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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采取这种手段，萨尔维安明确地将自己的观念同他那个时代在罗马疆域内兴起的基督教爱国主义区别开来。我们这些阅读萨尔维安《论神的治理》的人，会带着后见之明认为5世纪30年代晚期的罗马帝国处于灭亡的态势。但当时的许多人是无法看出这一点的。5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被许多人认为是5世纪前几十年的可怕事件后的团结稳定时期。在经历了大量的暴力之后，高卢南部的基督教团体开始扎根。正如我们所见，一种被围攻的感觉使城市居民团结在当地教会的周围。史上第一次，高卢的各个城市开始兴建主教教堂。在克莱蒙，一个新的基督教会堂（由主教——一位富裕的议员兴建）占据了新建城堡的很大一块区域。[48] 在日内瓦，萨罗尼乌斯（《论神的治理》一书的致献者）发现自己身处新建的基督教建筑群之中，这些建筑占据了城市新建城墙内六分之一的区域。[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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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抵抗的氛围在帝国边境的城市中最为流行。纳博纳城处于西哥特人占领的图卢兹城的攻击范围内，并曾被他们围攻。纳博纳需要神圣的庇护。445年纳博纳主教儒斯提库斯重建了城市的教堂。他此举并不仅是以主教身份，还是以一名公众人物的身份做出的。一份门楣上的铭文用清晰的碑铭体陈述，高卢大区长官敦促儒斯提库斯承担建筑任务。这位长官也为国家财政收入做出了部分贡献：用于建筑材料和劳工的总计2100枚金币。纳博纳的大教堂是“由于基督的仁慈”而建立起来的，标志着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官方礼拜仪式。[50] 人们认为，教堂的祈祷者一直为帝国祈求上帝的庇佑。在其他地方也是一样。现在掩藏在萨洛纳城（索林城，位于克罗地亚的达尔马提亚海岸，斯普利特略往北）基督教堂边荒草中的一块相似的门楣上用大写字母写着：“上帝啊，请护佑罗马的国祚。”[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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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维安坚定地回答“不”。上帝不会护佑罗马的国祚。从其所有的文辞来看，《论神的治理》不只是文学创作，还是对使萨尔维安的同胞们感到舒心的重建与团结气氛的冷酷冲击。萨尔维安究竟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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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步伐：萨尔维安与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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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维安所追求的，是有史以来第一幅高卢的地图。这是一份严格的道德地图。他在这份地图上找寻的，是不同地区和不同群体关于神的律法知识的不同投影。一些群体可以不必承担那么多责任——他们不知道律法；其他群体，例如罗马人，就不能这么说——他们知晓律法，他们要对自己的罪恶负全责，他们正面临着上帝强有力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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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极具启发性的文章中，米歇尔·马斯指出，这样一种世界观包含一种“富于想象力的飞跃”。萨尔维安的地图不同于寻常的罗马地图，它并没有按照文化概念来划分世界，在不开化的蛮族和文明的罗马之间没有间隙。相比对于神的律法的了解，这种差异微不足道。[52] 让我们看看这种观点的变化都包括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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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维安坚称，对于神的律法的了解是唯一的标准，凭借这个标准，上帝裁决所有的人类群体。依据这一标准，高卢的蛮族群体像同心圆一样被重新安置在罗马帝国的周围。高卢被未皈依的多神教蛮族环绕着——撒克逊人、匈人、法兰克人、格皮德人和阿拉曼尼人。他们是特别令人不快的群体。萨尔维安（他在莱茵河畔工作时见过他们）对非基督教蛮族也没有多少用处。和罗马人不同的是，他们至少可以宣称不知道神的律法。因此，与相比罗马人，他们受到的惩罚更少。[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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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一个异常的灰色地带。哥特人和汪达尔人不是多神教徒，他们是基督徒，但他们是被误导的基督徒，他们是阿里乌斯异端。哥特人为自己的守旧而自豪（并且为他们与东罗马帝国的联系而自豪），依旧保持着对过去帝国宗教的忠诚，因为在那个时代，在多瑙河畔，强大的前阿里乌斯派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和瓦伦斯曾经是他们的庇护者。[54] 在萨尔维安看来，因为哥特人是阿里乌斯派，他们还没有完全领悟上帝的律法，他们从罗马的阿里乌斯派教师那里得到的只是关于律法的偏见。所以，在他们和罗马基督徒犯同样的错误时，他们受到的审判没有那么严厉。他们的信仰有误。只有大公派教徒——萨尔维安时代的罗马基督徒没有任何借口，他们不能期望任何仁慈。