图斯（432～440年在位），[15] 甚至还有为罗马向迦太基送信的信使——年轻的辅祭利奥，他应该就是未来著名的利奥一世（440～461年在位），[16] 这些身居要职的教士的立场转变，直白地表明了他们希望教士维持在罗马“第三等级”的地位。作为教士，他们宁可准备接受由那些教友（非洲主教）制定的严格教义，也不愿跟随伯拉纠的观点——伯拉纠只是一个世俗讲师，他的主要保护人是平信徒上层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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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奥古斯丁思想的唯一有力的反驳来自罗马城以外。朱利安，意大利南部艾克拉努地区的年轻主教，拒绝在谴责伯拉纠的文件上签字。这值得我们在这个不同寻常的人物身上停留片刻。他的生涯展示了一个出身良好的拉丁教士所能调集的惊人的文化资源。[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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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拉努是一个坐落于坎帕尼亚山丘之中的小城，离贝内文托大约10英里。这里现在被称作米拉贝拉·艾克拉诺，面朝干燥起伏的阿普利亚山区（今普利亚），并且靠近从罗马到布林迪西和东方的道路。朱利安属于一个崭新的社会团体——教士贵族。他的父亲曾担任主教，他的两个姐妹是修女。他生来就处于教士的圈子之中，这个家庭新近在坎帕尼亚的边缘地带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这个地区在4世纪70年代前后被西玛库斯当作自己心中最美风光的所在，诺拉的保利努斯也曾于395年在此定居。我们第一次见到朱利安是在407年，那时保利努斯为其写了一篇新婚颂诗。这首诗是为了祝贺朱利安和贝内文托主教埃米里乌斯的女儿的大婚。[18] 从那时起，这个年轻人就已经注定了自己的教士生涯。朱利安的岳父——主教埃米里乌斯和保利努斯是好友，二人有同等的社会地位。朱利安和埃米里乌斯的女儿的婚姻，代表着这个年轻人在社交领域的一大进步。地区教士成员彼此建立紧密的联系，使他们抛开原有的财富与地位的差异成为可能。[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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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大约在5世纪10年代中期，朱利安被任命为艾克拉努的主教。在他被委以圣职前后，他就因在食物短缺时期救济穷人而引起了当地基督徒贵族的注意，食物短缺可能是411～412年西哥特军队过境造成的。[20] 在外人看来，作为一名受人敬仰的绅士，朱利安本来应该召集城市议会来应对。在四十年前，375年的地震后，这里的议员曾经被鼓舞起来重建他们本地的贝内文托城，年轻的西玛库斯也曾为这件事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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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安的这些生活和背景的细节，给予了年轻的艾克拉努主教一种令人愉悦的老式氛围。[21] 但朱利安不是一个旧派贵族。教士们已经开始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高等文化，朱利安就是这一代教士中的一员。他身处的世界吸收了哲罗姆和儒菲努斯的学术成果，并且利用日益增长的前往圣地的罗马朝圣者，开启了与希腊化东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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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安被奥古斯丁观点的胜利所震撼。他原以为罗马的教士和意大利的主教们都会支持伯拉纠，然而，他们却屈服于在迦太基策划的暴乱。在朱利安看来，他们慑于帝国法律而签署了信仰的声明，宣称否认自由意志、妖魔化婚姻，承认由曾经的摩尼教徒奥古斯丁提出的“新摩尼主义”教会的胜利。用朱利安多次对主教同僚们申诉的话来说，西部的基督教主教们任由自己被威胁和迷惑：“在几乎整个西部，一个既愚蠢又不敬的信条被推上了台面。”[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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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安在418年年末被放逐。如同之前的西塞罗（于公元前51年），朱利安取道布林迪西，由此前往奇里乞亚，但他是以流放主教的身份前去的，而不是像西塞罗那样作为一名罗马官员。作为一名流放者，他舒适地定居下来。他成为希腊经师狄奥多尔·莫普苏埃斯蒂亚的追随者。他很快适应了这个与他意气相投的新学术环境。他与奥古斯丁的争论是连接东西部的一个出人意料而又必然的结果。[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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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安是一个旷世奇才。他是一个拉丁文写作者，但很快就学会了像希腊人那样思考。这使他可以让自己在拉丁西方的读者一瞥地中海东部地区丰富的思想财富，而这些财富一直以来都被奥古斯丁和他的非洲同僚们所忽视。安条克和奇里乞亚长久以来就是产生关于人类处境的明快思想的地区。在对自更远东方传播而来的摩尼教的反应中，这一思想被深化了。朱利安在安条克发起了自己的反摩尼主义讨论，并凭借这种方式驳倒了奥古斯丁关于原罪的观点。[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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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十年，朱利安不停地写作。