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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件和无数其他事件表明，主教身边最吵闹和最冷酷的监督者并非普通人，而是他自己手下的神职人员。他们最密切关注的是主教对教会财富的使用。一位积极支持神职人员而反对其主教的匿名作者，在一份可能写于5世纪的文献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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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贪婪已经在教会中增长了，就像在罗马帝国中那样。人们利用与主教的名义相关的权力和影响力……缩减了整个助祭阶层的费用，使之为他们自己所用……而不幸的神职人员则上街乞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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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恶劣的主教冻结了司铎们的工资！[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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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你们的主人”：主教、神职人员和教会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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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和神职人员的冲突是一种在全欧洲范围内的现象，尽管在各地的形式有所不同。这一问题有很深的历史根源。自3世纪以来，主教作为各个城市中基督教社群领导者的地位从来没有被确保过。历史学家们所谓的“主教垄断制”的确立要比我们所认为的缓慢得多。在4世纪和5世纪，许多城市的教会实际上仍然是“多中心的”。司铎和助祭要比不在身边的主教更多地出现在他们的信众面前（尤其是如果主教作为一位公众人物需要参加宗教会议，或者需要前往宫廷进行游说的话，就会经常不在）。一种财产权的观念仍然残留在许多教会中。在罗马城，基督徒信众前往的教堂是由来自各个家族的世俗捐助者捐赠的。这些家族可能仍然统治着周围的街区。司铎和助祭可以享受到这些有教养的富人的庇护，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实质上独立于他们的主教。[28] 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派系模式。从4世纪到6世纪，主教、神职人员以及他们的世俗支持者这三方的冲突几乎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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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城，情况尤其如此。在教宗西玛库斯时期（498～514）——我们已经在上一章的末尾见过他了——西玛库斯和司铎劳伦提乌斯同时当选教宗所引起的分裂，展现了存留下来的离心力是多么强大。这是一次难忘的分裂。以亨利·查德威克的话来说，西玛库斯和劳伦提乌斯之间的对立引发了“一场为期四年的可怕的帮派战争”[29] 。在罗马城对立帮派的街头冲突中，神职人员的领袖们被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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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分裂的舞台是罗马城。罗马已经分裂成由一些街区组成的松散的联邦。一些完好的建筑群（既有教会建筑也有贵族们的建筑）像岛屿一样点缀在衰败的、杂乱无序的罗马城中，这些像岛屿一样分散在城市各处的住宅都得到了良好的维护，它们是互相敌对的神职人员及其世俗支持者们的权力基地。支持劳伦提乌斯的神职人员们所发起的、反对教宗西玛库斯的坚持不懈的斗争表明，一位主教对他手下神职人员的掌控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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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财富对于主教权力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西玛库斯安然度过了这次风暴，因为他展示了教会财富的经济实力。据说，忠诚的神职人员的薪水增加了三倍，穷人们也以之前罕见的方式受到了照顾。作为教会财富的主人，西玛库斯重新确立了他作为罗马各个教堂的主人的身份。[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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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城是一个特例，不仅由于其城市的规模，也由于其神职人员在传统上独立于世俗庇护者。在意大利的其他地方与在高卢和西班牙一样，主教及其手下神职人员之间的冲突发生在更加狭小的舞台上。这最好被看作一种非常古老的罗马城市政治的最后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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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们此前所见，西罗马社会秩序的秘密在于地方社会上层的小群体之间互相协作的能力。市议会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扮演这一角色，但只有当它们团结一致的时候，它们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市议会在4世纪和5世纪衰落了，这并不是因为其成员陷入了普遍的贫困，而是因为他们分裂了。一个由寡头组成的内部群体（就如萨尔维安所称呼的那种）开始从一般的市议会的议员中间分离出来。那些几个世纪以来聚集在城市大厅的“庙堂”中的议员失去了凝聚力。