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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十年，朱利安不停地写作。他成功地将浩繁的卷帙堆积在奥古斯丁的书桌上——朱利安写作四卷应对奥古斯丁的一卷（于419年年中），另外八卷于427～428年流传到非洲，这最终使奥古斯丁这个老病之人放弃其他活计来回应朱利安的毁灭性攻击。在这个持续不断的嘲弄洪流之中，将奥古斯丁描述为“蠢驴之王”也只是最轻的冒犯。[25] 在对年迈的奥古斯丁纠缠许久之后，朱利安回到了意大利，于450年前后在西西里逝世。[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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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抛开他这些对“新摩尼主义者”奥古斯丁的无情学术攻击，朱利安也显示出政治敏锐性。他以接近一位有权势的平信徒作为攻击之始。419年，瓦勒利乌斯是一个帝国宫廷的军事长官，并且即将成为骑兵军事长官。[27] 据说他就是塔加斯特城的阿利比乌斯带着80匹努米底亚种马的礼物去觐见之人。瓦勒利乌斯还是个年轻人，希望组建一个家庭。朱利安不遗余力地确保瓦勒利乌斯知悉，当涉及性和婚姻时，奥古斯丁仍然是个彻头彻尾的摩尼教徒。性对于奥古斯丁来说（朱利安这样宣称）不是本能，而是一种邪恶的蛊惑，被不可挽回地种在人类身体中。即使是在合法的婚姻中，孩子也是“恶魔的礼物”[28] 。像瓦勒利乌斯这样的已婚平信徒，在支持由奥古斯丁及其在非洲的“秘密摩尼主义”追随者提出的关于婚姻关系的可怕观点之前，都要反复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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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容易将朱利安对奥古斯丁关于性和婚姻观点的描述视为一种恶意的讽刺，而不将其当真。[29] 但当时的问题是，这一讽刺是说给“非教士”听众的。正是如军事长官瓦勒利乌斯这样的已婚平信徒读者的出场，赋予了“伯拉纠派论争”这一事件的最后十年一种独特的基调。在5世纪和宗教改革之间的这个时期，发生了拉丁西方的最后一次大型争论，其听众包括有影响力、有教养的已婚读者，争论涉及直接关系他们个人生活的问题（如性和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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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考虑团结”：奥古斯丁、财富和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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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世纪20年代，朱利安和奥古斯丁都意识到了大部头书籍的作用。在日益混乱的拉丁西方世界，帝国的法令和教会的声明都起不到什么作用。现代学者们（按照现代集权国家的形象来设计晚期帝国的图景）有时认为基督教早期的主要争论会因一纸帝国法令而终止。他们宣称是行政权力导致了奥古斯丁和伯拉纠之间的平衡被打破，并在后来的时代造成了令人痛苦的后果。但朱利安和奥古斯丁两人都更了解情况，他们知道帝国法令的颁布只是比赛开始的枪声，动摇大众观念的文笔苦战随后就会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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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宗教问题到了诉诸法律的时候，情况就特殊了。不考虑他们夸张的尖刻言语，帝国敕令直白地显示了其世俗性关照，针对异端只是其次。对帝国政府造成最大困扰的是每年伴随缴税而来的痛苦，关于宗教的法律从没有像关于税收的法律那样被坚决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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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反异端的法律不得人心或者让人觉得无关紧要，它们就缺少刺激效果。它们通常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被最终忽视。如果法律想要被实施，必须有公众的观念在背后支撑。实际上，公众的观念就是指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阶级的观念，他们作为城市的管理者或者领袖践行着法律。因此，朱利安言辞最激烈的作品所针对的读者也是他们。因为廷臣和行政官员这些平信徒——不是教士——依旧掌握着机要，而平信徒关心婚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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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同样关心财富问题，奥古斯丁清楚地看到了这样一点。在他5世纪20年代写给有权势官员的信件里，他非常强调他的观点：大公教会是一个包罗一切的组织，其中也包括虔诚地使用财富。奥古斯丁在他400年的布道词中就已设定好了杰出的基督徒富人形象，现在这种形象转移到了身居高位且活动频繁的政客和将领们身上。约417年之后，通过在精心草拟的信件（而非散见于布道词的“只言片语”）中加以总结，奥古斯丁关于财富的观点贯穿晚期罗马和西方中世纪早期，成为关于财富的社会共识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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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最简洁的话来说：奥古斯丁提出，财富是合理的，因为财富的起源是不清楚的。就如上帝的恩典一样，财富作为一种现象，被奥古斯丁移出了人的审查。财富是圣保罗提到的恩赐之一：“只是各人都有来自上帝的恩赐。”