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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维安有自己的方式。他只是强调在过世时的特别选择。而且，他特地强调他对地主的要求和对自己的圣徒同僚的要求是不同的，他对俗人没有同样的需要。他强调他没有期望所有基督徒都像耶路撒冷团体的最初基督徒那样，毫无例外地将全部财产捐献给教会。[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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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维安用一种强硬的傲慢语气坦言，他的大部分读者太过软弱，无法实践他的忠告，他们绝不可能被说服生前捐献财富。然而，上帝为这样的弱者提供了一个“极其温和”的选择。当离开这个世界时，他们可以在病榻之上捐赠。临终时对教会的捐赠在那些普通的信徒灵魂离开肉体之时，赐予了他们“一闪而过的希望”[31] 。这样的捐赠使灵魂得以通过可怕的死亡之门：一个人捐赠给教会，就避开了死亡之后可怕的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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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习惯了那种中世纪救赎灵魂的捐赠，所以容易忘记萨尔维安所关注的死亡和彼岸世界对当时而言是一个全新的激进观念。以前，捐赠者并没有特别清晰的目的，他们的捐赠是为了给当地教会增添荣耀，他们含糊地把自己的捐赠称为“对灵魂的救赎”。但他们没有过多思考在捐赠和奉献之后，他们的灵魂能够通过何种机制在彼岸世界得到救赎。实际上，教士们也没有引导他们去思考这个晦涩的问题。[32] 甚至在奥古斯丁的观念里，通过捐赠来赎罪要立足于现实世界的日常施舍。他的布道和作品都刻意回避彼岸世界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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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说勒兰岛的修士们为他们那个时代的基督徒们带来过什么的话，那就是存在于彼岸世界的一个全新的、至高的审判观念。阿尔勒的希拉里就以他关于地狱之火的布道而为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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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更让人身临其境地展示最终审判之时那可怕的神惩？谁能更让人心生恐惧地召唤地狱的黑暗之火？谁能描述那扫荡一切罪恶的地狱火河所带来的痛苦？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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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里使用这些意象来激励人们忏悔；萨尔维安这么做是为了鼓励人们捐赠。在面对临终时聚集在床边的一排排家人时——“由亲缘造就的沉重且牢固的枷锁”——捐赠者更应该想想在来世等待着他的一排排天使与恶魔：“看吧，那神裁者的伙计们在你离世时等待着你。严厉的天使和永恒神罚的仆从们已经就位。”[34] 这似乎让我们突然穿越了五百年，看到了法国装饰在那些罗马式教堂门廊上的幸福与恐怖的场景。总而言之，萨尔维安带来了一股全新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风，吹过整个高卢南部教会。和在彼世一样，即使在此世，上帝的审判也已经接近了：上帝的目光无处不在，既注视着善人也注视着恶人。（《箴言书》15：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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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世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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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维安的下一部作品直接献给萨罗尼乌斯。这就是他著名的小册子《论神的治理》。它写于439年后的某一时期，并且没有完成，当时的人们将其恰如其分地叫作《论此世的审判》。[36] 最重要的一点是，意识到作为审判人类罪恶——而不是现代历史学家所感受到的罗马社会的诸多弊病——的法官的上帝即将来临的紧迫感，是如何促使萨尔维安创作他的小册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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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维安对上帝审判的坚持，使他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有个性的作家。在与他所处的社会进行的命运斗争中，还有许多选择他没有采纳。在普罗旺斯存在这些选择。例如里昂的尤克里乌斯认为，现在的这些弊病只是证明了基督徒们生活在世界的“老年时代”。对于他们而言，想想自己的风烛残年、离死去不远，比关注当代社会的具体弊病更容易些。像其他所有的事物一样，人类世界也会故去。[37] 确实，在一个修士眼中，世界就像一个微妙的所在，就如同清晨天空中的月亮一样暗淡。[38] 但对萨尔维安而言不是这样，他以坚定的决心关注现实帝国的弊病。