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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故事众所周知，也经常被提及。到了6世纪，市议会及其领导者之间的冲突在基督教会中重现了。在整个西部，神职人员败给了他们的主教。主教及其私人助手就像是新兴的寡头，而神职人员则扮演了弱势的市议员的角色。在和以主教府为中心的高压寡头统治的战斗中，神职人员将他们自己看成不幸的失败者。主教也不愿意平等地对待他的神职人员，他的处理方式就和寡头制的寡头核心团体曾经威逼弱势的市议员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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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和神职人员的斗争与之前几个世纪市议会中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几乎一样。在4世纪后期，普通的市议员被指责“躲在有权势者的遮蔽中”以逃避他们对城市应负的责任。[32] 而现在，在6世纪高卢的许多教会中，神职人员也受到了与他们主教受到的几乎一样的指责。神职人员宁愿留在“有权势者的祈祷室和庄园里”，这使主教的办事员陷入了窘境，并且主教在城市中举行典礼时他们也可以不用出席。[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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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和他下属神职人员之间的冲突并不仅仅是复制了市议会中的内斗，选举主教的机制加剧了这种矛盾。理论上，主教应该从当地的神职人员中选出。但实际结果是，主教可能会在余生里生活在他选举时所击败的那些神职人员的怨恨中。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外来者经常当选。在5世纪，这种解决方法多少能够解释为何普罗旺斯地区的城市对在勒兰受过训练的修士-主教有需求。在6世纪的高卢，通常的做法是从著名的“元老阶层”的家族中，或者从日益增多的王室官员中选择外来的候选人。只有颇具名望的外来者才能够约束地方上的神职人员在选举他们的主教时涌现出的敌意。[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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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不幸的是，选举中的争议对地方教会来说是一场经济大出血。对于互相竞争的派别来说，这样的花费（从需要调动起来的财富的规模上来看）和之前几个世纪里在城市中通过奢华赛会而竞争显赫地位的人们所展现的“城邦之爱”同样巨大。[35] 在这些场合中所花费的大部分钱财都用在了贿赂上。据统计，法兰克国王在一年里从在选举中互相竞争的派系那里获得了1万索里达。[36] 这多少暗示了城市中的神职人员内斗的强烈情绪。在这种环境下，无论主教是一位来自内部的胜利者，还是一个来自外部的决定性人物，他都不能够感觉到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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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教会的财富为主教所掌握的时候，他们才能够感到安全。没能迅速控制教会财富的主教会很快发现他们的无助，他们不得不面对那些稳居管理教会财富的首领一职的高级神职人员。对于这种情况，没有比图尔主教格雷戈里（573～594年在位）在《历史十书》（Book of Histories ）里提到的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的情况更加清楚的了。如我们此前所见，西多尼乌斯在一种不寻常的情况下于468年成为克莱蒙主教。对于这一工作，他并没有做好准备。在一个世纪之后的回忆中，格雷戈里笔下的西多尼乌斯被描述为一个不幸的人物。格雷戈里提及西多尼乌斯是一位前大区长官，“来自高卢最高贵的元老阶层”。他是一位罗马皇帝的姻亲。对格雷戈里来说，西多尼乌斯是“真材实料”[37] 。而作为一位主教，格雷戈里记忆中的他却是一位令人同情的人物。两位司铎“剥夺了他对教会财产的全部权力，只留给他微薄有限的生活费用，这使他蒙受极大的屈辱”[38] 。在6世纪后期充满斗争的教会中，一位观察者就是这样看待一位曾经的大贵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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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主教充分运用他作为教会财富主人的权力时，才有可能控制神职人员。580年，一位名叫里库尔夫的司铎试图取代格雷戈里成为图尔主教，当时格雷戈里不在图尔，并且也失去了法兰克宫廷的支持。里库尔夫十分了解如何发起一次神职人员的起义。他立即接管了主教府，并且将他在那里发现的财物写在了一份清单上。随后，他接管了教会的地产。他用礼物以及优先租用上等的土地和葡萄园的特权来回报他的支持者。对那些不重要的神职人员——通常是年幼时就进入教会服务的年轻人——他就进行鞭笞。里库尔夫扬言：“认清你们的主人。”[39] 格雷戈里将里库尔夫描述成暴发户和野蛮人。然而，他并不是这种人。