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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小细节显示了这一风尚的转变。在5世纪30年代后期，当马赛的萨尔维安回顾诺拉的保利努斯的时代时，他选了保利努斯诗歌中的一段，即保利努斯让苏尔皮奇乌斯·塞维鲁刻在自己的雕像下方的那段。保利努斯的雕像被放置在普利姆里亚库姆教堂圣马丁像旁边。马丁是圣徒，而保利努斯是罪人。对萨尔维安而言，保利努斯是那种正确的罪人，他知道如何通过捐赠来赎罪，他展示了“通过散发钱币来赎罪”[36] 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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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奥古斯丁表达的是一种价值取向，将钱财用于教会以赎罪，使钱财获得了“毋庸置疑”的地位。奥古斯丁所想，遍及拉丁世界的许多作家和布道者都已思考过。这并不令人惊讶。奥古斯丁并不致力于在财富和赎罪问题上讲出什么新意。在他的作品和布道词中，他总是坚持他曾经在非洲和其他地方与读者和听众分享的观念，但他将这一切化为令人印象深刻的词句。在特定的圈子里，这些词句保留着。我们会第一次见到未来的罗马教宗利奥，他在418年夏天作为一名年轻的辅祭送信去迦太基。作为奥古斯丁作品的忠实读者，利奥对奥古斯丁的财富观深信不疑。当利奥在440年成为罗马教宗时，他开始就财富和捐献问题布道，他采取的是奥古斯丁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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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尘世的物质财产也来自上帝的慷慨……财富是有益的。当财富被仁慈大度的人占有时，它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关系……许多人使用财富，作为虔诚的一种方式，无论财富是来自正当的继承，还是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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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奥古斯丁的思想跨越了地中海，成为拉丁基督教共识的一部分，不再局限于非洲。这一切是如何形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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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徒劳地为那些穷人呼喊”：在非洲与意大利之间的主教和社会，419～4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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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奥古斯丁传记的人会强调奥古斯丁义无反顾地从米兰返回非洲这一事件的重要性。了解他的朋友们可不这么看，他们或许会大吃一惊。在419～428年，年届七旬的主教阿利比乌斯及其同僚常年滞留于帝国宫廷周围。他并不只是为了促成针对伯拉纠的立法，也负责为身处深宫之中的皇帝讲述非洲的社会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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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情况直到最近才为人所知。在1975年，奥地利学者约翰·迪福雅克发现了奥古斯丁人生最后几十年之前无人知晓的书信集。我们已经知道这些信件包含多么丰富的信息。其中包括福萨拉主教安东尼努斯的全部故事，以及奥古斯丁在他人生最后几年写给迦太基的费姆斯的令人愉悦的信件。但最为重要的是，《迪福雅克信件》（这些信件的通称）使我们能够见证一个无声而又具有决定性的转变，这个转变就在重要的行省教会（非洲教会）和它所属的帝国的关系之中。许多这样的信件被写成“劝勉体”，作为被呈送给帝国宫廷的申诉材料的备忘录，它们是阿利比乌斯和他的同僚们带给在拉文纳的皇帝及其顾问们的陈情书的草稿。[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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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被写出来是为了引起皇帝的注意，为此，它们读起来令人警醒。它们将偏远地区基督教团体的声音带给罗马和拉文纳的管理层。它们并不只是阐明了意大利和非洲之间的地理距离，而更揭示了一种深层次的距离感。尽管在拉文纳得宠，但非洲主教们依然要面对那些只是名义上的基督徒的行政官员。罗马政府几乎没有变化。自从安布罗斯时代以来，罗马政府的世俗力量从来没有消失或变得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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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福雅克信件》充满了对高压专制的抱怨，而教士的特权却被排挤在一边。基督教堂的庇护所对欠税者毫无作用。在一封420年3月中旬写给阿利比乌斯的信中，奥古斯丁直白地说道：那些未付税款的人被从他们寻求庇护的教堂里随意拖出去；那些反抗税务官的主教和其他神职人员，被以妨碍“国家公务”的罪名起诉；那些不能寻求庇护的人被洗劫：“我们徒劳地为那些穷人呼喊，对他们我们爱莫能助。”