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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汪达尔人的臣民都是横行于海域的海盗。从向罗马运送配给食品的各种征敛中解脱出来后，非洲的陶器和葡萄酒涌入地中海东部的市场。跨越南地中海联系非洲和黎凡特的商道，曾经塑造了布匿时代的迦太基，现在在5世纪再次复苏。我们所说的与汪达尔人有关的“汪达尔主义”一词来自他们后来的恶名，但他们没有给非洲带来破坏，并且，通过他们的对外贸易，迦太基的汪达尔人“主宰了古典时代经济的晚秋”[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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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诗人时常光顾汪达尔宫廷。他们赞美汪达尔的统治者为“太阳王”。他们在依旧运作的郊区浴室里铭刻了华美的诗篇。如果说在西部还有哪个地方能看到属于4世纪庄园主们的那个旧世界，那就是在迦太基这座海盗城市和它周围的乡村。[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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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极端的人生选择在高卢南部——正如在帝国令状不再起作用的不列颠、高卢、西班牙的一些灰色地区——也应存在。他们构成了一个时代背景，其中有这个时代最有特点的一个现象：在帝国的统治依旧存在的区域仍然存在着效忠正统帝国的号召——正统帝国通常被称为Respublica。高卢上层社会有影响力的一部分人排斥地方罗马，尽管帝国日薄西山，但他们转而选择残存的帝国所代表的“中央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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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现象值得重视。我们在这一章里用了很大篇幅去审视整个高卢和西班牙地区，这些地区缓慢但确定地选择了地方政府的形式，悄悄地排除了帝国的影响。但这是一个隐秘的过程——甚至是一个耻于公开的秘密。这个秘密很难被重构，因为它在罗马史料里只有很少的踪迹。只有很少的作家（包括著名的萨尔维安）提及这个令人尴尬的事实，那就是“那里的罗马人”祈求再也不要成为罗马帝国的臣民。[59] 我们在这一时期的资料中通常看到的是一些有影响力的派别向罗马效忠的话语——那个上承4世纪并延续至5世纪70年代末的罗马帝国的组织及其立场（尽管在意大利以外的地区，它仅仅存在于一些日益被隔绝的飞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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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们面对的是一种以新形式出现的罗马爱国主义。在4世纪，罗马帝国被视为一个普世帝国。除了边境以外的蛮族，它没有挑战者。它确实是一个世界帝国，一个像世界本身那样强大且不可撼动的“文明世界”。到了5世纪中叶，这个普世帝国在西部只留有高卢和西班牙的一连串飞地。中央罗马性不再是必须接受的，而成了一种选择，但这是许多作家用自己的笔来支持的一种选择。面对日益增长的地方罗马性，这些飞地成为培育独特的“超罗马性”的土地。当帝国的飞地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缩小的时候，这种超罗马性却增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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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支持者在冲突激烈的残存帝国如何看待他们所处的世界？最能看出他们的态度之处就是他们如何看待当时最神秘的现象——巴高达。关于“巴高达”这个题目，产生了许多博学的学术想象（主要但绝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说辞）。我们依然不知道巴高达是些什么人。有些人把他们视作类似“扎克雷起义”的农民；另一些人认为他们是在丧失帝国保护之后，用暴力手段保护自己领地的土地所有者。[60] 这个词本身是凯尔特语，源自单词“baga”，意为“战士”。我们甚至不知道巴高达是一个人还是一个事件——类似17世纪法国的投石党运动。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一个城市事件（可能相当于税收引起的暴乱），还是如许多学者假设的，仅仅是乡村地区的运动。[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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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知道其他人是如何看待巴高达运动的。两位编年史学家（葡萄牙北部沙维什主教伊达提乌斯和马赛的匿名作者，后者编撰了《452年编年史》）的作品是仅有的经常提及巴高达在这一时期的活动的史料来源。在高卢，这些事件在435年、437年、448年的记事栏中被提及（《452年编年史》）；在西班牙，这些事件在441年、443年、449年、454年被记录下来（由伊达提乌斯）。两位作者在提及他们被镇压时，都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443年在西班牙，一位将军“折断”了他们的“傲骨”。[62] 在外高卢（毗邻布列塔尼亚和英吉利海峡的北方行省），一位叫“提巴图”的领导者带领这一地区于435年“脱离罗马统治”，他使“几乎全高卢的奴隶参与到一场巴高达之中”。两年之后，在437年，“暴乱”“以大屠杀”的形式被镇压。作者兴奋地将这一事件记载在《452年编年史》中。[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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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作者都没有假定巴高达是蛮族。