他成功地将浩繁的卷帙堆积在奥古斯丁的书桌上——朱利安写作四卷应对奥古斯丁的一卷（于419年年中），另外八卷于427～428年流传到非洲，这最终使奥古斯丁这个老病之人放弃其他活计来回应朱利安的毁灭性攻击。在这个持续不断的嘲弄洪流之中，将奥古斯丁描述为“蠢驴之王”也只是最轻的冒犯。[25] 在对年迈的奥古斯丁纠缠许久之后，朱利安回到了意大利，于450年前后在西西里逝世。[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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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抛开他这些对“新摩尼主义者”奥古斯丁的无情学术攻击，朱利安也显示出政治敏锐性。他以接近一位有权势的平信徒作为攻击之始。419年，瓦勒利乌斯是一个帝国宫廷的军事长官，并且即将成为骑兵军事长官。[27] 据说他就是塔加斯特城的阿利比乌斯带着80匹努米底亚种马的礼物去觐见之人。瓦勒利乌斯还是个年轻人，希望组建一个家庭。朱利安不遗余力地确保瓦勒利乌斯知悉，当涉及性和婚姻时，奥古斯丁仍然是个彻头彻尾的摩尼教徒。性对于奥古斯丁来说（朱利安这样宣称）不是本能，而是一种邪恶的蛊惑，被不可挽回地种在人类身体中。即使是在合法的婚姻中，孩子也是“恶魔的礼物”[28] 。像瓦勒利乌斯这样的已婚平信徒，在支持由奥古斯丁及其在非洲的“秘密摩尼主义”追随者提出的关于婚姻关系的可怕观点之前，都要反复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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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容易将朱利安对奥古斯丁关于性和婚姻观点的描述视为一种恶意的讽刺，而不将其当真。[29] 但当时的问题是，这一讽刺是说给“非教士”听众的。正是如军事长官瓦勒利乌斯这样的已婚平信徒读者的出场，赋予了“伯拉纠派论争”这一事件的最后十年一种独特的基调。在5世纪和宗教改革之间的这个时期，发生了拉丁西方的最后一次大型争论，其听众包括有影响力、有教养的已婚读者，争论涉及直接关系他们个人生活的问题（如性和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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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考虑团结”：奥古斯丁、财富和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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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世纪20年代，朱利安和奥古斯丁都意识到了大部头书籍的作用。在日益混乱的拉丁西方世界，帝国的法令和教会的声明都起不到什么作用。现代学者们（按照现代集权国家的形象来设计晚期帝国的图景）有时认为基督教早期的主要争论会因一纸帝国法令而终止。他们宣称是行政权力导致了奥古斯丁和伯拉纠之间的平衡被打破，并在后来的时代造成了令人痛苦的后果。但朱利安和奥古斯丁两人都更了解情况，他们知道帝国法令的颁布只是比赛开始的枪声，动摇大众观念的文笔苦战随后就会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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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宗教问题到了诉诸法律的时候，情况就特殊了。不考虑他们夸张的尖刻言语，帝国敕令直白地显示了其世俗性关照，针对异端只是其次。对帝国政府造成最大困扰的是每年伴随缴税而来的痛苦，关于宗教的法律从没有像关于税收的法律那样被坚决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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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反异端的法律不得人心或者让人觉得无关紧要，它们就缺少刺激效果。它们通常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被最终忽视。如果法律想要被实施，必须有公众的观念在背后支撑。实际上，公众的观念就是指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阶级的观念，他们作为城市的管理者或者领袖践行着法律。因此，朱利安言辞最激烈的作品所针对的读者也是他们。因为廷臣和行政官员这些平信徒——不是教士——依旧掌握着机要，而平信徒关心婚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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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同样关心财富问题，奥古斯丁清楚地看到了这样一点。在他5世纪20年代写给有权势官员的信件里，他非常强调他的观点：大公教会是一个包罗一切的组织，其中也包括虔诚地使用财富。奥古斯丁在他400年的布道词中就已设定好了杰出的基督徒富人形象，现在这种形象转移到了身居高位且活动频繁的政客和将领们身上。约417年之后，通过在精心草拟的信件（而非散见于布道词的“只言片语”）中加以总结，奥古斯丁关于财富的观点贯穿晚期罗马和西方中世纪早期，成为关于财富的社会共识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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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最简洁的话来说：奥古斯丁提出，财富是合理的，因为财富的起源是不清楚的。就如上帝的恩典一样，财富作为一种现象，被奥古斯丁移出了人的审查。