（《哥林多前书》7：7）奥古斯丁在给未来的非洲军事长官（地区武装力量的首领）卜尼法斯的信中写过这句话。他将卜尼法斯的军阶、勇气以及财富等一切，都视为上帝的恩赐，这些恩赐都要被用于服务大公教会。[30] 将行政官员的职位和随之而来的财富视作和个人神恩（就是圣保罗之“恩赐”所指）相同的东西可能会让现代读者觉得不合适，甚至感到吃惊，但对奥古斯丁而言则不是这样。对他来说，财富和其他一切东西一样，都来自不为人知的神意。因此，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将财富和上帝的其他恩赐一样用作教会的公益。这对于一个驻扎在帝国撒哈拉边境的军官来说，是令人振奋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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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对待财富的观点依赖于对大公教会权威的强烈意识。通过被用于服务一个拥有宏大前景的世界性组织，财富获得了意义和严肃性。417年，奥古斯丁给另一位政客达尔达努斯写了一封类似的信。达尔达努斯是高卢大区的前任长官，正处于退隐生活中。他十分谨慎，生活在一个名叫提奥波利斯（意为“神之城”或“神佑之城”）的村寨的围墙保护之中。提奥波利斯位于遥远的阿尔卑斯山区一个梦幻般的山谷（位于今法国圣热内耶，希斯特隆东部）中，但它靠近纵横蜿蜒的山区小道，通过这些小道可以撤离到意大利。[31] 达尔达努斯需要安全感。413年，他以血腥的方式镇压了高卢贵族们的叛乱，他甚至打算亲手杀死篡位者。达尔达努斯后来被他的崇拜者们视为铁腕人物。他是一个艰难时代的强硬之人。达尔达努斯坚定地站在拉文纳的皇帝一边。[32] 奥古斯丁提醒他，还有一个宏大的组织，他应该去效忠：“当你想象上帝的居所，想象圣徒们合而为一（聚集在天堂中）。”[33] 把财富和权力用于支持统一的普世大公教会，就是达尔达努斯侍奉上帝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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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对于财富的辩护正合时宜。在一个被突如其来的内战和蛮族入侵所动摇的世界里，没有道理去谴责富人们获得财富的方式。那些使自己的财富在新危机之中得以幸存的人，不可能为他们所剩不多的财富感到愧疚。像安布罗斯的布道词和伯拉纠派的《论财富》那样对财富和富人进行尖锐批判已经过时。这些激进主义者还是丰裕时代的产物。在4世纪的黄金时代，他们针对的是对充裕财富的不安。对于现在面临着可能失去一切的人们来说，他们的影响就小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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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下一章中将要见到的那样，到420年，黄金时代真的结束了。帝国在其西部省份丧失了权力，强调地区各阶层需要稳定等级的论调被推到前台。这就意味着他们试图与依附者建立强大的上下联系，而在更早的时代，这被认为是不必要的。4世纪的黄金时代以不住在该地的地主广泛存在于整个帝国为特征，这依赖强大、统一的帝国。现在是一个紧缩的时代，是一个强化地方根基的时代。达尔达努斯的防御工事就是这个时代的写照。团结高于一切。在一个抱团取暖的社会，最大的罪恶是傲慢，而不是贪婪。如果贵族们想要幸存，他们必须调动自己下属的忠诚之心，他们必须学会向征服者妥协——他们是按照大公教会的主教和教士们教导的方式来做的。正如凯特·库珀提出的那样，写给有影响力的平信徒——男性和女性——的建议信和论著，成为拉丁西方文学的主要特色。这些论著不再倾向于让人放弃财富，它们都是在阐述如何将财富作为一种有力的工具去正确使用。[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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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在这一时期的作品构成了这一时代转变的一部分。他明确地说到，屈服于征服者的最好方式就是加入由各阶层信众聚集而成的大公教会，并且作为罪人和其他罪人一起赎罪。与朱利安针锋相对的奥古斯丁声明，他对于伯拉纠思想的胜利，是普罗大众对于冷漠的精英主义至善论者的胜利。奥古斯丁关于教会的图景明显为普通罪人留有一席之地，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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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即使在婚姻的神圣束缚之下仍放纵自己的性欲？……是谁，紧紧抓住自己的财产？是谁，在施舍，即便是不那么慷慨？……但又是谁，会视自己为渺小，视上帝为荣耀？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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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被鼓励将自己的钱财投入自己灵魂所属的地方。一个罪人的团体成为一个施舍者的团体。不是所有人都有奥古斯丁在他著名的关于捐赠和赎罪的布道词中所说的那种精神。5世纪和6世纪在意大利、高卢和西班牙的铭文显示，还有许多人是出于“非奥古斯丁主义”而捐赠和大兴土木的。他们捐献他们的财产，一部分是为了许愿。他们希望给当地的教会带来荣耀，就像他们曾经为他们的城市带来荣耀一样。他们希望这样能保证自己和自己的家族不被遗忘。但在奥古斯丁的著作和晚年的布道词里，奥古斯丁引导了基督徒的虔诚改变方向。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慷慨以赎罪成为遍及整个西部教会的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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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小细节显示了这一风尚的转变。在5世纪30年代后期，当马赛的萨尔维安回顾诺拉的保利努斯的时代时，他选了保利努斯诗歌中的一段，即保利努斯让苏尔皮奇乌斯·塞维鲁刻在自己的雕像下方的那段。保利努斯的雕像被放置在普利姆里亚库姆教堂圣马丁像旁边。