他们是罗马人。几乎是罗马帝国历史上第一次，罗马军队不是进入敌对蛮族的土地，也不是进攻内战中称帝者的军队，而是针对罗马臣民。这些不满的罗马人被称为“公敌”——“自杀式的叛军”，为此得再一次发动征服战争。这是一场生活在罗马领土上的大多数作家都衷心拥护的战争（由罗马人雇佣蛮族军队发动）。[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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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帝国被迫以这些令人厌烦且不同的罗马方式加以防守，从被放弃的不列颠开始，穿过动荡的高卢和西班牙不明确的动荡地带，再到迦太基的海盗首府。帝国在它最后的几十年间并没有灭亡，但这也不是什么美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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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很多方面来说，帝国其实已经形成了一种“旧制度”。在打击高卢时，5世纪的帝国继承了4世纪帝国的那种雄心壮志，但它缺少瓦伦提尼安一世时帝国拥有的上下一心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强大且灵活。3世纪危机时所发生的事情，在5世纪的高卢重演。一个分离的倾向日益分割了让-米歇尔·凯瑞（论述3世纪末时）所说的“领导层”、核心统治圈与广义的“统治阶级”。[65] 从意大利派遣来的无情将军们和高卢的家族们联合，这些家族早在瓦伦提尼安和狄奥多西的时代就已经登上帝国的高位。这些家族希望维持自己在高卢对高级官职的垄断，他们极少像以前那样，作为整体对“统治阶级”开放——也就是说，对来自城市的次要贵族开放。他们不会提拔这些贵族，也不会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些拥有特权的家族垄断政府高层的情形形成了一种“政治为有权有势者所专享的局面”[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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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就是，在4世纪激励着帝国政治的社会流动性枯竭了。5世纪下半叶的帝国的选择不再是在君士坦丁、瓦伦提尼安以及狄奥多西时代的帝国能做出的。帝国支撑着一个异常傲慢、头重脚轻的体制，这个体制与其自身的优越感紧密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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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可以更好地评价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430年至约480～490年）的生平和作品。西多尼乌斯出生在里昂，他的大部分人生是在奥弗涅以及罗讷河谷的帝国飞地中度过的，他也曾两次前往意大利。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西多尼乌斯的文学天赋使他的“罗马”——那个他从夹缝中瞥见具有“超罗马性”的罗马——很大程度上成为我们所知的罗马。西多尼乌斯将残存的罗马帝国描绘成一个毫无疑问值得效忠的模范社会。效忠罗马相当于效忠文明本身。所以，我们回望过去看到的是，西多尼乌斯的罗马庄严而又悲壮地进入了想象中的蛮族时代的昏暗暮色之中。然而，当我们阅读他的书信和诗歌时，我们得以在他身边一瞥许多别样的罗马性形式。正是这种别样的、行省化的罗马性将在他临终之时最终胜出。[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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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第一次见到西多尼乌斯是在449年的阿尔勒。当时他是一个19岁的孩子，身处一群肃穆的人物之中——他们站在穿着华丽长袍的年度执政官（即艾斯特利乌斯将军，他八年前镇压了高卢和西班牙的巴高达运动）的宝座后面。尽管是一个年轻人，但西多尼乌斯站得非常靠近执政官的宝座，把一切详细地记录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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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岳父、祖父以及曾祖父都有光辉的人生，他们居住在城市中，在法庭中担任城市和大区长官，在军队中拥有领导身份。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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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多尼乌斯的背景使他成为5世纪帝国在高卢“核心统治圈”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对他而言，效力于帝国的高官是可靠的身份评判标准，另一个标准就是具有高等文化。理想中，这二者会结合起来。在艾斯特利乌斯就任执政官的场景中，政府高级官员聚集在执政官周围的震撼视觉盛宴回响在当时著名演说家的演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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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官的长袍，浸润在推罗的紫色染料中，边缘绣有裂开的棕榈叶纹饰。长袍与演说相得益彰，绚丽多彩，布满黄金的装饰。