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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赎金，而不是其他的虔诚手段，富人的财富在这个充满小型残酷战争的时代被集中到了教会。赎金意味着流动性。大量的现金和金银条立刻被制造出来，超越了当地基督教团体中普通成员的能力范围。因此，在马赛的石棺上对尤金妮娅女士的赞美之词写道：“用她的财富解救了暴力枷锁之下的俘虏，将他们带回各自的故乡。”[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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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猜测就是，战争的劫掠以及作为赎金的货币，导致西哥特人控制的、从图卢兹到波尔多的加龙河谷地带成为繁荣的绿洲。只有在这个区域，庄园才得以继续。这些庄园不再饰以多神教神话里那些让人难忘的场景，而是饰以生机勃勃的花朵和草木。这些作品出自当地匠人之手，他们以不同寻常的热情将之再现。尽管“阿奎丹石棺”难以确定年代是众所周知的，但它们可能就出自这一时期。当地石匠们将它们雕刻在石材上，这标志着一种表现声望的独特地方形式的出现。它们被雕刻在家族的陵墓中，并且被放置在圣徒墓周围的高级墓地中。它们不再向罗马的大理石石棺寻求灵感。这是当地罗马人的当地罗马艺术，它们标志着一个类似阿奎丹这样的行省在蛮族统治下的繁荣，同时也标志着这里已经进入“后罗马时代”（按照4世纪的标准）。[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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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作为对新的不稳定状态的回应，高卢的基督徒调整了他们的社会组织结构。但更令人惊奇的是，蛮族入侵高卢的时代与教堂建筑的黄金时代正好吻合。正如我们即将在下面一个章节看到的那样，在一个城市居民经常要抵抗围攻的世界中，这些新的大教堂直接关系到居民们士气的维持。[39] 最重要的是，在这些主教教堂中，基督徒在布道中强调团结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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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时期高卢的布道者来说，最可恶的不是财富，而是傲慢和嫉妒。他们强调这两种罪恶是有充足理由的。在高卢的不稳定状态中，傲慢和嫉妒很容易转变成党派主义。正如我们所见，党派主义会将罗马人像暴露在蛮族人面前那样，暴露在罗马自己人面前。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它来自丽萨·贝利最近的细致研究《高卢的尤西比乌斯布道集》中的一组匿名布道词。这些布道词来自5世纪末的罗讷河谷地区，也强调普通基督徒要像修士一样团结的必要性，这并不是巧合。经常受围攻的小城市居民，会像修道院的修士一样被约束着，并互相依靠。[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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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世纪中期的一个布道者——希米耶（一个位于经过尼斯的罗马大道上的山镇）主教瓦勒利亚努斯——十分重视控制他的教众之间的讽刺和打趣。取笑一个同胞的生理特点是不明智的——称呼一个皮肤黝黑的人为“闪银光”先生，或者称呼一位老人为“老头”。[41] 对这种轻微冒犯的报复可能是背叛。从稍晚时候回顾过去，特里尔居民相信他们的城市曾经被出卖给蛮族并受到洗劫，仅仅是因为一位有影响力的居民因受到了一个关于自己妻子的粗俗玩笑的挑衅而冲冠一怒。[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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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时期教会在高卢的城市起到的维持士气的作用，基督徒们提供了许多口径一致而又十分自豪的生动证据。圣徒传记向我们展示了站在他们城市城墙之上的英勇主教，以及充满寻求避难所的难民的基督教会堂的形象。但这些事件在复述时被夸大了。教会能做的也仅此而已，平信徒（尤其是那些在城外拥有财产的富人）必须靠自我保护。许多人做得并不坏，但理解他们在面对危机时做了什么就困难多了，我们只能使用考古资料和文献去重构其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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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地主为了保护他们的财产必须迅速行动。相较于4世纪，他们更坚定地固守当地。现在需要的不是来自许多地方的大量收入，而是手边的权力。不住在该地的地主的伟大时代结束了。佩拉的保利努斯放弃了从他母亲远在希腊的地产上获得收入的一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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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有广阔的农场，充满了农民，他们散开而又不过于分散，甚至挥霍且漫不经心的地主也能获得丰厚的收入。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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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努斯不能利用远方的土地，标志着他开始变穷。如同一个普罗旺斯的同时代作者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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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因官方头衔而得到可观回报的人，那些因身居高位而处于帝国社会顶端的人，他们从各地获得收入，他们的财产遍及罗马世界……现在他们对我们而言都是神话里的人物。