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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一个异常的灰色地带。哥特人和汪达尔人不是多神教徒，他们是基督徒，但他们是被误导的基督徒，他们是阿里乌斯异端。哥特人为自己的守旧而自豪（并且为他们与东罗马帝国的联系而自豪），依旧保持着对过去帝国宗教的忠诚，因为在那个时代，在多瑙河畔，强大的前阿里乌斯派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和瓦伦斯曾经是他们的庇护者。[54] 在萨尔维安看来，因为哥特人是阿里乌斯派，他们还没有完全领悟上帝的律法，他们从罗马的阿里乌斯派教师那里得到的只是关于律法的偏见。所以，在他们和罗马基督徒犯同样的错误时，他们受到的审判没有那么严厉。他们的信仰有误。只有大公派教徒——萨尔维安时代的罗马基督徒没有任何借口，他们不能期望任何仁慈。[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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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萨尔维安选出是基督徒的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作为上帝审判的特别代理者。这不难理解。这两个蛮族的成功需要最多的解释，他们对帝国的羞辱最甚。萨尔维安以描述439年汪达尔人征服迦太基为自己作品的结尾。相比其他蛮族的胜利，这刺骨之痛让帝国十分震惊。这场大灾难毫无疑问是“此世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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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萨尔维安将蛮族（尤其是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视为替上帝行走的巡回法庭。他们用可怕的方式从一个行省迁移到另一个行省，每个轮到的行省都是自作自受。其结果就是，萨尔维安将蛮族从一地到另一地的试探性进攻视为必然的和不可抗拒的，就像他们如高速移动的狼群那样追随罗马内战的命运。我们在现代通行的教科书的地图上看到的表示“蛮族入侵”的箭头和线路中，来自萨尔维安的冷酷想法的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对萨尔维安而言，这一系列不请自来的征服者似乎都归于同一种独特类型。他们是上帝的步伐，上帝踩着这样的步伐在西部各地进行审判。[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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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来告诉你是怎么回事”：萨尔维安与罗马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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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尔维安的世界观中，蛮族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上帝对那些了解却背弃其律法的罗马人的判决的执行者而出现的。正如我们所见，这一观点激发了欧洲学者的激烈讨论。但我们必须记住，萨尔维安大胆地将观察视角转向蛮族世界，对他自己而言（似乎对他的读者也是这样），这并没有处理罗马人本身的罪恶那么重要。在这里，萨尔维安与众不同。他没有无目的的悲叹，而是准备从每个细节着手，说出究竟是什么罪恶引起了上帝的愤怒。他不仅要写出“为什么”，还要写出“是什么”和“怎么造成的”——罗马社会有什么问题，以及是什么机制导致这些问题的。“让我来告诉你是怎么回事”是萨尔维安反复提及的。[57] 尽管萨尔维安通常被视为一个言辞过于夸张的推销商，但是他关注时代弊病的那种固执使他显得不同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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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萨尔维安使当代人面对让人震惊的异常现象。罗马人开始逃向蛮族，而之前他们是像萨尔维安逃离莱茵兰那样因为恐惧而逃离蛮族的。[58] 现在，他们逃向曾经的敌人的土地。他们是由于罗马的压迫而被逼得这么做的：罗马当局开始像对待蛮族一样对待罗马公民。对萨尔维安来说，巴高达运动就是这一致命进程的鲜明例子。罗马自由民发现他们成为罗马军队镇压的目标，被冠以“巴高达”这样的蔑称。他们似乎被当作罗马帝国的公敌对待。[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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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被迫成为蛮族……这是由于“罗马统治的不公”使他们不再是罗马人。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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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维安没有弱化这种异常现象对读者的影响。他没有像现代学者那样，对罗马人聚集在蛮族宫廷周围，以及被巴高达运动控制的无政府土地上的新式罗马性表现出兴趣。他对任何兴起的蛮族-罗马世界没有感觉，他依旧用一个在帝国领地之内的作者的严肃视角看待高卢和西班牙。他当然了解本地统治者的思想意识。严格说来，每个处在蛮族统治下的省份都是被罗马敌人“俘获”的行省。在这样一个行省，本不该有罗马人乐意在那里——蛮族土地上。然而，这些罗马人现在祈祷自己再也不要成为帝国的臣民。[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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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维安自己对蛮族没有浪漫的幻想。