[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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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萨尔维安选出是基督徒的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作为上帝审判的特别代理者。这不难理解。这两个蛮族的成功需要最多的解释，他们对帝国的羞辱最甚。萨尔维安以描述439年汪达尔人征服迦太基为自己作品的结尾。相比其他蛮族的胜利，这刺骨之痛让帝国十分震惊。这场大灾难毫无疑问是“此世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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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萨尔维安将蛮族（尤其是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视为替上帝行走的巡回法庭。他们用可怕的方式从一个行省迁移到另一个行省，每个轮到的行省都是自作自受。其结果就是，萨尔维安将蛮族从一地到另一地的试探性进攻视为必然的和不可抗拒的，就像他们如高速移动的狼群那样追随罗马内战的命运。我们在现代通行的教科书的地图上看到的表示“蛮族入侵”的箭头和线路中，来自萨尔维安的冷酷想法的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对萨尔维安而言，这一系列不请自来的征服者似乎都归于同一种独特类型。他们是上帝的步伐，上帝踩着这样的步伐在西部各地进行审判。[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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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来告诉你是怎么回事”：萨尔维安与罗马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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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尔维安的世界观中，蛮族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上帝对那些了解却背弃其律法的罗马人的判决的执行者而出现的。正如我们所见，这一观点激发了欧洲学者的激烈讨论。但我们必须记住，萨尔维安大胆地将观察视角转向蛮族世界，对他自己而言（似乎对他的读者也是这样），这并没有处理罗马人本身的罪恶那么重要。在这里，萨尔维安与众不同。他没有无目的的悲叹，而是准备从每个细节着手，说出究竟是什么罪恶引起了上帝的愤怒。他不仅要写出“为什么”，还要写出“是什么”和“怎么造成的”——罗马社会有什么问题，以及是什么机制导致这些问题的。“让我来告诉你是怎么回事”是萨尔维安反复提及的。[57] 尽管萨尔维安通常被视为一个言辞过于夸张的推销商，但是他关注时代弊病的那种固执使他显得不同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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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萨尔维安使当代人面对让人震惊的异常现象。罗马人开始逃向蛮族，而之前他们是像萨尔维安逃离莱茵兰那样因为恐惧而逃离蛮族的。[58] 现在，他们逃向曾经的敌人的土地。他们是由于罗马的压迫而被逼得这么做的：罗马当局开始像对待蛮族一样对待罗马公民。对萨尔维安来说，巴高达运动就是这一致命进程的鲜明例子。罗马自由民发现他们成为罗马军队镇压的目标，被冠以“巴高达”这样的蔑称。他们似乎被当作罗马帝国的公敌对待。[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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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被迫成为蛮族……这是由于“罗马统治的不公”使他们不再是罗马人。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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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维安没有弱化这种异常现象对读者的影响。他没有像现代学者那样，对罗马人聚集在蛮族宫廷周围，以及被巴高达运动控制的无政府土地上的新式罗马性表现出兴趣。他对任何兴起的蛮族-罗马世界没有感觉，他依旧用一个在帝国领地之内的作者的严肃视角看待高卢和西班牙。他当然了解本地统治者的思想意识。严格说来，每个处在蛮族统治下的省份都是被罗马敌人“俘获”的行省。在这样一个行省，本不该有罗马人乐意在那里——蛮族土地上。然而，这些罗马人现在祈祷自己再也不要成为帝国的臣民。[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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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维安自己对蛮族没有浪漫的幻想。上帝会依照自己的律法审判、惩罚他们。但上帝自有看法。对萨尔维安和他的读者而言，蛮族——甚至是信奉基督的蛮族——是不同的，他们甚至闻起来也不同，靠近他们的身体和衣物就会闻到恶臭。[62] 然而，出身高贵且有教养的罗马人却宁愿生活在他们之中：“他们宁愿在沦陷的土地上做自由人，也不愿在罗马自由之名下做俘虏。”[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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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作家也写道，罗马人不堪忍受帝国的税负，认为与蛮族相处更为轻松。