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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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拥有佩托尼乌斯·普罗布斯这样的超级富豪的世界确实已成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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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必须记住，即使在黄金时代的高卢和西班牙，也很少有这样的人。[45] 据我们所知，这些行省的乡村风貌并不是由不住在该地的大地主或者当地的大庄园主所主宰的。土地大多是由竞争中的小贵族所有，他们的宅邸成群地围绕着城镇。他们是中等的富人而不是大富豪。现代考古学的遗迹使我们能够衡量这样的人可能的眼界。举个例子，对昆塔达隆迦（位于卢西塔尼亚，今葡萄牙西南部埃尔瓦斯）的垃圾堆的仔细发掘显示，这里可能有一处优雅的，甚至精心设计的宅邸，而他们依旧使用当地的陶器作餐具。[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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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世纪，像昆塔达隆迦庄园宅邸主人这样的人是典型的当地精英，他们是我们在第1章见到的小贵族。我们试图一瞥他们的特点（可惜由于证据有限并不总是能成功），他们的特点掩盖在诺拉的保利努斯、大小梅兰尼娅等这些基督教超级富豪耀眼的公共光芒之下。对这些小贵族来说，5世纪并不一定是一个灾难的时代。这个时代为他们带来了新的机遇。在许多地区，他们发现自己不再处于那些与帝国制度紧密关联的要人的阴影之下。为蛮族宫廷服务给予了他们之前从未享受到的当地权力。5世纪是一个小贵族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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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这一过程的发生付出了代价：他们的生活水准，以及一定程度上的他们的罗马性。令人印象深刻的是，4世纪新建或重建的庄园在5世纪的考古记录中如此迅速地消失了。如上文所述，许多地区庄园最清晰地呈现了乡村财富的踪迹。随着“庄园的终结”，似乎整个阶层的财富也在我们的雷达屏幕上消失了。[47] 财富尽管积累起来更加困难，规模也更小，但没有消失。然而，财富失去了其清晰的罗马式面孔。没有人试图在5世纪的高卢通过建筑庄园来自我炫耀。在蛮族的宫廷效力，需要的是在类似梅里达、图卢兹和波尔多这样的城市拥有一个城镇住宅以及一批侍从。伴随这些而来的是生活方式缓慢但实实在在的变化。在一个缺乏安全感的时代，提升狩猎的技艺很快就转变为提升骑兵作战的技艺。对武装侍从的花费就如同先前罗马人在镶嵌画以及私人浴室里的花费一样，拥有这些侍从既是为了自卫，也是为了维持与蛮族国王军队之间的平衡。[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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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远离权力中心的地区，有影响力的墓葬取代了庄园，成为展示财富的新途径。在高卢北部和杜罗河谷地带，学者们都发现了以前只和日耳曼蛮族相关的带有陪葬品的墓葬，这些墓葬被证明是罗马人的作品。在这种情形下，当地精英的成员通过葬礼来展示财富，他们的棺椁装饰有此前更繁荣的时代的身份标志——在高卢北部地区是军用胸针和带扣，在西班牙是狩猎装备和马具。墓葬的主人仍然希望被视为一位伟大的猎手，但这种主人的地位不再通过华丽的镶嵌画和石棺来体现，这种镶嵌画和石棺在4世纪的西班牙、高卢南部、不列颠南部会把墓主神化为猎手之王。现在，一个葬礼仪式就足够了。一个当地大贵族的其余收入会花费在战争上，以及通过赠予和宴饮来争取支持者。[49] 总而言之，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难以从考古记录中区分富裕和贫困的世界。因为在西部的许多地区，财富已经失去了在4世纪时那些辉煌而突出的特征。[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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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希望保留财富的人认识到他们最需要关注的事与帝国时代大不相同了。他们必须控制劳动力。这在一个暴力盛行的时代是十分困难的。我们只能猜测那些工事和采取控制措施的情形。近期的考古发现提供了一些关于当时发生了什么的零散暗示。例如，贝济耶城外的区域显示，在5世纪，分散定居点明显衰落，而少量的大型聚落开始出现。[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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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土地所有者甚至为农民们提供防御工事。高卢前长官达尔达努斯打通了通往滨海阿尔卑斯行省西斯特隆东部山谷高地的道路。他和他的兄弟在路旁留下了一块公共碑铭来宣示他们的功绩。这个模范村庄（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见过）甚至被称为提奥波利斯（“神之城”）——达尔达努斯将其置于神的保护之下：“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建造了城墙和大门，希望它成为所有人的公共庇护所。”[52] 作为一个残酷无情又不得人心的罗马政府官员，达尔达努斯有充足的理由需要获得安全感。但是碑铭上的文字直白地说明，这不是一座私人城堡。达尔达努斯在提奥波利斯的防御工事是对帝国表示忠诚的举动。城墙是为了公共的利益而建造起来的。为了实现这一点，达尔达努斯使用的是公共建筑的铭文风格，在那时，这本是修建城市广场时常使用的。现在，达尔达努斯准备树立起一座宏伟的碑来宣示他对普通村民的关心。[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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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达努斯知道，如果他不提供这个防御工事，富庶山谷坡地的居民就会流散到深山之中，他和他的继承人就会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失去他们的劳动力。