上帝会依照自己的律法审判、惩罚他们。但上帝自有看法。对萨尔维安和他的读者而言，蛮族——甚至是信奉基督的蛮族——是不同的，他们甚至闻起来也不同，靠近他们的身体和衣物就会闻到恶臭。[62] 然而，出身高贵且有教养的罗马人却宁愿生活在他们之中：“他们宁愿在沦陷的土地上做自由人，也不愿在罗马自由之名下做俘虏。”[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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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作家也写道，罗马人不堪忍受帝国的税负，认为与蛮族相处更为轻松。[64] 这件事情本身并不新奇。新奇的是，萨尔维安将罗马人的逃亡视为令人吃惊的正常规则颠倒的方式。罗马帝国应该是自由的土地。仅仅十几年前，奥古斯丁为停止非洲的奴隶贸易而写请愿书时，还坚定地这么说。罗马军队要为“罗马自由”而战，以免罗马公民被蛮族俘虏。[65] 现在，最恶劣的转变发生了。在帝国之内，萨尔维安感受到了根本性异常现象——一种奴役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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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被歹徒用绳索勒住，这根绳索就是税收”：萨尔维安与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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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萨尔维安把什么视为这一罪恶发生的根源。他重点关注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罗马帝国的税收机制。税收机制依旧延续了4世纪以来的活力，尽管国土沦丧、分崩离析，税收机制仍努力为军队筹集军饷，支撑着主要通过控制税收来获取财富的统治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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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强调税收时，萨尔维安不只是简单地重复晚期罗马帝国臣民们针对税收的日常抱怨。他的评论反映出罗马帝国确实到了危急时刻。从军事观点来看，残存的帝国在5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拥有惊人的活力。莱茵兰和多瑙河之间的广大区域遍布着机动部队，军事长官埃提乌斯使帝国依旧是值得重视的力量。用盖伊·哈塞尔的话说，埃提乌斯的军事行动旨在建立“惩罚式攻伐的统治”[66] 。相比这些军事行动的残酷性，战争的花费更是惊人。埃提乌斯的骑兵队维持起来极其昂贵。这种外交手段与军事行动并重的策略耗尽了帝国的军事经费。[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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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卢和意大利，征税比以往更加严苛。传统的免税政策受到忽视和践踏。富人们——尤其是上层统治圈——的应对措施是，通过将负担转移给底层纳税者而保护自己免受重税。这种弊病变得比以往更加难以容忍、更不得人心。长期以来，纳税人以公共福利为名，请求减税。帝国敕令也用同样的辞令来回应纳税人。441年，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在意大利的书记处用和萨尔维安一样的言辞来抨击逃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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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们只顾及自家的利益而剥夺了公众的利益，公众的利益中包含了他们真正的福利……富人们拒绝承担这种负担……只有弱者才能承受。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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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法令中使用的言辞表明，萨尔维安并不是在传播新观点，他只是传播了那些我们在提到安布罗斯时广为人知的批判文化。但不同的是他不可挽回的定论：“罗马帝国现在死了……如同被歹徒用绳索勒住，这根绳索就是税收。”[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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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维安对于税收问题的无情态度，揭示了他自己和他的读者们那锐利但狭隘的视野。他是一个变穷的当地贵族，怒气冲冲地代表各行省小贵族发言，这些人日益与控制着帝国政治的狭小统治阶层疏远，也正是这些小贵族尤其感到受到无情税收体制的威胁。当萨尔维安说到“穷困的小人物”——那些受到高层官僚迫害的人时，他并不是指现代观念中的社会底层。[70] 他说的“穷人”不是农民，他们也不是穷困潦倒的破产市民，他们是像他一样的人。在5世纪30年代，就是他们作为避难者和欠税者，面对着跌入贫穷的谷底的风险。[71] 他们的不幸是他们那些更幸运、更无情的同侪造成的。萨尔维安书中的恶人都是当地人，他们是城市议员中的领袖。在5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如同在4世纪一样，议员领袖们的职责就是尽其所能，从他们的弱小同僚那里攫取财富，像剥削农民一样。从4世纪开始，他们就通过操纵罗马帝国的税收机制、剥削自己的同胞而发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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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什么地方，这些议员领袖不对孤儿寡母敲骨吸髓，甚至连圣徒（那些以保护他们为职责的教士）也不放过？