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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小型的军事组织，如哥特人、苏维汇人、汪达尔人（以及后来的法兰克人和勃艮第人）为当地精英所提供的，就是佩拉的保利努斯的儿子们在波尔多的哥特宫廷中所寻求的——通过效力于一个政治权力中心来重新获得财富。而在这个时代，这是个地方性中心。实际上，蛮族国王和他们的武装随从们为地方的精英们提供了一些家门口的小罗马。这些小罗马很大程度上是由当地的罗马人来运作的，它们为自己从当地选拔廷臣和律师，它们被证明是更可靠的司法和财富的来源，而帝国——那个在罗马和拉文纳，跨越阿尔卑斯山，从远方统治高卢的合法帝国——正日益穷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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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在君士坦丁和他的继任者们统治下的西部帝国中，机制正在强力逆转。在4世纪的西部帝国，一个帝国宫廷的出现使富人能参与影响力更广泛的权力金字塔。他们在帝国全境当官，在许多行省拥有地产。在5世纪，地方宫廷的出现起到的是相反的作用。在高卢、西班牙和非洲的许多地区，晚期罗马社会小型化了。地方的精英们扎根于当地军事力量的中心。他们是在一个视野缩小的世界里这么做的，在这个世界里，除了极少数例外，拓展财富的机会（即使为一位强有力的蛮族国王效力）局限于某个单一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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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西部5世纪的历史，彼得·希瑟在描述罗马帝国衰亡的过程时使用了和哈塞尔类似的术语。帝国的终结是“中央罗马灭亡”的故事，但取代“中央罗马”的并不是蛮族，而是各式各样的“地方罗马”——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从当地发展起来，这是由于地方的罗马精英选择当地的领导者、当地的军队、当地的赞助系统，而这一切都是由蛮族国王和他们的随从提供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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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庇护所”：5世纪的暴力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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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罗马”在这个时代是什么样的？重要的是重新审视带有反蛮族偏见的文本，将重点移到罗马人一边——罗马人相互间的暴力和狂热。正是凭借这种热情，原西部帝国的罗马地方精英和蛮族军事首领合作，为他们自己创造新的行政中心。但这一过程没有带来和平。这些由竞争中的领导人创立的竞争中的宫廷，在高卢和西班牙带来了一种难以解决的政治不稳定状态。在5世纪的历程中，一种暴力的氛围在高卢和西班牙蔓延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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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于任何著名的对大城市的屠杀和洗劫，这种暴力的氛围虽然缓慢，但确实改变了罗马社会的面貌。最后一次真正的“蛮族入侵”发生在451年，那时匈人王阿提拉的军队进入高卢，他在加达劳尼亚平原（沙隆附近）的一场大战中，被军事长官埃提乌斯所率领的罗马与西哥特联军击败。在这最后一场大战之后，高卢社会碎裂成一种新的形态，就是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德·布罗代尔（在提及一个类似的现象——近代早期地中海地区海盗活动的兴起时）所说的“不宣而战的时代”。[31] 这种情况是如何形成的？又产生了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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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世纪前几十年和蛮族的谈判中，罗马人一厢情愿地认为，蛮族可以被当作潜在的农民来对待——给予他们土地，他们就会安顿下来。这个算计忽视了很多因素。年轻的战士渴望战斗，而国王们需要通过战斗，在与自己竞争的兄弟和贵族面前树立威望。这些都需要战争带来的财富，而获得这些财富的最佳途径是小型战争。这些战争中的大多数，目的都不是大规模的征服。阿奎丹的西哥特人（对于他们，我们了解最多）有规律地以严格限定的目的发动战争——维护邻近地区的控制权、攻取或占领周围的某一城市。正因如此，西哥特人的战争（类似于定居在西班牙西北部的苏维汇人的战争）大部分都是心理战。一场围攻城墙的战役会以对城市周围乡村的彻底劫掠而结束。这就是414年西哥特人在巴扎斯城（之前是奥索尼乌斯的家乡）外所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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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们毁坏周围的乡村（和宅邸）。他们点燃农场的建筑。他们将牲口赶进地里，毁坏葡萄园和良田。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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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针对土地的精心策划的暴力，其目的在于使某一地区或某一城市的居民改变其效忠对象。这些居民会打开城门或者出钱购买和平，城市里通常都会有一个派别愿意这样做。453年，昂热的教会制定法规：一个将城市出卖给敌人的教士不仅要被开除教籍，还被禁止参与公共吃喝。总而言之，这就是在小型战争的年代由小型团体做出的最大放逐。[33] 但这也显示出，总会有人试图和蛮族合作，寻求和平与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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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来自劫掠，而更多来自奴隶贸易。[34] 奥古斯丁于5世纪20年代后期在非洲记录的那些可怕场景，在5世纪后期变得十分普遍。并不是所有俘虏最终都被送往远方的土地。一场成功的小型战争的目的在于将他们卖回所劫掠土地的居民手中。其结果就是，在高卢，相比4世纪时向远方边境送去贡金，为俘虏支付赎金的行为更体现了基督徒的虔诚。这更属于地方事务，牵涉通过归还劳动力，恢复一个饱受战争摧残的地区的社会结构。基督徒的慈善保证了农民和奴隶被带回给他们的前主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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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不列颠向南看，帕特利西乌斯（我们的圣帕特里克，那时他正在爱尔兰做奴隶）将高卢视作一片赎金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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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卢的罗马基督徒的习惯是派遣合适的圣徒前往法兰克人的部落以及其他部落，并携带数千枚金币作为被俘基督徒的赎金。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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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赎金，而不是其他的虔诚手段，富人的财富在这个充满小型残酷战争的时代被集中到了教会。