他这么做是为了说服他的读者，他们现在就在有针对性地审判人类此世罪恶的上帝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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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写作也显示出萨尔维安是神学上广义的“高卢共识”的成员。这种共识包括对无情严厉的上帝律法的强烈观念。萨尔维安对上帝的律法的强调，一如他坚持完全服从上帝的旨意，这一观念在仍流传于马赛的伯拉纠派作品中就有。人类是自由的——但只是能自由地侍奉上帝。他们只有通过完全恪守上帝的律法才能做到这一点。上帝的律法被赐予每一个基督徒。没有认识到上帝的律法，不是可以被原谅的人类罪恶，而是对上帝的直接背叛。上帝对基督徒的期望就是他们在律法面前毫无保留：“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纯净的——像水晶一样清澈——如同清澈明亮的瞳孔中流出的目光。”[39] 所有人都要明确地遵从上帝的律法。上帝对违背他律法的惩罚也是清晰可见的。《论神的治理》写道：因为基督徒背叛他的律法，上帝公正无私地惩罚着帝国，这一可怕的观念使得此书与其他同时代的作品截然不同。[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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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个关于罪恶和惩罚的冷酷思想对萨尔维安如此重要？这是因为在萨尔维安思想背后，有一个徘徊不去的定论：在某种程度上，罗马帝国就是一个当代的以色列。如同古代的以色列，它是一个臣服于上帝特殊关照的国家。这给了许多生活在帝国残存疆域内的居民一种上帝选民的感觉，但也为他们加上了沉重的责任感。[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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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大卫·兰伯特在他深刻的研究中所直言的，萨尔维安写作5世纪的基督教罗马帝国，就如同写作以色列王国的化身：“它成为一个类似摩西治下的以色列那样政教合一的实体。”[42] 帝国是一个放大版的以色列。当萨尔维安思考现实时，萦绕在他脑海里的是以色列和上帝律法之间以前的紧密关系。曾经有一个时代，那时在西奈半岛，“人与天使在同一所学校里”学习上帝的律法。[43] 以色列曾经是上帝选民的社会，就是因为它曾经接近上帝的律法。基督教的罗马帝国本应这么做。而相反的是（又像以色列一样），它忽视了上帝和他的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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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萨尔维安紧紧抓住他的时代中流行的这一思想，将基督教帝国定义为古代的以色列。但他根据这个定义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他的说法耸人听闻，因为他宣称基督教帝国实际上是个失败的以色列。它的居民拒绝了像以色列那样顺从律法的机会。因此，罗马的基督徒就像生活在灭亡前夕的以色列——一个被上帝遗弃的以色列。而且这是基督徒的过错造成的，因为他们背叛了上帝的律法。基督教团体道德的倒退耗尽了曾经代表基督徒之名的超然美德。[44] 教会的祈祷本该“取悦”上帝，现在却在“激怒”上帝。[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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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不是我的子民。”（《何西阿书》1：9）对萨尔维安而言，这些何西阿说给被遗弃的以色列的话，说明了帝国现在面临的危险程度。[46] 帝国受到了来自自身内部的基督徒的背叛，就如同以色列受到了背离上帝律法的民众的背叛。如同最后岁月的古代以色列，5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的罗马为其背弃上帝而付出代价。因此，上帝加于他们的审判是再明确而冷酷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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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曾经是所有文明中的最强者，现在是羸弱的……蛮族人曾经向我们缴纳贡礼，现在我们向蛮族缴纳贡礼。我们连阳光都要向他们租用，我们的安宁等待他们的购买。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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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啊，请护佑罗马的国祚”：萨尔维安与同时代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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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这样写作，萨尔维安刻意有所偏颇，回避用更温和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他刻意忽略阿奎丹的普罗斯佩尔强烈的奥古斯丁式乐观主义。正如我们所见，对普罗斯佩尔而言，上帝强大的恩典作用于教会，使基督徒的历史从帝国的历史中解脱出来。普罗斯佩尔纯粹恩典的世界是一个没有中心的世界。上帝之手会在阿尔勒现身，同样会在爱尔兰现身。上帝的神意是超越人类理解力的。