由于受到新兴的寡头以及帝国官员的寡头的统治，城镇的议员们开始在其他方面寻求机遇（最常见的是成为政府官员），或者求助于城市之外有权势的庇护人。[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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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故事众所周知，也经常被提及。到了6世纪，市议会及其领导者之间的冲突在基督教会中重现了。在整个西部，神职人员败给了他们的主教。主教及其私人助手就像是新兴的寡头，而神职人员则扮演了弱势的市议员的角色。在和以主教府为中心的高压寡头统治的战斗中，神职人员将他们自己看成不幸的失败者。主教也不愿意平等地对待他的神职人员，他的处理方式就和寡头制的寡头核心团体曾经威逼弱势的市议员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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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和神职人员的斗争与之前几个世纪市议会中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几乎一样。在4世纪后期，普通的市议员被指责“躲在有权势者的遮蔽中”以逃避他们对城市应负的责任。[32] 而现在，在6世纪高卢的许多教会中，神职人员也受到了与他们主教受到的几乎一样的指责。神职人员宁愿留在“有权势者的祈祷室和庄园里”，这使主教的办事员陷入了窘境，并且主教在城市中举行典礼时他们也可以不用出席。[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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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和他下属神职人员之间的冲突并不仅仅是复制了市议会中的内斗，选举主教的机制加剧了这种矛盾。理论上，主教应该从当地的神职人员中选出。但实际结果是，主教可能会在余生里生活在他选举时所击败的那些神职人员的怨恨中。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外来者经常当选。在5世纪，这种解决方法多少能够解释为何普罗旺斯地区的城市对在勒兰受过训练的修士-主教有需求。在6世纪的高卢，通常的做法是从著名的“元老阶层”的家族中，或者从日益增多的王室官员中选择外来的候选人。只有颇具名望的外来者才能够约束地方上的神职人员在选举他们的主教时涌现出的敌意。[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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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不幸的是，选举中的争议对地方教会来说是一场经济大出血。对于互相竞争的派别来说，这样的花费（从需要调动起来的财富的规模上来看）和之前几个世纪里在城市中通过奢华赛会而竞争显赫地位的人们所展现的“城邦之爱”同样巨大。[35] 在这些场合中所花费的大部分钱财都用在了贿赂上。据统计，法兰克国王在一年里从在选举中互相竞争的派系那里获得了1万索里达。[36] 这多少暗示了城市中的神职人员内斗的强烈情绪。在这种环境下，无论主教是一位来自内部的胜利者，还是一个来自外部的决定性人物，他都不能够感觉到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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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教会的财富为主教所掌握的时候，他们才能够感到安全。没能迅速控制教会财富的主教会很快发现他们的无助，他们不得不面对那些稳居管理教会财富的首领一职的高级神职人员。对于这种情况，没有比图尔主教格雷戈里（573～594年在位）在《历史十书》（Book of Histories ）里提到的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的情况更加清楚的了。如我们此前所见，西多尼乌斯在一种不寻常的情况下于468年成为克莱蒙主教。对于这一工作，他并没有做好准备。在一个世纪之后的回忆中，格雷戈里笔下的西多尼乌斯被描述为一个不幸的人物。格雷戈里提及西多尼乌斯是一位前大区长官，“来自高卢最高贵的元老阶层”。他是一位罗马皇帝的姻亲。对格雷戈里来说，西多尼乌斯是“真材实料”[37] 。而作为一位主教，格雷戈里记忆中的他却是一位令人同情的人物。两位司铎“剥夺了他对教会财产的全部权力，只留给他微薄有限的生活费用，这使他蒙受极大的屈辱”[38] 。在6世纪后期充满斗争的教会中，一位观察者就是这样看待一位曾经的大贵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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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主教充分运用他作为教会财富主人的权力时，才有可能控制神职人员。580年，一位名叫里库尔夫的司铎试图取代格雷戈里成为图尔主教，当时格雷戈里不在图尔，并且也失去了法兰克宫廷的支持。里库尔夫十分了解如何发起一次神职人员的起义。他立即接管了主教府，并且将他在那里发现的财物写在了一份清单上。随后，他接管了教会的地产。他用礼物以及优先租用上等的土地和葡萄园的特权来回报他的支持者。对那些不重要的神职人员——通常是年幼时就进入教会服务的年轻人——他就进行鞭笞。里库尔夫扬言：“认清你们的主人。”[39] 格雷戈里将里库尔夫描述成暴发户和野蛮人。然而，他并不是这种人。他是一位享有良好声望的司铎，也是教会财产的管理者。他和宫廷有联系。他只是做了任何主教（包括格雷戈里在内）为了保证自己在教会中的领导地位都会做的事，虽然他可能做得有点蛮横和仓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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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虔信的人使教堂富裕，而不信的人却把教堂抢个精光”：6世纪的财富与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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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拉丁基督教风格的小城镇中关于政治的生动故事，并不仅仅出现在格雷戈里生动的作品中，它们几乎在6世纪的其他任何史料中都能够看到。