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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这一过程的发生付出了代价：他们的生活水准，以及一定程度上的他们的罗马性。令人印象深刻的是，4世纪新建或重建的庄园在5世纪的考古记录中如此迅速地消失了。如上文所述，许多地区庄园最清晰地呈现了乡村财富的踪迹。随着“庄园的终结”，似乎整个阶层的财富也在我们的雷达屏幕上消失了。[47] 财富尽管积累起来更加困难，规模也更小，但没有消失。然而，财富失去了其清晰的罗马式面孔。没有人试图在5世纪的高卢通过建筑庄园来自我炫耀。在蛮族的宫廷效力，需要的是在类似梅里达、图卢兹和波尔多这样的城市拥有一个城镇住宅以及一批侍从。伴随这些而来的是生活方式缓慢但实实在在的变化。在一个缺乏安全感的时代，提升狩猎的技艺很快就转变为提升骑兵作战的技艺。对武装侍从的花费就如同先前罗马人在镶嵌画以及私人浴室里的花费一样，拥有这些侍从既是为了自卫，也是为了维持与蛮族国王军队之间的平衡。[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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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远离权力中心的地区，有影响力的墓葬取代了庄园，成为展示财富的新途径。在高卢北部和杜罗河谷地带，学者们都发现了以前只和日耳曼蛮族相关的带有陪葬品的墓葬，这些墓葬被证明是罗马人的作品。在这种情形下，当地精英的成员通过葬礼来展示财富，他们的棺椁装饰有此前更繁荣的时代的身份标志——在高卢北部地区是军用胸针和带扣，在西班牙是狩猎装备和马具。墓葬的主人仍然希望被视为一位伟大的猎手，但这种主人的地位不再通过华丽的镶嵌画和石棺来体现，这种镶嵌画和石棺在4世纪的西班牙、高卢南部、不列颠南部会把墓主神化为猎手之王。现在，一个葬礼仪式就足够了。一个当地大贵族的其余收入会花费在战争上，以及通过赠予和宴饮来争取支持者。[49] 总而言之，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难以从考古记录中区分富裕和贫困的世界。因为在西部的许多地区，财富已经失去了在4世纪时那些辉煌而突出的特征。[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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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希望保留财富的人认识到他们最需要关注的事与帝国时代大不相同了。他们必须控制劳动力。这在一个暴力盛行的时代是十分困难的。我们只能猜测那些工事和采取控制措施的情形。近期的考古发现提供了一些关于当时发生了什么的零散暗示。例如，贝济耶城外的区域显示，在5世纪，分散定居点明显衰落，而少量的大型聚落开始出现。[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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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土地所有者甚至为农民们提供防御工事。高卢前长官达尔达努斯打通了通往滨海阿尔卑斯行省西斯特隆东部山谷高地的道路。他和他的兄弟在路旁留下了一块公共碑铭来宣示他们的功绩。这个模范村庄（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见过）甚至被称为提奥波利斯（“神之城”）——达尔达努斯将其置于神的保护之下：“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建造了城墙和大门，希望它成为所有人的公共庇护所。”[52] 作为一个残酷无情又不得人心的罗马政府官员，达尔达努斯有充足的理由需要获得安全感。但是碑铭上的文字直白地说明，这不是一座私人城堡。达尔达努斯在提奥波利斯的防御工事是对帝国表示忠诚的举动。城墙是为了公共的利益而建造起来的。为了实现这一点，达尔达努斯使用的是公共建筑的铭文风格，在那时，这本是修建城市广场时常使用的。现在，达尔达努斯准备树立起一座宏伟的碑来宣示他对普通村民的关心。[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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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达努斯知道，如果他不提供这个防御工事，富庶山谷坡地的居民就会流散到深山之中，他和他的继承人就会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失去他们的劳动力。一项最近在西班牙的考古调查使我们发现了当时的这种危险性。这个调查研究了亚拉玛平原和托莱多与马德里之间的高原。在这个区域没有发现人口减少和受到破坏的证据。我们看到的是在一个长时段中，晚期罗马风格的地主的毁灭：曾经与城市和税吏紧密联系的庄园网络中的人口，缓慢但确凿地分散到了底层不规则的低调农场和村庄中。这些村庄依旧是等级分明的，这些都不是由摆脱了租金和税收负担的农民组成的平等而幸福的团体。但是，收取这些租金和税款的旧机制被打破了。农场和村庄一旦从由庄园组成的紧密网络中解脱，几乎不可能再从它们那里获取高额的财富，这些财富曾经在4世纪的黄金时代支撑着住宅的繁荣。