他是一位享有良好声望的司铎，也是教会财产的管理者。他和宫廷有联系。他只是做了任何主教（包括格雷戈里在内）为了保证自己在教会中的领导地位都会做的事，虽然他可能做得有点蛮横和仓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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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虔信的人使教堂富裕，而不信的人却把教堂抢个精光”：6世纪的财富与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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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拉丁基督教风格的小城镇中关于政治的生动故事，并不仅仅出现在格雷戈里生动的作品中，它们几乎在6世纪的其他任何史料中都能够看到。它们表明了一种比较有决定性的但也不易为人注意的发展。在5世纪后期和6世纪前期的某个时候，西部各地的基督教会意识到，它们中有许多教会真的变得非常富有了。这种发展的重要程度能够从史料的性质上感受到。我们对5世纪后期以后的教会经济状况的了解比早先的任何时期都要多，这并非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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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用罗马城的《教宗名录》作为例子。这部作品由一位司铎写于510年前后，这位司铎可能于教宗西玛库斯时期在拉特兰宫管理教廷。《教宗名录》是从圣彼得到6世纪早期的历代教宗的生平传记，它本来可以采用多种写作形式，正因如此，它所采用的写作形式才格外令人感到惊讶。对于研究晚期罗马帝国经济的历史学家来说，它是一个宝库。它记录了300～600年供整个罗马世界使用的教会的30份圣礼盘中的20份。[40] 它保存了我们仅有的有关教会地产的收益及其分配，以及有关教会基金的经营方面的证据。然而，我们很少会停下来思考，为什么我们获得的是如此独特的证据。这是因为作者在撰写这部著作的时候，教会的财富问题在教宗西玛库斯与劳伦提乌斯司铎的支持者的冲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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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573年成为图尔主教的格雷戈里来说也是如此。格雷戈里在591年完成了他的《历史十书》。在他的叙述中，整个高卢社会与教会财富的关系是一个中心主题。他表明他准备写的是：“虔信的人使教堂富裕，而不信的人却把教堂抢个精光。”[42] 总之，在6世纪的各个拉丁教会中，财富问题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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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对巨大财富的认识是一种新的发展。这在4世纪和5世纪早期是难以预见的。但是，我们往往不能够认识到这种形势是新出现的。某些根深蒂固的陈旧历史观念阻碍了我们的认识。移除这些观点虽然未免鲁莽，但是相当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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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必须从我们所说的“教会的财富”的含义开始。就我们所提及的财富来说，并没有一个以大写字母“C”开头的“教会”（Church），只有各个教会的财富。每位主教都是他自己教会财富的小主人，但也仅限于他自己的教会。因此，各个教会中的财富分配是非常有等级的。这种分配根据的是一种差异很大的城市等级排列，而这种等级排列是罗马帝国后期制定的。帝国的首都、大城市和统治中心将财富和人才都吸收到自己那里，而那些不太重要的城市则只能自生自灭。绝大多数小城市衰落了，一些小城市完全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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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教会的财富和各个城市中的财富一样，以不均衡的方式分布着。我们在拉丁西方的各个教会中发现了显著的差别。[43] 富裕的城市中有富裕的教会。在意大利，罗马城和拉文纳的教会分别有26000索里达和12000索里达的收益，它们的收益远高于它们周边的地区。相比之下，存在于罗马城阴影中的意大利中部小城镇中的教会极度贫困。在费伦提斯，主教只有一座葡萄园用来供给他本人以及他的教会。在阿奎诺，当地临终的主教在540年前后预言了他教会的未来，那并不是一个美好的未来。下一任主教将是一位曾经在当地客栈里供应驴子的人，然后是一位漂洗工，再之后就不会有主教了。这个主教教区将会消失，在瘟疫和战争中被夷为平地（就像6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意大利许多被夷平的小城市一样）。