赎金意味着流动性。大量的现金和金银条立刻被制造出来，超越了当地基督教团体中普通成员的能力范围。因此，在马赛的石棺上对尤金妮娅女士的赞美之词写道：“用她的财富解救了暴力枷锁之下的俘虏，将他们带回各自的故乡。”[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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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猜测就是，战争的劫掠以及作为赎金的货币，导致西哥特人控制的、从图卢兹到波尔多的加龙河谷地带成为繁荣的绿洲。只有在这个区域，庄园才得以继续。这些庄园不再饰以多神教神话里那些让人难忘的场景，而是饰以生机勃勃的花朵和草木。这些作品出自当地匠人之手，他们以不同寻常的热情将之再现。尽管“阿奎丹石棺”难以确定年代是众所周知的，但它们可能就出自这一时期。当地石匠们将它们雕刻在石材上，这标志着一种表现声望的独特地方形式的出现。它们被雕刻在家族的陵墓中，并且被放置在圣徒墓周围的高级墓地中。它们不再向罗马的大理石石棺寻求灵感。这是当地罗马人的当地罗马艺术，它们标志着一个类似阿奎丹这样的行省在蛮族统治下的繁荣，同时也标志着这里已经进入“后罗马时代”（按照4世纪的标准）。[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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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作为对新的不稳定状态的回应，高卢的基督徒调整了他们的社会组织结构。但更令人惊奇的是，蛮族入侵高卢的时代与教堂建筑的黄金时代正好吻合。正如我们即将在下面一个章节看到的那样，在一个城市居民经常要抵抗围攻的世界中，这些新的大教堂直接关系到居民们士气的维持。[39] 最重要的是，在这些主教教堂中，基督徒在布道中强调团结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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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时期高卢的布道者来说，最可恶的不是财富，而是傲慢和嫉妒。他们强调这两种罪恶是有充足理由的。在高卢的不稳定状态中，傲慢和嫉妒很容易转变成党派主义。正如我们所见，党派主义会将罗马人像暴露在蛮族人面前那样，暴露在罗马自己人面前。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它来自丽萨·贝利最近的细致研究《高卢的尤西比乌斯布道集》中的一组匿名布道词。这些布道词来自5世纪末的罗讷河谷地区，也强调普通基督徒要像修士一样团结的必要性，这并不是巧合。经常受围攻的小城市居民，会像修道院的修士一样被约束着，并互相依靠。[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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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世纪中期的一个布道者——希米耶（一个位于经过尼斯的罗马大道上的山镇）主教瓦勒利亚努斯——十分重视控制他的教众之间的讽刺和打趣。取笑一个同胞的生理特点是不明智的——称呼一个皮肤黝黑的人为“闪银光”先生，或者称呼一位老人为“老头”。[41] 对这种轻微冒犯的报复可能是背叛。从稍晚时候回顾过去，特里尔居民相信他们的城市曾经被出卖给蛮族并受到洗劫，仅仅是因为一位有影响力的居民因受到了一个关于自己妻子的粗俗玩笑的挑衅而冲冠一怒。[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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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时期教会在高卢的城市起到的维持士气的作用，基督徒们提供了许多口径一致而又十分自豪的生动证据。圣徒传记向我们展示了站在他们城市城墙之上的英勇主教，以及充满寻求避难所的难民的基督教会堂的形象。但这些事件在复述时被夸大了。教会能做的也仅此而已，平信徒（尤其是那些在城外拥有财产的富人）必须靠自我保护。许多人做得并不坏，但理解他们在面对危机时做了什么就困难多了，我们只能使用考古资料和文献去重构其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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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地主为了保护他们的财产必须迅速行动。相较于4世纪，他们更坚定地固守当地。现在需要的不是来自许多地方的大量收入，而是手边的权力。不住在该地的地主的伟大时代结束了。佩拉的保利努斯放弃了从他母亲远在希腊的地产上获得收入的一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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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有广阔的农场，充满了农民，他们散开而又不过于分散，甚至挥霍且漫不经心的地主也能获得丰厚的收入。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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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努斯不能利用远方的土地，标志着他开始变穷。如同一个普罗旺斯的同时代作者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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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因官方头衔而得到可观回报的人，那些因身居高位而处于帝国社会顶端的人，他们从各地获得收入，他们的财产遍及罗马世界……现在他们对我们而言都是神话里的人物。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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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拥有佩托尼乌斯·普罗布斯这样的超级富豪的世界确实已成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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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必须记住，即使在黄金时代的高卢和西班牙，也很少有这样的人。[45] 据我们所知，这些行省的乡村风貌并不是由不住在该地的大地主或者当地的大庄园主所主宰的。土地大多是由竞争中的小贵族所有，他们的宅邸成群地围绕着城镇。他们是中等的富人而不是大富豪。现代考古学的遗迹使我们能够衡量这样的人可能的眼界。举个例子，对昆塔达隆迦（位于卢西塔尼亚，今葡萄牙西南部埃尔瓦斯）的垃圾堆的仔细发掘显示，这里可能有一处优雅的，甚至精心设计的宅邸，而他们依旧使用当地的陶器作餐具。[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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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世纪，像昆塔达隆迦庄园宅邸主人这样的人是典型的当地精英，他们是我们在第1章见到的小贵族。我们试图一瞥他们的特点（可惜由于证据有限并不总是能成功），他们的特点掩盖在诺拉的保利努斯、大小梅兰尼娅等这些基督教超级富豪耀眼的公共光芒之下。对这些小贵族来说，5世纪并不一定是一个灾难的时代。这个时代为他们带来了新的机遇。在许多地区，他们发现自己不再处于那些与帝国制度紧密关联的要人的阴影之下。为蛮族宫廷服务给予了他们之前从未享受到的当地权力。5世纪是一个小贵族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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