[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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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新人换旧人：从巴高达到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430年至约480～4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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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到了5世纪中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新的西方。在阿尔卑斯山以外，高卢和西班牙已经碎裂成了马赛克式的不同区域。尽管日益穷困，但帝国依然存在，且依然是欧洲最大的独立政治体，它在意大利不可撼动，在高卢南部依旧充满活力。从地理角度来说，我们似乎回到了公元前3世纪——布匿战争时代。在那个时代，意大利以及西地中海沿岸的环状地带面对着非洲，而它的身后是一片广阔又不受控制的内陆，一直延伸到滨海以西和以北地区。现在，在5世纪的时候，中央罗马——以正统罗马帝国的形式——从意大利伸出手控制着地中海海滨的高卢南部和西班牙东部。但是这块被“中央罗马”通过地中海控制的飞地，在北部和西部被在高卢和西班牙大量涌现的“地方罗马”组成的灰色地带包围，与此同时，南方存在一个强大的对手——迦太基的汪达尔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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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的汪达尔王国充分显示了一个政权是多么残酷无情。就我们目前所知，汪达尔人的政权不基于任何类似波尔多和图卢兹的哥特人的地方罗马人与蛮族宫廷之间的默认协定。大部分在阿非利加行省和巴扎凯那行省的罗马土地所有者都被突然剥夺了财富，而剩下的迦太基附近的一片地区则被汪达尔战士们独自占领。[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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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是，汪达尔人并不掩饰他们是阿里乌斯派教徒而不是大公教派信徒。在十年之内，大公教派的主教们被当作“异端”被放逐。汪达尔人甚至使用了411年后驱逐多纳徒派主教的反多纳徒派法令。汪达尔统治者不加改变地就将这些法律施加于大公教派教士身上。由于命运奇妙的（某种程度上是罪有应得的）讽刺，奥古斯丁的许多朋友（著名的卡拉马的博西迪乌斯，他的传记作者）在意大利作为流放者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他们依照法令被逐出自己的城市，而这些法令正是三十年前他们用来请求驱逐他们的多纳徒派对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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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非洲城市没有保护他们的主教。在5世纪三四十年代和在5世纪20年代一样，非洲的城市依旧坚定地世俗化。无论奥古斯丁和他的同僚们数十年间如何布道，它们依旧没有成为大公教派的城市。城市议员们发现他们陷入困境之中。信仰阿里乌斯派的强大汪达尔人政权强迫他们做出选择，要么忠于他们的大公教派主教和教士（成为大公教派信徒）而失去世俗的特权，要么和新政权保持一致进而保留在家乡城市的地位。这实际上与阿里乌斯派的教义一致，使他们能够继续保持对他们城市的公共事务的忠诚。这是他们最在乎的事情。理所当然，他们选择了城市而不是祭坛。他们没有集合起来支持大公教会，但他们也没有成为阿里乌斯派的狂热教徒。与仅仅一代人之前被多纳徒派镇压时的政治妥协类似，非洲的世俗精英保持着低调的社会面相。当他们像以往那样管理他们的小城市时，他们任由两群教士——大公教派和阿里乌斯派——互相斗争。[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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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精英没有支持大公教会，这一情况值得被关注。这显示了教会的地位在许多地区依旧不那么稳定。尽管有著名的基督教文本赞扬在高卢和西班牙的城市与教会的融合，但这种融合比我们想象中来得要慢，肯定也比主教和教士们预期的要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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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汪达尔王国的悖论确切地说是，在这些严厉的举措之后，迦太基和非洲东部（原先的阿非利加行省和巴扎凯那行省）的罗马社会安定下来后，出现了一种出奇的繁荣。大型宅邸出现在城市中，罗马官员充斥着汪达尔人的管理层。罗马船主们为汪达尔舰队配备人手。相比以前每年加入从迦太基向罗马运输配给食品的大型船队，这么做可能更有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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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汪达尔人的臣民都是横行于海域的海盗。