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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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普林尼和西玛库斯文学风格的继承者，西多尼乌斯也知道如何描述心中的风景。他想象着，自己心爱的克莱蒙比西玛库斯笔下的康巴尼亚更为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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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种的原野上荡漾着作物随风起伏的波浪……旅人觉得这里秀美，农夫觉得这里丰饶，猎手觉得这里令人兴奋。这里山脊环绕着平原草场，葡萄园位于低矮的斜坡，低地上有庄园，多石的山顶上则有要塞。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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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作家，西多尼乌斯有将时间停驻的能力。我们漫步于他和他朋友的庄园中，就如同漫步在4世纪（确切地说，是1世纪）。[71] 只有我们偶尔关注细节时，才能发现时代已经改变了。西多尼乌斯的浴室不再像4世纪非洲的希迪加里布那样，绘有一个魔幻的世界。浴室的墙只涂抹着光滑的石膏，他在上面写下短诗。[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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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多尼乌斯是作为克莱蒙主教结束自己的一生的。他此举是因为受害于罗马政治的党派主义。469年，由于被怀疑与叛国者有牵连，他在帝国的政治生涯戛然而止。正如基尔·哈里斯所说，西多尼乌斯献身于主教生涯并不是愉快的晋升，不能视之为与他世俗地位等价的精神荣誉。这并不是如许多人所设想的那样，是一次从托加长袍向主教法冠的成功转变。这是一种失落。[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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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样的挫折，但西多尼乌斯确信，他能够强有力地处理好这个局面，他的这种能力（当然！）会因为他的生动书信而被人铭记。当他成为主教时，克莱蒙依旧在帝国的疆域内。而当他试图对面临尤里克国王统治下的哥特王国的扩张的克莱蒙城加以保护时，他遇到的是克莱蒙城内的对手。[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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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其中缘由。许多当地的罗马人觉得成为皇帝的臣民没有什么好处。他们的亲属和同辈已经在哥特人的宫廷里有了很好的前程。478年，西多尼乌斯写信给一位罗马人——纳马提乌斯。纳马提乌斯不是帝国的官员，他效力于尤里克，是驻扎在波尔多的哥特大西洋舰队的军事长官。作为一个带有一点儿贵族气派的当地人（就像奥索尼乌斯曾经那样），纳马提乌斯不像西多尼乌斯那样珍视在昔日黄金时代身处帝国高位的家族的回忆。实际上，纳马提乌斯不需要用帝国来使他感到伟大，甚至不需要觉得自己是罗马人。追随“胜利者的标准”——建立了目前在高卢南部唯一可行的政权的哥特人——对他这样精力充沛又有才智的人来说已经足够。[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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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人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是聚集在蛮族宫廷周围新兴富裕阶层的虔诚的例证。他们对兴建庄园不感兴趣。他们也没有富裕到可以兴建装点高卢城市的耀眼基督教会堂。但他们知道如何用便宜的方式，用自己的钱为虔诚的大公派教徒做出示范。最重要的是，作为好的大公教徒，他们在遇到一位圣徒时能辨认出来。军事长官维克托里乌斯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克莱蒙城落入哥特人手中以后，他成为尤里克的首席军事指挥官。和纳马提乌斯一样，他被提拔成为哥特人效力的军事领袖。当一个神圣的隐士（他从美索不达米亚来到高卢）临终之时，维克托里乌斯为这个将死之人屈尊：“他放下自己的官职，放得和自己的膝盖一样低。”他真诚地哭泣。他支付了这场恭敬的葬礼。在477年，帝国已经从西部消失之后，西多尼乌斯很乐于看到克莱蒙新的统治者有如此虔诚之举。[76] 维克托里乌斯也很留意在周围的乡村留下他的印记。他在位于布里尤德（克莱蒙以南）香火旺盛的圣朱利安圣所兴建了一排柱廊。他将圣劳伦斯的遗骨带到他建在自己地产上的教堂之中。[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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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维克托里乌斯将他这些捐赠行为视为赎罪。当时还有很多人将这样的赎罪行为视为必须。一个世纪后，图尔的格雷戈里在自己的作品里赞扬维克托里乌斯的虔诚捐赠。但他添加了一件轶事：维克托里乌斯逮捕了“元老”尤克里乌斯，一个旧帝国时代的“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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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夜晚，维克托里乌斯下令将尤克里乌斯拖出监狱，绑在一堵古墙边上，命令将他头顶的墙拉倒。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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