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127059
这场大风暴的故事可以被讲得很简单。
1701127060
1701127061
405年12月31日，一个由汪达尔人、苏维汇人以及起源于多瑙河中游的阿兰人（之前与罗马人极少有联系）组成的大型蛮族联盟在美因茨附近渡过了莱茵河，他们劫掠并寻找雇主（据我们所知）。[4] 不列颠的军队推举了一位皇帝——君士坦丁三世——来对抗他们。君士坦丁将蛮族牢牢控制在高卢北部。但是君士坦丁最关心的，是让自己成为西部的正统皇帝。407年，他迅速南下（如皇帝马克西穆斯二十年前出于同样目的所做的那样），入侵意大利。第二年，嗜杀的蛮族盟友渡过莱茵河，再次出现在了高卢最为富庶的阿奎丹地区，这里是奥索尼乌斯、诺拉的保利努斯以及苏尔皮奇乌斯·塞维鲁的家乡。一场暴力的海啸扫荡了高卢南部。蛮族们发现了他们通往“罗马帝国腹地”[5] 的道路。
1701127062
1701127063
但这些蛮族不是以武力打开了通往南方的道路，他们是因受到君士坦丁三世的邀请而来的。君士坦丁谨慎地在高卢从南到北地安置他们，是为了在内战中使用他们的武力。如同其他在内战中不顾一切的军队（包括罗马军队），支付他们军饷的是劫掠的许可证。[6]
1701127064
1701127065
409年10月，同样是这群人，他们越过比利牛斯山的关口，进入了西班牙。同样，他们也不是自发向南迁徙，他们是受到另一个在萨拉戈萨城的篡夺者的邀请。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散布在伊比利亚半岛广阔的土地上，他们攻城略地。这些破坏通常被戏剧性地称为“蛮族入侵”，但并非如此，这些是内战中的皇帝们在行省带来的“附带伤害”。是内战中的异常行为而非轻率的“入侵”攻势，导致了当时蛮族部族的迁徙行为。[7]
1701127066
1701127067
许多“蛮族”与入室抢劫犯和拦路的强盗没什么区别，这样的事情经常在混乱时期在罗马各行省发生。他们和同一时期袭击希波山区的奴隶贩子团伙很类似。一个事例就是，在塔拉戈纳城外，一个蛮族团伙抢劫了一个带着一箱书的司铎，然后把书带到最近的城镇莱利达，看是否能找到买主！[8] 这些随意游荡的团伙是大问题，但很难将他们同我们提及“蛮族入侵”时所设想的嗜血军队的形象联系起来。塔拉戈纳城附近区域的考古遗存显示，在整个巨变时代，附近的乡村依旧人丁兴旺、丰饶多产。[9]
1701127068
1701127069
但是有更多的帝位争夺者，就会有更多的蛮族联盟的军事力量聚集起来为他们效力。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组成的盟友自北而下，很快就遇上了另一个北上的蛮族群体。在410年洗劫罗马后，哥特人离开意大利，进入高卢南部，他们同样宣称是为皇帝效力；他们支持一个自己的帝位争夺者已有数年；他们与拉文纳的“正统”皇帝结盟；进入西班牙后，他们占据数量上的优势，足以扫平大部分阿兰人和整个汪达尔人的小部族；418年，他们获得了在阿奎丹定居的回报。从各方面说，这都是一次官方许可的土地占领。直接获得土地（一些学者推测，有可能是通过税收）是所有劫掠许可中最能被接受的方式，这种方式被竞争中的皇帝们用来代替蛮族军队的军饷。[10] 西哥特人在阿奎丹的定居，是他们在长达十年内战中站在正确一方所得的好处。
1701127070
1701127071