从向罗马运送配给食品的各种征敛中解脱出来后，非洲的陶器和葡萄酒涌入地中海东部的市场。跨越南地中海联系非洲和黎凡特的商道，曾经塑造了布匿时代的迦太基，现在在5世纪再次复苏。我们所说的与汪达尔人有关的“汪达尔主义”一词来自他们后来的恶名，但他们没有给非洲带来破坏，并且，通过他们的对外贸易，迦太基的汪达尔人“主宰了古典时代经济的晚秋”[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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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诗人时常光顾汪达尔宫廷。他们赞美汪达尔的统治者为“太阳王”。他们在依旧运作的郊区浴室里铭刻了华美的诗篇。如果说在西部还有哪个地方能看到属于4世纪庄园主们的那个旧世界，那就是在迦太基这座海盗城市和它周围的乡村。[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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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极端的人生选择在高卢南部——正如在帝国令状不再起作用的不列颠、高卢、西班牙的一些灰色地区——也应存在。他们构成了一个时代背景，其中有这个时代最有特点的一个现象：在帝国的统治依旧存在的区域仍然存在着效忠正统帝国的号召——正统帝国通常被称为Respublica。高卢上层社会有影响力的一部分人排斥地方罗马，尽管帝国日薄西山，但他们转而选择残存的帝国所代表的“中央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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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现象值得重视。我们在这一章里用了很大篇幅去审视整个高卢和西班牙地区，这些地区缓慢但确定地选择了地方政府的形式，悄悄地排除了帝国的影响。但这是一个隐秘的过程——甚至是一个耻于公开的秘密。这个秘密很难被重构，因为它在罗马史料里只有很少的踪迹。只有很少的作家（包括著名的萨尔维安）提及这个令人尴尬的事实，那就是“那里的罗马人”祈求再也不要成为罗马帝国的臣民。[59] 我们在这一时期的资料中通常看到的是一些有影响力的派别向罗马效忠的话语——那个上承4世纪并延续至5世纪70年代末的罗马帝国的组织及其立场（尽管在意大利以外的地区，它仅仅存在于一些日益被隔绝的飞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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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们面对的是一种以新形式出现的罗马爱国主义。在4世纪，罗马帝国被视为一个普世帝国。除了边境以外的蛮族，它没有挑战者。它确实是一个世界帝国，一个像世界本身那样强大且不可撼动的“文明世界”。到了5世纪中叶，这个普世帝国在西部只留有高卢和西班牙的一连串飞地。中央罗马性不再是必须接受的，而成了一种选择，但这是许多作家用自己的笔来支持的一种选择。面对日益增长的地方罗马性，这些飞地成为培育独特的“超罗马性”的土地。当帝国的飞地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缩小的时候，这种超罗马性却增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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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支持者在冲突激烈的残存帝国如何看待他们所处的世界？最能看出他们的态度之处就是他们如何看待当时最神秘的现象——巴高达。关于“巴高达”这个题目，产生了许多博学的学术想象（主要但绝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说辞）。我们依然不知道巴高达是些什么人。有些人把他们视作类似“扎克雷起义”的农民；另一些人认为他们是在丧失帝国保护之后，用暴力手段保护自己领地的土地所有者。[60] 这个词本身是凯尔特语，源自单词“baga”，意为“战士”。我们甚至不知道巴高达是一个人还是一个事件——类似17世纪法国的投石党运动。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一个城市事件（可能相当于税收引起的暴乱），还是如许多学者假设的，仅仅是乡村地区的运动。[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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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知道其他人是如何看待巴高达运动的。两位编年史学家（葡萄牙北部沙维什主教伊达提乌斯和马赛的匿名作者，后者编撰了《452年编年史》）的作品是仅有的经常提及巴高达在这一时期的活动的史料来源。在高卢，这些事件在435年、437年、448年的记事栏中被提及（《452年编年史》）；在西班牙，这些事件在441年、443年、449年、454年被记录下来（由伊达提乌斯）。