它们表明了一种比较有决定性的但也不易为人注意的发展。在5世纪后期和6世纪前期的某个时候，西部各地的基督教会意识到，它们中有许多教会真的变得非常富有了。这种发展的重要程度能够从史料的性质上感受到。我们对5世纪后期以后的教会经济状况的了解比早先的任何时期都要多，这并非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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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用罗马城的《教宗名录》作为例子。这部作品由一位司铎写于510年前后，这位司铎可能于教宗西玛库斯时期在拉特兰宫管理教廷。《教宗名录》是从圣彼得到6世纪早期的历代教宗的生平传记，它本来可以采用多种写作形式，正因如此，它所采用的写作形式才格外令人感到惊讶。对于研究晚期罗马帝国经济的历史学家来说，它是一个宝库。它记录了300～600年供整个罗马世界使用的教会的30份圣礼盘中的20份。[40] 它保存了我们仅有的有关教会地产的收益及其分配，以及有关教会基金的经营方面的证据。然而，我们很少会停下来思考，为什么我们获得的是如此独特的证据。这是因为作者在撰写这部著作的时候，教会的财富问题在教宗西玛库斯与劳伦提乌斯司铎的支持者的冲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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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573年成为图尔主教的格雷戈里来说也是如此。格雷戈里在591年完成了他的《历史十书》。在他的叙述中，整个高卢社会与教会财富的关系是一个中心主题。他表明他准备写的是：“虔信的人使教堂富裕，而不信的人却把教堂抢个精光。”[42] 总之，在6世纪的各个拉丁教会中，财富问题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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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对巨大财富的认识是一种新的发展。这在4世纪和5世纪早期是难以预见的。但是，我们往往不能够认识到这种形势是新出现的。某些根深蒂固的陈旧历史观念阻碍了我们的认识。移除这些观点虽然未免鲁莽，但是相当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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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必须从我们所说的“教会的财富”的含义开始。就我们所提及的财富来说，并没有一个以大写字母“C”开头的“教会”（Church），只有各个教会的财富。每位主教都是他自己教会财富的小主人，但也仅限于他自己的教会。因此，各个教会中的财富分配是非常有等级的。这种分配根据的是一种差异很大的城市等级排列，而这种等级排列是罗马帝国后期制定的。帝国的首都、大城市和统治中心将财富和人才都吸收到自己那里，而那些不太重要的城市则只能自生自灭。绝大多数小城市衰落了，一些小城市完全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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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教会的财富和各个城市中的财富一样，以不均衡的方式分布着。我们在拉丁西方的各个教会中发现了显著的差别。[43] 富裕的城市中有富裕的教会。在意大利，罗马城和拉文纳的教会分别有26000索里达和12000索里达的收益，它们的收益远高于它们周边的地区。相比之下，存在于罗马城阴影中的意大利中部小城镇中的教会极度贫困。在费伦提斯，主教只有一座葡萄园用来供给他本人以及他的教会。在阿奎诺，当地临终的主教在540年前后预言了他教会的未来，那并不是一个美好的未来。下一任主教将是一位曾经在当地客栈里供应驴子的人，然后是一位漂洗工，再之后就不会有主教了。这个主教教区将会消失，在瘟疫和战争中被夷为平地（就像6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意大利许多被夷平的小城市一样）。[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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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必须避免的陈旧观念是假设基督教会的富裕是注定的。许多有关这一时期的论述认定，教会（恰恰是大写的教会）的财富是君士坦丁的皈依的必然结果。实际上，如我们此前所见，君士坦丁基本上没有使基督教会的领导者在罗马社会中处于优势地位。他认为，这种优势地位仍然将由其他人占据。对于许多教会来说，通往富裕的道路是曲折的，是很具有间歇性的。在4世纪和5世纪，不同地区的捐赠者的成分非常不同。总体上来说，主教们不太依靠广大的地产，而更多依靠基督教皇帝赐予他们的法律和财政上的权益。主教们不认为他们能够以自己的势力与那些大地主和成功的宫廷官员竞争。直到罗马帝国终结时，连西部最富裕的教会也还笼罩在大规模的各种各样的世俗富人的阴影下。是5世纪庞大的世俗财富出人意料的衰落，才使主教第一次以各个地区主要地主的形象出现。[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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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陈旧的观念让我们认为，许多教会财富增长是因为它们继承了世俗贵族阶层的财富。[46] 这种观点宣称，大量的元老贵族成为主教和神职人员，他们带来了他们的财富。教会的“贵族化”被认为是5世纪以来拉丁基督教的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主要发展。这种观点源于一种误解，它将高卢元老阶层控制的特定地区延伸到了西部的所有地区。我们通过对其他地区基督教会人物的仔细研究发现，在意大利、高卢、西班牙和非洲，教会的贵族化并没有发生。[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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