一个内战一触即发的国家也正好为这一时期这种特殊的劫掠行为提供了背景。429年，汪达尔人在国王盖塞里克的率领下从西班牙南部进入北非。（这是奥古斯丁生命的最后一年。）非洲军事长官卜尼法斯（该行省唯一一支罗马军队的指挥官）与奥古斯丁有过书信往来。429年，他正跨海在意大利参加一场内战。他回到非洲内地时，完全被突然从西方出现的汪达尔人震惊了。439年9月，在对迦太基的援军还由于拉文纳宫廷的分裂而耽搁之时，盖塞里克将其夺取。[11] 总而言之，是内战——而不是他们自身嗜血欲望的驱使——使蛮族武装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从西罗马帝国疆域的一端迁徙到另一端。
1701127072
1701127073
失去非洲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以新形式发动的内战——使用蛮族武装——已经动摇了不列颠、西班牙和高卢行省。但汪达尔人征服迦太基造成的影响更大。这折断了西部帝国的“税收脊柱”[12] 。用基尔·哈里斯的话来说，“在高卢的（并且还要加上在不列颠和西班牙的）战争已经在非洲输掉了”[13] 。
1701127074
1701127075
在5世纪30年代，时人就已经清楚地知道他们是生活在“黄金时代”已经结束的一代人。431年，瓦伦提尼安三世皇帝纪念一位在394年去世的罗马人尼科马库斯·弗拉维亚努斯——他拥有伟大的多神教徒西玛库斯时代的精神。皇帝以这种方式向元老院示好。位于图拉真广场上的弗拉维亚努斯雕像基座上的长篇铭文，镌刻着他身为高官时用来保护和增长“忆昔（迄今）帝国（国家）繁荣日的财富”的各种手段。[14]
1701127076
1701127077
到431年，帝国的税收可能下降了近50%。在迦太基陷落之后，下降更为严重。此时的帝国只留有瓦伦提尼安一世时期四分之一的税源。帝国承受着巨大的税收流失。更严重的是，这削弱了强大的政府高层的行动能力。在4世纪黄金时代的光荣岁月里，富人能够借助这种行动能力，将通过税收积累的财富转化成看似不可挑战的社会等级制度。使富人如此富裕的“大机器”就此熄火了。
1701127078
1701127079
“不正当且怀有恶意”：党派主义与贫困化（佩拉的保利努斯，376～459年）
1701127080
1701127081
描述这一灾难如何上演，远比讲述在这残酷的三十年间罗马西部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要容易。原始资料在这里不能帮助我们。当有影响力的罗马作家从这个世纪中叶回望的时候，他们倾向于将一切问题都归咎于蛮族。452年，地中海城市马赛的一位编年史学家写道，在405～406年以后，“敌对民族的疯狂将整个高卢撕成了碎片”[15] 。考虑到所有受教育的罗马人继承的对蛮族的偏见，又考虑到那些被交战中的皇帝授予劫掠罗马国民的许可的武装集团的行为，这种戏剧性的观点不足为奇。很轻易就能搜集到一系列这一时期描述罗马人民疾苦的作家所做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引证，来证明这一观点。[16]
1701127082
1701127083
但是，这些恶行的罗列基本只是表面现象，这并没有说明罗马各行省社会意义深远的转变。在西部，这一转变自5世纪10年代前后开始，并在450年变成不可逆。我们所说的“蛮族入侵”更应该被视为预示着大坝崩塌时喷出的水柱，而大坝真正崩塌的原因来自内部。盘踞在罗马领土上的蛮族军事集团的“泥土”，扮演着罗马各社会等级自身突然洗牌的催化剂。我们所面对的这个社会结构，即使在辉煌的岁月里，也是会轻易改变的。这个社会结构本身——而不是那个触发它的蛮族——更值得我们关注。