一项最近在西班牙的考古调查使我们发现了当时的这种危险性。这个调查研究了亚拉玛平原和托莱多与马德里之间的高原。在这个区域没有发现人口减少和受到破坏的证据。我们看到的是在一个长时段中，晚期罗马风格的地主的毁灭：曾经与城市和税吏紧密联系的庄园网络中的人口，缓慢但确凿地分散到了底层不规则的低调农场和村庄中。这些村庄依旧是等级分明的，这些都不是由摆脱了租金和税收负担的农民组成的平等而幸福的团体。但是，收取这些租金和税款的旧机制被打破了。农场和村庄一旦从由庄园组成的紧密网络中解脱，几乎不可能再从它们那里获取高额的财富，这些财富曾经在4世纪的黄金时代支撑着住宅的繁荣。[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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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新人换旧人：从巴高达到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430年至约480～4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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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到了5世纪中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新的西方。在阿尔卑斯山以外，高卢和西班牙已经碎裂成了马赛克式的不同区域。尽管日益穷困，但帝国依然存在，且依然是欧洲最大的独立政治体，它在意大利不可撼动，在高卢南部依旧充满活力。从地理角度来说，我们似乎回到了公元前3世纪——布匿战争时代。在那个时代，意大利以及西地中海沿岸的环状地带面对着非洲，而它的身后是一片广阔又不受控制的内陆，一直延伸到滨海以西和以北地区。现在，在5世纪的时候，中央罗马——以正统罗马帝国的形式——从意大利伸出手控制着地中海海滨的高卢南部和西班牙东部。但是这块被“中央罗马”通过地中海控制的飞地，在北部和西部被在高卢和西班牙大量涌现的“地方罗马”组成的灰色地带包围，与此同时，南方存在一个强大的对手——迦太基的汪达尔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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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的汪达尔王国充分显示了一个政权是多么残酷无情。就我们目前所知，汪达尔人的政权不基于任何类似波尔多和图卢兹的哥特人的地方罗马人与蛮族宫廷之间的默认协定。大部分在阿非利加行省和巴扎凯那行省的罗马土地所有者都被突然剥夺了财富，而剩下的迦太基附近的一片地区则被汪达尔战士们独自占领。[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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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是，汪达尔人并不掩饰他们是阿里乌斯派教徒而不是大公教派信徒。在十年之内，大公教派的主教们被当作“异端”被放逐。汪达尔人甚至使用了411年后驱逐多纳徒派主教的反多纳徒派法令。汪达尔统治者不加改变地就将这些法律施加于大公教派教士身上。由于命运奇妙的（某种程度上是罪有应得的）讽刺，奥古斯丁的许多朋友（著名的卡拉马的博西迪乌斯，他的传记作者）在意大利作为流放者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他们依照法令被逐出自己的城市，而这些法令正是三十年前他们用来请求驱逐他们的多纳徒派对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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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非洲城市没有保护他们的主教。在5世纪三四十年代和在5世纪20年代一样，非洲的城市依旧坚定地世俗化。无论奥古斯丁和他的同僚们数十年间如何布道，它们依旧没有成为大公教派的城市。城市议员们发现他们陷入困境之中。信仰阿里乌斯派的强大汪达尔人政权强迫他们做出选择，要么忠于他们的大公教派主教和教士（成为大公教派信徒）而失去世俗的特权，要么和新政权保持一致进而保留在家乡城市的地位。这实际上与阿里乌斯派的教义一致，使他们能够继续保持对他们城市的公共事务的忠诚。这是他们最在乎的事情。理所当然，他们选择了城市而不是祭坛。他们没有集合起来支持大公教会，但他们也没有成为阿里乌斯派的狂热教徒。与仅仅一代人之前被多纳徒派镇压时的政治妥协类似，非洲的世俗精英保持着低调的社会面相。当他们像以往那样管理他们的小城市时，他们任由两群教士——大公教派和阿里乌斯派——互相斗争。[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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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精英没有支持大公教会，这一情况值得被关注。这显示了教会的地位在许多地区依旧不那么稳定。尽管有著名的基督教文本赞扬在高卢和西班牙的城市与教会的融合，但这种融合比我们想象中来得要慢，肯定也比主教和教士们预期的要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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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汪达尔王国的悖论确切地说是，在这些严厉的举措之后，迦太基和非洲东部（原先的阿非利加行省和巴扎凯那行省）的罗马社会安定下来后，出现了一种出奇的繁荣。大型宅邸出现在城市中，罗马官员充斥着汪达尔人的管理层。罗马船主们为汪达尔舰队配备人手。相比以前每年加入从迦太基向罗马运输配给食品的大型船队，这么做可能更有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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