[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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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必须避免的陈旧观念是假设基督教会的富裕是注定的。许多有关这一时期的论述认定，教会（恰恰是大写的教会）的财富是君士坦丁的皈依的必然结果。实际上，如我们此前所见，君士坦丁基本上没有使基督教会的领导者在罗马社会中处于优势地位。他认为，这种优势地位仍然将由其他人占据。对于许多教会来说，通往富裕的道路是曲折的，是很具有间歇性的。在4世纪和5世纪，不同地区的捐赠者的成分非常不同。总体上来说，主教们不太依靠广大的地产，而更多依靠基督教皇帝赐予他们的法律和财政上的权益。主教们不认为他们能够以自己的势力与那些大地主和成功的宫廷官员竞争。直到罗马帝国终结时，连西部最富裕的教会也还笼罩在大规模的各种各样的世俗富人的阴影下。是5世纪庞大的世俗财富出人意料的衰落，才使主教第一次以各个地区主要地主的形象出现。[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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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陈旧的观念让我们认为，许多教会财富增长是因为它们继承了世俗贵族阶层的财富。[46] 这种观点宣称，大量的元老贵族成为主教和神职人员，他们带来了他们的财富。教会的“贵族化”被认为是5世纪以来拉丁基督教的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主要发展。这种观点源于一种误解，它将高卢元老阶层控制的特定地区延伸到了西部的所有地区。我们通过对其他地区基督教会人物的仔细研究发现，在意大利、高卢、西班牙和非洲，教会的贵族化并没有发生。[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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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高卢，贵族对教会的统治也不像许多研究者所宣称的那样广泛和深入。马丁·海因策尔曼声称，贵族统治“在君士坦丁时代就已生根，并且自从5世纪后半叶以来便牢固地确立了”[48] 。然而，情况或许并非如此。马丁·海因策尔曼的著作在揭示罗马时代和后罗马时代高卢统治阶层的延续性方面极有价值。但是，很难说罗马贵族价值观和罗马贵族统治方式的延续可以让主教在高卢社会中不可阻挡地在财富和权力方面拥有无可争议的地位，也很难说这种情况导致了海因策尔曼所谓的“主教统治”在高卢南部和其他地方的形成。[49] 倾向于夸大元老阶层在教会中的影响力，这让我们想象出一种情形，即拥有罗马贵族背景的主教开始在实际上统治了自治的城市国家。我们甚至认为，图尔的格雷戈里撰写《历史十书》和《奇迹集》的目的就是提出一种主教统治的意识形态。[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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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高卢城市中主教的地位相当脆弱，不像主教统治的设想中那样稳固。到了6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就是格雷戈里写作的时候），元老家族在高卢教会中所拥有的统治地位已经过时了。以法兰克国王的宫廷为中心，一个新的贵族阶层形成了（一部分是罗马人，另一部分是蛮族）。这一贵族阶层的代表们正准备推开先前时代的光荣遗物。[51] 元老家族失去了影响力，它们变得更加贫困了。这意味着，老贵族的家底——留给高卢教会的可以依靠的馈赠资源——很少，甚至几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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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够认为基督教的神职人员在财富的积累上拥有一种安全保障机制。我们必须摒弃一种浪漫化的旧观念：大公教会在不断涌入的虔诚的捐赠中水涨船高。[52] 我们也不能接受与这种虔诚的想象相反的另一种想象，即教会无所顾忌地追逐遗产。比如，并没有证据支持这种观点：基督教改变了婚姻的模式（通过对远亲间婚姻的禁止不断增强），产生了一群剩余的没有结婚或者无法结婚的人，而他们的遗产将会流入教会。[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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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正如奥古斯丁的布道词和萨尔维安的文章所表明的那样，罗马帝国晚期的基督徒们并不一定是教会的大施主。即使他们向教会捐赠，他们的捐赠也经常受到质疑——被亲属、财务代理人以及其他的利益集团质疑。这种情况在6世纪并没有改变。在法兰克高卢和其他地方都有大量的罗马法律师，他们都擅长“破坏”遗嘱，找到理由使遗赠给教会的行为被宣布无效。[54] 我们绝不能忘记后罗马时代蛮族王国全然的世俗性质。在日常的财产和税务问题上，他们所继承的帝国仍然顽固地没有被基督教的价值观所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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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著名的例子：纽斯特里亚王希尔佩里克（561～584年在位）仍然公然维护这一世俗传统。