1701127084
1701127085
首先，我们不能低估在内战状况下，罗马行省精英们的党派主义。当内战混合着蛮族集团的危险“泥土”时，当地的精英们绝对不是蛮族暴力的被动受害者。他们互相抢夺。我们可以在自传诗作者佩拉的保利努斯那里看到这种情况。[17] 保利努斯正是波尔多的奥索尼乌斯的外孙。他于376年出生于希腊北部的佩拉，他的父亲在那里有一个政府职位，这个职位是奥索尼乌斯在特里尔宫廷——此时的宫廷正值4世纪70年代的全盛期——为其谋得的。保利努斯是个“帝国的孩子”。还在婴儿之时，他就去过迦太基，他父亲在那里担任总督。他经过了罗马城。在他回到波尔多时，他继承了一处宅邸，并致力于打理他妻子在阿奎丹的财产。
1701127086
1701127087
这些都发生在405年之前。保利努斯带着刻意的怀旧之情回望“旧世界和平的岁月”[18] 。我们很少能如此清晰地看到一个作家为他自己创造一个旧制度的镀金幻梦，在那些幸福的岁月里，他和父亲一起打猎，和女奴们生下孩子。（他申明，他从未强奸过一个女人，也没有接受过一个自由民的女儿的垂青。）[19] 在描述他那时的生活方式时，保利努斯继承了他外祖父奥索尼乌斯那种有节制的保守。
1701127088
1701127089
如同所有寻求适当满足的人，这符合我的身份，快乐而又不是自我炫耀：一栋拥有众多宽敞房间的住宅，每个房间适应不同的季节；一张富丽堂皇而又可人的书桌，许多仆人，还有年轻人在；……银盘子的高贵来自做工的精致，而不是银子的分量；精通各种技艺的熟练工匠，他们的技艺对得起我所花的佣金；马厩里满是强健的牲口，驯兽师让我安全又风度翩翩地驱使它们。但我致力于保护这些财产而不是增加它们。我没有过分急切地增加自己的收入，也没有去寻求高官显爵。 [20]
1701127090
1701127091
但是，对保利努斯以及许多其他罗马行省人来说，庄园主们这种理想的、不卷入政治的田园式节制生活，多少是一种故作姿态。当进入帝国官场的机会来到他眼前时，保利努斯（像老奥索尼乌斯在特里尔宫廷那样）立刻投身其中。他找到了一个家门口的皇帝。阿塔卢斯于414年在法国南部被西哥特人立为皇帝。保利努斯来到阿塔卢斯麾下，皇帝封他为国库财政大臣。这个职位使保利努斯卷入了打理被剥夺公民权的人的财产的肮脏事务中。在内战时期，这个部门的工作不是一般繁忙。[21]
1701127092
1701127093
不幸的是，阿塔卢斯不是瓦伦提尼安一世。他破产了，无力支付。愤怒的西哥特人焚烧了保利努斯在波尔多的住宅。保利努斯生动地描绘了这一场大火，以至于读者会相信整个波尔多都处于蛮族点起的大火之中。但这不是事实。我们面对的并不是一场大规模的破坏，保利努斯所描述的是一个彻底的罗马式事件——点燃了一个不得人心的官员的住宅。（四十年前，西玛库斯父亲的住宅也经历了同样的命运。）[22]
1701127094
1701127095
最终，保利努斯的运气到头了。他临终时变成了穷人，部分依靠马赛教会的施舍过活。他的土地仅剩四犹格，位于马赛郊外的山岩之上（甚至有宅邸以及可观的租金安排），完全不能和他的外祖父奥索尼乌斯在巴扎斯城外继承的1050犹格的“小块祖产”[23] 相提并论。但即使保利努斯变穷了，那也不是因为蛮族经过阿奎丹，而是因为在内战冲突时代罗马人自己的党派暴力。在388年前后，与他同名的诺拉的保利努斯（他也是奥索尼乌斯的朋友）在与此相似的情形下几乎失去了全部财产，整个人生被毁掉了。那时，他被捕了，因为篡夺者马克西穆斯引发的内战中的清算。内战之时往往是大规模征收之时，也往往是当地贵族互相报复之时。在一份416年签署的严谨而又枯燥的帝国法令的描述中，对于佩拉的保利努斯的进一步征收正是这样一件在内战时期“不正当且怀有恶意”之事。[24]