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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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维安极少将自己的目光从当地城市弊端的鲜明文学化场景移开。然而他指出，高层统治者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因为是他们推动了帝国税收机制的运作：“大区长官授予了掠夺的许可证……全世界都被摧毁了，以便少数人能获得‘名人’的称号。”[73] 这些是尖刻的文字。萨尔维安知道由高级官员赐予的“名人”头衔是进入上层贵族阶层的通行证。前任高官进入前任行政长官及其子弟们的圈子，这是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所属的圈子，也是他在萨尔维安之后一代人的时间里依旧顽固坚守的。在萨尔维安的作品里，我们能听到那些权力地位不如西多尼乌斯和他社交圈中的人的愤怒声音。这是与本地和行省城市相关联的下层贵族的声音。在他的作品中，萨尔维安传达了这整个群体的愤怒，直指那个已经被迅速孤立的“旧制度”——上层贵族对新来者关闭大门，并且滥用罗马政权的暴力。如果这就是“中央罗马性”，那么萨尔维安暗示，这是他们自作自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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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食其果”：外部奴役，内部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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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税收意味着变穷，而变穷意味着加速一个最危险的进程——在帝国领地内罗马人对罗马人的奴役。萨尔维安特地去解释这到底是如何发生的。面对重税，贫穷的农民发现自己过于贫穷，无法向蛮族区域迁移。因此，他们只能做出卑微的举动：把自己献给富人，作为门客以换取保护。富人以使穷人免交土地税为借口，将他们的土地收归自己名下。庇护人在税收表上将农民的土地登记在他（庇护人）名下。几年之后，贫穷的农民发现自己失去土地，而他还要缴人头税。萨尔维安说，这样受富人庇护，是如同喀耳刻把人变成猪的魔法一样把自由人变成了奴隶。[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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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转变。萨尔维安并不反对庇护制本身。他写道：这种行为体现了为弱者提供保护的强者的“伟大灵魂”[75] 。但把一个自由的门客用这种方式变为奴隶，违背了他的社会观的基本原则。如我们所知，高卢神学共识假定这样一种社会观，那就是接受在门客保持自由身份时可以有巨大的不平等。庇护人和门客之间的这种关系为上帝和人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类比。萨尔维安传播了这一观念：依靠上帝——或者强者——不意味着奴役，苦难之中的自由人可以作为值得同情的门客依靠强者，但他们不能成为奴隶。正如萨尔维安所关心的，高卢社会可以长期等级分明。但是，（用康姆·格雷的话来说）这种等级制要建立在庇护者和门客之间“上下互惠的关系”之上，而不是单方面对门客的奴役。[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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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要被萨尔维安描绘的那幅5世纪30年代门客被庇护者压迫的戏剧性画面误导。我们现在还无法确定，通过庇护进行奴役的行为是不是规模空前的。更不确定的是，这些庇护者是否代表了一种新的发展趋势——以农奴和领主关系为基础的封建关系的预兆。延斯-乌维·克劳泽提出的不那么夸张的观点值得深入讨论：这种庇护关系不代表一种新的发展趋势，萨尔维安不是在描述一种新的、突然遍及高卢乡村地区的“原封建”秩序，他只是描绘了农民命运的正常沉浮，他们被迫把一部分或全部土地卖给富裕的邻居，以偿还所欠税款。[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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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高卢乡村庇护者的恶化现象并不能直接解释为何萨尔维安将之视为导致罗马悲惨命运的特别符号。他的举动是由于自己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上帝正义的观念。上帝的正义总是无处不在。由于同态报应的作用，罗马人在蛮族手中所遭受的痛苦，正是他们加于自己同胞身上的痛苦的报应，而且一点儿不多，一点儿不少：“我们奴役我们自己的兄弟时，还会为我们被蛮族俘虏感到惊讶吗？”[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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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萨尔维安通过夸大乡村庇护者对他们依附者的权力，误导了研究5世纪西部社会史的历史学者，那是因为他希望他的读者意识到，任何罗马人之间加诸彼此的奴役行为都注定和蛮族加诸罗马人的行为同样残酷。因为上帝的正义永存，庇护者强加于他们的门客之上的奴役必须和蛮族加诸罗马人的奴役一样压迫人、一样普遍、一样无情。一种是对另一种的惩罚，二者要被认为是同样痛苦和不可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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