[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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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封信里，奥古斯丁提醒阿利比乌斯去向宫廷说明财政的压力已经使非洲的教士们元气大伤。城市议会和商会发现他们太穷了，不能再允许他们的成员为教会服务。曾经是城市中骄傲的小团体，已经被“高层官员的苛政”[40] 所压垮。奥古斯丁建议应该和其他省份一样，将“辩护律师”——被授权起诉滥征税款的诉讼代理人——的制度在非洲建立起来。奥古斯丁提议，主教们提名可靠的平信徒作为该职位的候选人。[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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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年，奥古斯丁从非洲发出更多的警告消息。奴隶贩子已经入侵该行省，袭击希波以南山区的孤立村庄。他们抓捕自由的罗马人，将他们贩卖到海外。（奴隶贩子可能直接将他们跨海贩运到意大利的大地主手中，他们的劳动力因哥特人的入侵和罗马被洗劫而逃散。）奥古斯丁还说道：这些俘虏中只有很少是被他们的父母合法出售给奴隶贩子的。这样出售孩子通常是饥荒时代十分糟糕的无奈之举，几乎不合法。作为主教，奥古斯丁总是焦急地走司法程序。他向一个当地的律师咨询这种交易的有效性。[42] 然而，大部分受害者都曾经是罗马的自由公民，甚至连一个合法的程序都没有就被抓捕出售了。他要求阿利比乌斯赶紧在罗马法律档案中搜寻，希望能找到适用于这类情况下对奴隶贩子们的法律判例。但最重要的是，意大利的皇帝——与非洲远隔600英里波涛汹涌的海洋——必须意识到“非洲的恶行，我不敢相信有关这些恶行的消息在你身边居然无人提及”。[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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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奥古斯丁顽强地同艾克拉努的朱利安做斗争，保护自己的名誉，同时又受着疾病的折磨，但这个老修辞学家依然向前律师阿利比乌斯描述用何种词句能够打动宫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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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罗马军队因担心罗马人被蛮族人掳为奴隶而做好准备时，蛮族就被成功地抵御了。但是谁抵御这些随处可见的贩子？谁抵御这些不是贩运牲口，而是贩运人类的人呢？他们贩卖人口不是到蛮族国度，而是到罗马行省。……谁会以罗马自由之名抵御？——我不是说罗马国家的公共自由，而是指他们的个人自由。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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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迪福雅克信件》记录了一个非洲行省内外的拉丁基督教“语调”的显著变化，它极其清晰地揭示了基督教主教能力的限度：他们必须在一个公众生活依旧带有彻底的世俗色彩的社会中工作。即使在几十年前特权的天平就已经向大公教会倾斜，但直到现在硬实力的天平还没有改变。综合考虑到其他证据，《迪福雅克信件》还无法支撑基督教在拉丁西方成功崛起的描述。大公教会没能顺利地取代衰落中的帝国的作用。正如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几章中看到的那样，国家——罗马帝国——依旧是世俗化的组织，它的权威和严刑峻法的传统一点儿也没有受基督教影响。在整个5世纪的历程中，罗马政府只将很少一部分转交给了主教们。最终，帝国在众多基督徒不友善的目光中苦战落败。而基督徒们认为，帝国无力给予他们一个他们所渴望的基督教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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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这些故意危言耸听的论调，人们倾向于将《迪福雅克信件》解读为记录非洲社会不断增加且不可避免的危机的文本。这并不是事实。信件中提到的这些罪行，没有一个不是在先前的时代就已经发生过的。但是，一个转变发生了。在5世纪20年代，主教们变得更加积极。他们急切地（尽管不一定很成功）参与先前没有进入过的税务、奴隶制、庇护权等领域。[45] 在几十年间，他们感到自己的力量成为一个“压力集团”。他们在宫廷里的游说使伯拉纠遭到了帝国官方的谴责——他们游说的能力在411年在和多纳徒派对手于非洲发生的斗争中就已显现出来。但是针对伯拉纠和多纳徒派的法令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主教们日益增长的信心。他们到达拉文纳时，发现帝国被“基督徒王公贵族”统治，在那里他们希望自己的观点会被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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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5世纪20年代晚期的大幻影。这个帝国被“基督教王公贵族”统治的论断在这一时期不断增加，来自宫廷的信号也支持这一观点。426年，皇后加拉·普拉西提娅在拉文纳捐献巨资修建使徒约翰的教堂，她此举是为了庆祝自己在短暂的内战后重新掌权。这个华丽的新教堂（可惜其原始装饰无存）是一件奢侈品，被呈现给上帝以感激他在危难时刻的庇护，就如同三十年前诺拉的保利努斯建立的贾米拉神龛。但这不再是一种个人的还愿行为，而是一份教会和帝国团结的刻意声明。它建在宫殿旁，后殿环绕着自瓦伦提尼安一世以来的皇室家族成员肖像，顶部饰有君士坦丁大帝的画像。这样一幅景观是为了取悦那些自外省来请愿的主教。