1701127096
1701127097
地方罗马性反对中央罗马性
1701127098
1701127099
保利努斯如此生动地描述自己的生涯，以至于我们忘了他是在何时、出于何种目的而写作。让我们看看在459年，这个老人在84岁高龄时所写的一首题为《感恩上帝》的诗。写这首诗的目的是感谢上帝使他——保利努斯——能够和现在位于他家乡波尔多城的哥特国王宫廷建立良好的关系。保利努斯的儿子们先于他回到波尔多：“他们都渴望能自由地在波尔多更有作为，尽管是和定居的哥特人合作。”[25]
1701127100
1701127101
保利努斯的一个儿子作为政客并不比他的父亲更成功。哥特宫廷并非安逸之所。“徘徊于国王的友谊与愤怒之间”，他像他父亲一样被清算得倾家荡产，但不是被哥特人，而是被他的罗马同胞。[26] 这也并不缺少机会。在5世纪，罗马人很快学会了把自己的前途寄托于蛮族的宫廷之中（只是宫廷的规模更小），如同他们4世纪在皇帝的宫廷里：“我们知道，许多人由于哥特人的眷顾而发达。”[27] 是那些有进取心的罗马青年不断投奔的蛮族宫廷（就像哥特人先在波尔多后在图卢兹）的发展——而不是蛮族入侵头十年中那种绚烂的暴乱——最终在西部封印了帝国统治的命运。
1701127102
1701127103
因此，需要说明的是，在5世纪50年代后期，当地的蛮族精英（就像波尔多的哥特人）使用他们的军队相对轻松地创造了替代帝国的权力结构。是蛮族在此定居——而不是他们最初（想象中的）一往无前的深入帝国“腹地”——造成了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个世纪的真正历史问题。区域权力板块以惊人的速度出现。在每一个这样的板块中，都有一个王室的宫廷作为任免和管理的中心而出现。并不是所有这样的板块都是由蛮族建立的，一些是由自认的“罗马”人统治——正如在高卢北部，也许还在不列颠敌对的各部落之中。[28] 但对于国家——合法的罗马帝国而言，它们都是一个小尺度上的胡乱模仿。正是帝国的这种转变改变了游戏规则，而凭借这种新的游戏规则，一批新的富人在新时代出现了。
1701127104
1701127105
这是如何发生的呢？也许，答案就在高卢和西班牙行省强大的地区主义之中，甚至在地区主义更为强大的不列颠，在这里“前罗马部族”身份再次出现。当地贵族总是从附近的区域获取财富，他们的野心变为只关注自己的行省。这种地区主义可以回溯到帝国建立伊始。西罗马帝国一直是一种区域的联盟，蛮族的出现打乱了维持这种联盟几个世纪的机制，用盖伊·哈塞尔的话来说，“分裂帝国的关键性因素是，帝国暴露了帝国政府和地区精英的利益之间致命的薄弱环节”[29] 。
1701127106
1701127107
从许多方面来说，4世纪的黄金时代是非同寻常的。一个积极有为的帝国宫廷建立了一个为之服务的贵族阶层，这个贵族阶层和以前相比更有流动性，和中央联系更加紧密。正如我们所见，奥索尼乌斯时代的世界已经不是自给自足的大地主能够在内战的混乱中“袖手旁观”的世界，这是一个廷臣和预备廷臣的世界。即使在广阔的西班牙高原，从4世纪开始，那些大地产拥有者的基本财富，就已经依赖他们参与的帝国税收系统。一个贵族阶层被培养起来，并被大大地拓展，这在罗马历史上无前例。由于这个贵族阶层与帝国权力结合得太紧密，所以当帝国权力变化时——衰弱、后退，尤其是被更地区化的权力板块取代时，它也会随之改变。
1701127108
[
上一页 ]
[ :1.70112705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