他是格雷戈里的眼中钉。格雷戈里称他为“我们时代的希律王”[55] 。他怀着明显的反对态度记载道，最晚是在577年，希尔佩里克在苏瓦松和巴黎建造了圆形剧场。[56] 最重要的是，他总是“不遗余力地专注于破坏对教会有利的遗嘱”[57] 。他也厌恶主教的财政特权。希尔佩里克经常抱怨：“看啊，我们的国库仍然贫乏，我们的财富都流向了教会。”[58] 这一评论一直被研究法兰克王国的历史学家们引用。但对希尔佩里克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事物。希尔佩里克的评论并非标志着国王对一种新出现的危机——这种危机是由十分富裕的教会和贫困的墨洛温王国之间的不平衡引起的——做出了反应。这只是表明，他是一位机警的统治者，认真地关心着国库——征税机关——的利益。他这样的想法自节俭而注重实效的瓦伦提尼安一世时期便已经存在于高卢了。[59] 这类人的行动一直在阻碍着教会财产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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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给教会的捐赠并不总是富庶的财产。许多财产在法律上容易受到质疑。许多馈赠是由广泛地分散在各处的地产构成的，而这些地产并不总是高质量的土地。它们还包括大片人烟稀少的土地，在经常笼罩在战乱以及可能的气候异常的阴影下的农耕世界中，这样的土地已经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情况。另一些土地地处偏僻，不值得捐赠者的亲属和邻居们去争夺。这些土地能够被毫无顾虑地送给教会。在这种情况下，时常增加的地产并不会带来财富。[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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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要记得，集体财产本身在古代世界中就从来不是经济成功的标准，市议会在4世纪和5世纪的命运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城市拥有广阔的地产，然而正如吉尔斯·布兰斯博科最近在一篇精彩的文章中所揭示的那样，众所周知，这些地产都经营不善。在产出的收益方面，这些地产的情况都很不好，而且还往往被管理它们的人所掠夺。[61] 没有理由认定教会不会朝这一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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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晚期的教训是，只有受到帝国特权的保护，团体以及团体的财产才会是安全的。这种对国家授予的免税权的依靠一直延续到后帝国时代。比如，神职人员知道，那些在帝国的地产上工作的人都有权免除强制性的劳役和类似的负担。许多教会都竭尽全力地为他们的土地争取这一特权。到了6世纪，和一些主要的圣地相关的土地——如图尔地区与圣马丁陵墓相邻的土地——可能享受了这种免税权。过往的军队不能向在这些土地上工作的农民征集物资和劳动力。这种此前与罗马皇帝的“神圣家族”联系起来的免税权如今被“上帝之家”——教会——所要求。它们现在由国王授予。[62] 罗马帝国消逝很久以后，从帝国时期继承下来的财产特权被统治当地的国王所重申，这对教会的社会地位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仅有大量的土地财富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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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奋发地工作着，建立教堂，管理地产”：管理型主教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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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权利没有一种是理所当然的，它们都是争取而来的。情境要求主教采取攻势。首先，为了确保他所接收的财产，他必须要有一位有才能的律师为他效力。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出现在欧洲各地。5世纪中期以后，教会的捍卫者——擅长维护教会利益的律师——人数日益增长。他们是主教的得力助手。到了教宗格拉西乌斯的时代（492～496年），罗马城教会中的捍卫者已经被当作神职人员看待了。[63] 主教依靠这些律师来保护他的土地，对抗财务代理人、贪婪的邻居以及恼怒的家族成员雇用的律师。随后，主教将这些土地交给一些管理者，后者专注于让本地教会所获的地产实现最大的产出。于是，在财富问题上就出现了一种重要的新身份——兴起了最好被称作“管理型主教”的一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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