一层不透明的天鹅绒横在罪恶和审判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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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斯佩尔平和的神秘化恩典与上帝的旨意，完全不同于萨尔维安清晰且无情地指出现实世界中上帝的律法与审判之间的直接关系。没有什么比这二者更不同的了。同样，萨尔维安也对普罗斯佩尔提出的无中心的世界观视若无睹。他关于帝国是以色列王国化身的观念，使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帝国残存的领土内。因为在那里，上帝的律法应该被完全体察到；同样是在那里，上帝审判的打击以无情的力量降临，并且其结果众所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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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采取这种手段，萨尔维安明确地将自己的观念同他那个时代在罗马疆域内兴起的基督教爱国主义区别开来。我们这些阅读萨尔维安《论神的治理》的人，会带着后见之明认为5世纪30年代晚期的罗马帝国处于灭亡的态势。但当时的许多人是无法看出这一点的。5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被许多人认为是5世纪前几十年的可怕事件后的团结稳定时期。在经历了大量的暴力之后，高卢南部的基督教团体开始扎根。正如我们所见，一种被围攻的感觉使城市居民团结在当地教会的周围。史上第一次，高卢的各个城市开始兴建主教教堂。在克莱蒙，一个新的基督教会堂（由主教——一位富裕的议员兴建）占据了新建城堡的很大一块区域。[48] 在日内瓦，萨罗尼乌斯（《论神的治理》一书的致献者）发现自己身处新建的基督教建筑群之中，这些建筑占据了城市新建城墙内六分之一的区域。[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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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抵抗的氛围在帝国边境的城市中最为流行。纳博纳城处于西哥特人占领的图卢兹城的攻击范围内，并曾被他们围攻。纳博纳需要神圣的庇护。445年纳博纳主教儒斯提库斯重建了城市的教堂。他此举并不仅是以主教身份，还是以一名公众人物的身份做出的。一份门楣上的铭文用清晰的碑铭体陈述，高卢大区长官敦促儒斯提库斯承担建筑任务。这位长官也为国家财政收入做出了部分贡献：用于建筑材料和劳工的总计2100枚金币。纳博纳的大教堂是“由于基督的仁慈”而建立起来的，标志着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官方礼拜仪式。[50] 人们认为，教堂的祈祷者一直为帝国祈求上帝的庇佑。在其他地方也是一样。现在掩藏在萨洛纳城（索林城，位于克罗地亚的达尔马提亚海岸，斯普利特略往北）基督教堂边荒草中的一块相似的门楣上用大写字母写着：“上帝啊，请护佑罗马的国祚。”[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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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维安坚定地回答“不”。上帝不会护佑罗马的国祚。从其所有的文辞来看，《论神的治理》不只是文学创作，还是对使萨尔维安的同胞们感到舒心的重建与团结气氛的冷酷冲击。萨尔维安究竟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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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步伐：萨尔维安与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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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维安所追求的，是有史以来第一幅高卢的地图。这是一份严格的道德地图。他在这份地图上找寻的，是不同地区和不同群体关于神的律法知识的不同投影。一些群体可以不必承担那么多责任——他们不知道律法；其他群体，例如罗马人，就不能这么说——他们知晓律法，他们要对自己的罪恶负全责，他们正面临着上帝强有力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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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极具启发性的文章中，米歇尔·马斯指出，这样一种世界观包含一种“富于想象力的飞跃”。萨尔维安的地图不同于寻常的罗马地图，它并没有按照文化概念来划分世界，在不开化的蛮族和文明的罗马之间没有间隙。相比对于神的律法的了解，这种差异微不足道。[52] 让我们看看这种观点的变化都包括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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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维安坚称，对于神的律法的了解是唯一的标准，凭借这个标准，上帝裁决所有的人类群体。依据这一标准，高卢的蛮族群体像同心圆一样被重新安置在罗马帝国的周围。高卢被未皈依的多神教蛮族环绕着——撒克逊人、匈人、法兰克人、格皮德人和阿拉曼尼人。他们是特别令人不快的群体。萨尔维安（他在莱茵河畔工作时见过他们）对非基督教蛮族也没有多少用处。和罗马人不同的是，他们至少可以宣称不知道神的律法。因此，与相比罗马人，他们受到的惩罚更少。[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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