两位作者在提及他们被镇压时，都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443年在西班牙，一位将军“折断”了他们的“傲骨”。[62] 在外高卢（毗邻布列塔尼亚和英吉利海峡的北方行省），一位叫“提巴图”的领导者带领这一地区于435年“脱离罗马统治”，他使“几乎全高卢的奴隶参与到一场巴高达之中”。两年之后，在437年，“暴乱”“以大屠杀”的形式被镇压。作者兴奋地将这一事件记载在《452年编年史》中。[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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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作者都没有假定巴高达是蛮族。他们是罗马人。几乎是罗马帝国历史上第一次，罗马军队不是进入敌对蛮族的土地，也不是进攻内战中称帝者的军队，而是针对罗马臣民。这些不满的罗马人被称为“公敌”——“自杀式的叛军”，为此得再一次发动征服战争。这是一场生活在罗马领土上的大多数作家都衷心拥护的战争（由罗马人雇佣蛮族军队发动）。[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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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帝国被迫以这些令人厌烦且不同的罗马方式加以防守，从被放弃的不列颠开始，穿过动荡的高卢和西班牙不明确的动荡地带，再到迦太基的海盗首府。帝国在它最后的几十年间并没有灭亡，但这也不是什么美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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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很多方面来说，帝国其实已经形成了一种“旧制度”。在打击高卢时，5世纪的帝国继承了4世纪帝国的那种雄心壮志，但它缺少瓦伦提尼安一世时帝国拥有的上下一心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强大且灵活。3世纪危机时所发生的事情，在5世纪的高卢重演。一个分离的倾向日益分割了让-米歇尔·凯瑞（论述3世纪末时）所说的“领导层”、核心统治圈与广义的“统治阶级”。[65] 从意大利派遣来的无情将军们和高卢的家族们联合，这些家族早在瓦伦提尼安和狄奥多西的时代就已经登上帝国的高位。这些家族希望维持自己在高卢对高级官职的垄断，他们极少像以前那样，作为整体对“统治阶级”开放——也就是说，对来自城市的次要贵族开放。他们不会提拔这些贵族，也不会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些拥有特权的家族垄断政府高层的情形形成了一种“政治为有权有势者所专享的局面”[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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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就是，在4世纪激励着帝国政治的社会流动性枯竭了。5世纪下半叶的帝国的选择不再是在君士坦丁、瓦伦提尼安以及狄奥多西时代的帝国能做出的。帝国支撑着一个异常傲慢、头重脚轻的体制，这个体制与其自身的优越感紧密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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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可以更好地评价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430年至约480～490年）的生平和作品。西多尼乌斯出生在里昂，他的大部分人生是在奥弗涅以及罗讷河谷的帝国飞地中度过的，他也曾两次前往意大利。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西多尼乌斯的文学天赋使他的“罗马”——那个他从夹缝中瞥见具有“超罗马性”的罗马——很大程度上成为我们所知的罗马。西多尼乌斯将残存的罗马帝国描绘成一个毫无疑问值得效忠的模范社会。效忠罗马相当于效忠文明本身。所以，我们回望过去看到的是，西多尼乌斯的罗马庄严而又悲壮地进入了想象中的蛮族时代的昏暗暮色之中。然而，当我们阅读他的书信和诗歌时，我们得以在他身边一瞥许多别样的罗马性形式。正是这种别样的、行省化的罗马性将在他临终之时最终胜出。[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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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第一次见到西多尼乌斯是在449年的阿尔勒。当时他是一个19岁的孩子，身处一群肃穆的人物之中——他们站在穿着华丽长袍的年度执政官（即艾斯特利乌斯将军，他八年前镇压了高卢和西班牙的巴高达运动）的宝座后面。尽管是一个年轻人，但西多尼乌斯站得非常靠近执政官的宝座，把一切详细地记录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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