[64] 这件事情本身并不新奇。新奇的是，萨尔维安将罗马人的逃亡视为令人吃惊的正常规则颠倒的方式。罗马帝国应该是自由的土地。仅仅十几年前，奥古斯丁为停止非洲的奴隶贸易而写请愿书时，还坚定地这么说。罗马军队要为“罗马自由”而战，以免罗马公民被蛮族俘虏。[65] 现在，最恶劣的转变发生了。在帝国之内，萨尔维安感受到了根本性异常现象——一种奴役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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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被歹徒用绳索勒住，这根绳索就是税收”：萨尔维安与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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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萨尔维安把什么视为这一罪恶发生的根源。他重点关注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罗马帝国的税收机制。税收机制依旧延续了4世纪以来的活力，尽管国土沦丧、分崩离析，税收机制仍努力为军队筹集军饷，支撑着主要通过控制税收来获取财富的统治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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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强调税收时，萨尔维安不只是简单地重复晚期罗马帝国臣民们针对税收的日常抱怨。他的评论反映出罗马帝国确实到了危急时刻。从军事观点来看，残存的帝国在5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拥有惊人的活力。莱茵兰和多瑙河之间的广大区域遍布着机动部队，军事长官埃提乌斯使帝国依旧是值得重视的力量。用盖伊·哈塞尔的话说，埃提乌斯的军事行动旨在建立“惩罚式攻伐的统治”[66] 。相比这些军事行动的残酷性，战争的花费更是惊人。埃提乌斯的骑兵队维持起来极其昂贵。这种外交手段与军事行动并重的策略耗尽了帝国的军事经费。[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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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卢和意大利，征税比以往更加严苛。传统的免税政策受到忽视和践踏。富人们——尤其是上层统治圈——的应对措施是，通过将负担转移给底层纳税者而保护自己免受重税。这种弊病变得比以往更加难以容忍、更不得人心。长期以来，纳税人以公共福利为名，请求减税。帝国敕令也用同样的辞令来回应纳税人。441年，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在意大利的书记处用和萨尔维安一样的言辞来抨击逃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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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们只顾及自家的利益而剥夺了公众的利益，公众的利益中包含了他们真正的福利……富人们拒绝承担这种负担……只有弱者才能承受。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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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法令中使用的言辞表明，萨尔维安并不是在传播新观点，他只是传播了那些我们在提到安布罗斯时广为人知的批判文化。但不同的是他不可挽回的定论：“罗马帝国现在死了……如同被歹徒用绳索勒住，这根绳索就是税收。”[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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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维安对于税收问题的无情态度，揭示了他自己和他的读者们那锐利但狭隘的视野。他是一个变穷的当地贵族，怒气冲冲地代表各行省小贵族发言，这些人日益与控制着帝国政治的狭小统治阶层疏远，也正是这些小贵族尤其感到受到无情税收体制的威胁。当萨尔维安说到“穷困的小人物”——那些受到高层官僚迫害的人时，他并不是指现代观念中的社会底层。[70] 他说的“穷人”不是农民，他们也不是穷困潦倒的破产市民，他们是像他一样的人。在5世纪30年代，就是他们作为避难者和欠税者，面对着跌入贫穷的谷底的风险。[71] 他们的不幸是他们那些更幸运、更无情的同侪造成的。萨尔维安书中的恶人都是当地人，他们是城市议员中的领袖。在5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如同在4世纪一样，议员领袖们的职责就是尽其所能，从他们的弱小同僚那里攫取财富，像剥削农民一样。从4世纪开始，他们就通过操纵罗马帝国的税收机制、剥削自己的同胞而发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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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什么地方，这些议员领袖不对孤儿寡母敲骨吸髓，甚至连圣徒（那些以保护他们为职责的教士）也不放过？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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