财富是圣保罗提到的恩赐之一：“只是各人都有来自上帝的恩赐。”（《哥林多前书》7：7）奥古斯丁在给未来的非洲军事长官（地区武装力量的首领）卜尼法斯的信中写过这句话。他将卜尼法斯的军阶、勇气以及财富等一切，都视为上帝的恩赐，这些恩赐都要被用于服务大公教会。[30] 将行政官员的职位和随之而来的财富视作和个人神恩（就是圣保罗之“恩赐”所指）相同的东西可能会让现代读者觉得不合适，甚至感到吃惊，但对奥古斯丁而言则不是这样。对他来说，财富和其他一切东西一样，都来自不为人知的神意。因此，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将财富和上帝的其他恩赐一样用作教会的公益。这对于一个驻扎在帝国撒哈拉边境的军官来说，是令人振奋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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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对待财富的观点依赖于对大公教会权威的强烈意识。通过被用于服务一个拥有宏大前景的世界性组织，财富获得了意义和严肃性。417年，奥古斯丁给另一位政客达尔达努斯写了一封类似的信。达尔达努斯是高卢大区的前任长官，正处于退隐生活中。他十分谨慎，生活在一个名叫提奥波利斯（意为“神之城”或“神佑之城”）的村寨的围墙保护之中。提奥波利斯位于遥远的阿尔卑斯山区一个梦幻般的山谷（位于今法国圣热内耶，希斯特隆东部）中，但它靠近纵横蜿蜒的山区小道，通过这些小道可以撤离到意大利。[31] 达尔达努斯需要安全感。413年，他以血腥的方式镇压了高卢贵族们的叛乱，他甚至打算亲手杀死篡位者。达尔达努斯后来被他的崇拜者们视为铁腕人物。他是一个艰难时代的强硬之人。达尔达努斯坚定地站在拉文纳的皇帝一边。[32] 奥古斯丁提醒他，还有一个宏大的组织，他应该去效忠：“当你想象上帝的居所，想象圣徒们合而为一（聚集在天堂中）。”[33] 把财富和权力用于支持统一的普世大公教会，就是达尔达努斯侍奉上帝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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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对于财富的辩护正合时宜。在一个被突如其来的内战和蛮族入侵所动摇的世界里，没有道理去谴责富人们获得财富的方式。那些使自己的财富在新危机之中得以幸存的人，不可能为他们所剩不多的财富感到愧疚。像安布罗斯的布道词和伯拉纠派的《论财富》那样对财富和富人进行尖锐批判已经过时。这些激进主义者还是丰裕时代的产物。在4世纪的黄金时代，他们针对的是对充裕财富的不安。对于现在面临着可能失去一切的人们来说，他们的影响就小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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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下一章中将要见到的那样，到420年，黄金时代真的结束了。帝国在其西部省份丧失了权力，强调地区各阶层需要稳定等级的论调被推到前台。这就意味着他们试图与依附者建立强大的上下联系，而在更早的时代，这被认为是不必要的。4世纪的黄金时代以不住在该地的地主广泛存在于整个帝国为特征，这依赖强大、统一的帝国。现在是一个紧缩的时代，是一个强化地方根基的时代。达尔达努斯的防御工事就是这个时代的写照。团结高于一切。在一个抱团取暖的社会，最大的罪恶是傲慢，而不是贪婪。如果贵族们想要幸存，他们必须调动自己下属的忠诚之心，他们必须学会向征服者妥协——他们是按照大公教会的主教和教士们教导的方式来做的。正如凯特·库珀提出的那样，写给有影响力的平信徒——男性和女性——的建议信和论著，成为拉丁西方文学的主要特色。这些论著不再倾向于让人放弃财富，它们都是在阐述如何将财富作为一种有力的工具去正确使用。[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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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在这一时期的作品构成了这一时代转变的一部分。他明确地说到，屈服于征服者的最好方式就是加入由各阶层信众聚集而成的大公教会，并且作为罪人和其他罪人一起赎罪。与朱利安针锋相对的奥古斯丁声明，他对于伯拉纠思想的胜利，是普罗大众对于冷漠的精英主义至善论者的胜利。奥古斯丁关于教会的图景明显为普通罪人留有一席之地，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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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即使在婚姻的神圣束缚之下仍放纵自己的性欲？……是谁，紧紧抓住自己的财产？是谁，在施舍，即便是不那么慷慨？……但又是谁，会视自己为渺小，视上帝为荣耀？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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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被鼓励将自己的钱财投入自己灵魂所属的地方。一个罪人的团体成为一个施舍者的团体。不是所有人都有奥古斯丁在他著名的关于捐赠和赎罪的布道词中所说的那种精神。5世纪和6世纪在意大利、高卢和西班牙的铭文显示，还有许多人是出于“非奥古斯丁主义”而捐赠和大兴土木的。他们捐献他们的财产，一部分是为了许愿。他们希望给当地的教会带来荣耀，就像他们曾经为他们的城市带来荣耀一样。他们希望这样能保证自己和自己的家族不被遗忘。但在奥古斯丁的著作和晚年的布道词里，奥古斯丁引导了基督徒的虔诚改变方向。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慷慨以赎罪成为遍及整个西部教会的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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