[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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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如《迪福雅克信件》所揭示的那样，并不是所有的请愿都得到了回应，因为主教们并不是当时唯一起作用的“压力集团”，他们必须和世俗的对手——官僚、地主和市议会——竞争。结果是，帝国的行政制度依然对基督徒不透明。跟四十年前的安布罗斯时代一样，主教们对税收这样的核心事务依然不能直接控制，他们在罗马的行政体制中依旧被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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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一些微小但有启发性的细节中得到证实。押沙龙·拉尼亚多在他近期才华横溢的作品中展示了一份一般被归于409年的法律文书，学者们似乎认为它在选举城市保护者的委员会中给予了意大利主教们一席之地。然而这份文件被弄错了日期。通常认为这份文件是409年在意大利签署的，但拉尼亚多指出，事实上，这是一份6世纪早期的文件，《查士丁尼法典》弄错了日期。这就意味着学者们设想的时间要向后推，设想的奥古斯丁时代的帝国西部的主教形象只会在一个世纪后出现在帝国的东部（而不是西部）。[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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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尼亚多的研究只针对这一个案，但它使我们对于拉丁世界教会地位的观点有了明显的调整。尽管现在帝国更加明显地被基督徒皇帝们统治着，但是国家的事务与主教们基本无关。帝国的西部还没有一个成形的机制能够使主教与传统公民精英一道参与他所在城市的事务。在奥古斯丁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我们面对的依旧是个分工的社会。基督教会依旧被压制在自己在晚期罗马社会的小天地里，而这个地位被纯粹世俗性的罗马政府占据着，并且是由坚定的世俗价值取向来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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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被许多在4世纪下半叶成长起来的人（奥古斯丁和阿利比乌斯也在其中）视为理所当然的情形。在帝国的公共事务中，基督教主教们依旧没有他们所期望的影响力。但此时，基督教在诸如税务和庇护权这样的重要事务上缺乏影响力，这是让这个表面强大的帝国为之提供特权和全面保护必须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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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情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5世纪是一个诸多不幸之事不请自来的世纪。最为不幸的就是，人们意识到帝国自身已不再稳固了。从约405～406年开始，在几十年间，帝国的孱弱已愈发明晰地显现，甚至非洲也卷入这场灾难之中。在429年——奥古斯丁生命的最后一年，一支汪达尔人的军队突然出现在希波的城墙之外。他们渡过直布罗陀海峡，未受到抵抗，不被察觉地就掠过非洲西北部900英里的土地。十年之后，在439年（奥古斯丁430年去世后九年），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迦太基落入汪达尔人之手。用迦太基主教奥勒留的继任者郭德乌尔德乌斯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那个堪称人间乐园的非洲，它现在在哪儿？”[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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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候把目光从非洲移开，去关注那场已经将地中海北岸吞噬的帝国危机了。为此，我们必须回到400年前后的高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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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liny the Elder，Natural History 8.1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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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ermelinger，Rom und Pelagius ，4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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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rown，Augustine of Hippo （2000），354-66.读者们要知道，关于奥古斯丁和伯拉纠争论的文献浩如烟海，我只限于将可靠且与主题相关的书籍和文章引用于此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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