马丁是圣徒，而保利努斯是罪人。对萨尔维安而言，保利努斯是那种正确的罪人，他知道如何通过捐赠来赎罪，他展示了“通过散发钱币来赎罪”[36] 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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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奥古斯丁表达的是一种价值取向，将钱财用于教会以赎罪，使钱财获得了“毋庸置疑”的地位。奥古斯丁所想，遍及拉丁世界的许多作家和布道者都已思考过。这并不令人惊讶。奥古斯丁并不致力于在财富和赎罪问题上讲出什么新意。在他的作品和布道词中，他总是坚持他曾经在非洲和其他地方与读者和听众分享的观念，但他将这一切化为令人印象深刻的词句。在特定的圈子里，这些词句保留着。我们会第一次见到未来的罗马教宗利奥，他在418年夏天作为一名年轻的辅祭送信去迦太基。作为奥古斯丁作品的忠实读者，利奥对奥古斯丁的财富观深信不疑。当利奥在440年成为罗马教宗时，他开始就财富和捐献问题布道，他采取的是奥古斯丁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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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尘世的物质财产也来自上帝的慷慨……财富是有益的。当财富被仁慈大度的人占有时，它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关系……许多人使用财富，作为虔诚的一种方式，无论财富是来自正当的继承，还是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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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奥古斯丁的思想跨越了地中海，成为拉丁基督教共识的一部分，不再局限于非洲。这一切是如何形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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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徒劳地为那些穷人呼喊”：在非洲与意大利之间的主教和社会，419～4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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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奥古斯丁传记的人会强调奥古斯丁义无反顾地从米兰返回非洲这一事件的重要性。了解他的朋友们可不这么看，他们或许会大吃一惊。在419～428年，年届七旬的主教阿利比乌斯及其同僚常年滞留于帝国宫廷周围。他并不只是为了促成针对伯拉纠的立法，也负责为身处深宫之中的皇帝讲述非洲的社会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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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情况直到最近才为人所知。在1975年，奥地利学者约翰·迪福雅克发现了奥古斯丁人生最后几十年之前无人知晓的书信集。我们已经知道这些信件包含多么丰富的信息。其中包括福萨拉主教安东尼努斯的全部故事，以及奥古斯丁在他人生最后几年写给迦太基的费姆斯的令人愉悦的信件。但最为重要的是，《迪福雅克信件》（这些信件的通称）使我们能够见证一个无声而又具有决定性的转变，这个转变就在重要的行省教会（非洲教会）和它所属的帝国的关系之中。许多这样的信件被写成“劝勉体”，作为被呈送给帝国宫廷的申诉材料的备忘录，它们是阿利比乌斯和他的同僚们带给在拉文纳的皇帝及其顾问们的陈情书的草稿。[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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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被写出来是为了引起皇帝的注意，为此，它们读起来令人警醒。它们将偏远地区基督教团体的声音带给罗马和拉文纳的管理层。它们并不只是阐明了意大利和非洲之间的地理距离，而更揭示了一种深层次的距离感。尽管在拉文纳得宠，但非洲主教们依然要面对那些只是名义上的基督徒的行政官员。罗马政府几乎没有变化。自从安布罗斯时代以来，罗马政府的世俗力量从来没有消失或变得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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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福雅克信件》充满了对高压专制的抱怨，而教士的特权却被排挤在一边。基督教堂的庇护所对欠税者毫无作用。在一封420年3月中旬写给阿利比乌斯的信中，奥古斯丁直白地说道：那些未付税款的人被从他们寻求庇护的教堂里随意拖出去；那些反抗税务官的主教和其他神职人员，被以妨碍“国家公务”的罪名起诉；那些不能寻求庇护的人被洗劫：“我们徒劳地为那些穷人呼喊，对他们我们爱莫能助。”[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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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封信里，奥古斯丁提醒阿利比乌斯去向宫廷说明财政的压力已经使非洲的教士们元气大伤。城市议会和商会发现他们太穷了，不能再允许他们的成员为教会服务。曾经是城市中骄傲的小团体，已经被“高层官员的苛政”[40] 所压垮。奥古斯丁建议应该和其他省份一样，将“辩护律师”——被授权起诉滥征税款的诉讼代理人——的制度在非洲建立起来。奥古斯丁提议，主教们提名可靠的平信徒作为该职位的候选人。[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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