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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成为管理型主教。在558～559年，教宗伯拉纠（556～561年在位）在信里提到纳尔尼的主教应该辞职。他太过善良以至于不能胜任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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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与他天生的质朴相配的温和品性，他无法管理教会的财产。他无法在税务问题上与城里的议员们对峙。他也无法让自己投身于令人厌烦的事业，去追查那些扣留教会财产的人。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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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拉纠太了解什么样的品质是被需要的，他自己揭示了这些品质。他在560年前后写给钦戈利主教朱里亚努斯的信中，提及罗马教会地产上的劳动力，他还写道（可能出自他本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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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那些有可能租教会地产或者成为佃户的农民，如果你弄掉了他们头上的一根头发丝，你将再也不会得到我的青睐。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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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们在生动的书信中记录了不少这样的在意大利的主教，他们在高卢和西班牙同样重要。图尔的格雷戈里羡慕他的舅舅尼切提乌斯有这样的资质——尼切堤乌斯在552～573年是里昂的主教：“他是一位伟大的施舍者，也是一位辛勤工作的活动家，他十分勤劳地修建教堂、管理地产、播种土地，以及挖掘与开垦葡萄园。”[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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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卢有许多像他这样的主教和神职人员。6世纪的一封信中提到了一位名叫马克塔里克的主祭：“我向主祭马克塔里克致意，他满怀热情地重建了教堂，并且总是关注着教会的物质利益。”[67] 甚至法兰克王国北部的伟大政治家克罗迪努斯公爵也以模范的耕作方式为教会提供了馈赠：“他经常在工作，总是开垦田庄，安置葡萄园，建造房舍，经营土地。”[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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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型主教的成功表明，教会财产的守护者并不一定要贵族出身。这并不是说贵族对管理地产一无所知，而是当教会的财富开始增长时，管理人员们的技能和来自历史悠久的名门望族的贵族们的指挥同样有用。对能干的管理人员的需求保证了神职人员仍然是一种向有才能的人开放的职业。帕维亚主教伊皮法尼乌斯（466～496年在位）只是一位自由人出身的帕维亚市民。在进入教会之后，他在早年就开始学习速记法。到了5世纪60年代，他成为一位副助祭，作为教会的代表处理波河河谷地区农民们的诉讼。伊皮法尼乌斯的传记作者恩诺迪乌斯来自高卢南部的一个贵族家族。恩诺迪乌斯将他的主人公描述为贵族亲密的伙伴。然而，伊皮法尼乌斯本人并不是贵族，他不像贵族有可能做到的那样从上层进入教会。作为一位为教会效力的人员，他的出身相对低微。[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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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图尔的格雷戈里怀念着早先的元老家族，他本人恰恰是新时代的管理型主教的儿子。他从儿童时代起就是神职人员，这在他的家族中还是首例。他甚至可能在儿童时代就学会了速记法，为管理职责做了准备。[70] 如马丁·海因策尔曼所揭示的那样，他只是把他元老阶层的身份看成出身背景。他的愿望并不是成为一位元老，而是成为教会人士。[71] 他是教会法程序的坚定维护者。[72] 我们能够在格雷戈里的著作中看到那么多高卢神职人员的积怨、背信弃义、自尊自大的故事，正是因为格雷戈里实际上将这些看成违背了他所积极支持的教会法的行为。他想要做一位辛勤工作的主教，一位积极的、务实的并且忠于教会的法律的管理者。他甚至怀着某种程度的赞许记载了鲁昂主教普雷提克塔图斯最后的事迹：普雷提克塔图斯被由女王弗里德贡德资助的暗杀者用匕首刺中时，“在规划他的房产”。他靠在床上，继续安排聚集在他主教府中的管理人员。[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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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的教会的庇护”：制度延续与控制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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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较为新兴的管理型主教这一角色，并不是说教会的土地所有权与世俗的在本质上有所不同。在日常经营中的温和与诚实方面，或者在经济上的成功方面，两者都是相同的。[74] 这两种形式的地产拥有者——平信徒和教士——都试图用他们的高压手段在困难时期竭尽所能地利用他们的地产。这两种形式的地产都要面临不时发生的战争威胁。劳动力会在战争中被冲散，许多农民会成为战俘。人们有理由怀疑，更多的农民会因为法律和秩序的暂时中断而逃离他们的领主。[75] 这两个群体——神职人员和平信徒——都艰难地度过了有可能因为气候变化而出现的衰退。教宗的书信显示出与世俗的大地主同样的管理手段、同样的要控制土地以及土地上的工作者的决心。教宗格雷戈里一世在书信中所透露的地产管理的方式，在6世纪埃及类似的大地主所留下的丰富的纸草文献中有详细的记录。[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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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教会的地产也有它们的优势。由于这些地产所供养的是上帝和穷人，教会的财产注定是永恒的。所以，教会的管理者所实施的监管同样是永恒的。当涉及被释奴命运的管理问题时，这在宗教会议的话语中被十分明确地表达出来。对于之前是奴隶的人来说，主教们既带来了好消息也带来了坏消息。585年聚集在马孔宗教会议上的主教们宣布，在教会地产上被释放的奴隶（或者那些提供给教会的被释奴）不能再次成为奴隶，他们被“不朽的教会的庇护”[77] 所保护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免于承担任何义务。庇护是需要代价的，被释奴仅仅是从奴隶变成了雇工。古代的罗马法强调，被释放的奴隶应该继续为他们的前主人提供个人性质的服务。这条法律在教会中仍然保持着特别的效力。[78] 用第四次托莱多公会议（在633年举行）上的话来说，所有被教会释放的奴隶的后代都被要求继续“服务于并且遵从于”教会。他们需要这么做，因为“教会永远不会消亡”[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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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依赖于每年通过动员劳动力而带来的土地上的产出，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对人员的控制能力是决定性的，这与拥有广阔的土地一样重要。高卢和西班牙的主教们保护被释奴免于再度成为奴隶，并且要求他们继续承担为教会服务的义务以作为回报。通过这种方式，高卢和西班牙的主教们强化了一种广泛流行的模式。这就出现了一种其劳动力受到严密监督的地产，这些劳动力由处于奴役和半奴役状态的农民组成。[80] 在6世纪后期和7世纪，为了创造财富，有权势的人们的工作重点在于牢固地掌控人力资源，而不在于从广泛分散的地产上收租子（就像4世纪那样）。通过强调他们对于被释奴以及以其他形式被束缚的劳动力的永久权利，教会地产上的管理者们趋向于一种普遍的运动，以重申并且牢固地控制那些在土地上工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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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尔的格雷戈里所钦佩的勤勉主教是有前途的。通过与法兰克国王们的合作，高卢北部新形成的贵族阶层逆转了5世纪的混乱所带来的影响。在图尔的格雷戈里时代，贵族和主教们结束了5世纪由于罗马帝国的崩溃所产生的“混乱时期”，远远没有让那种混乱的情况进一步恶化（就像当我们提及高卢的“黑暗时代”的时候所想象的那样）。在重新控制了农民之后，法兰克王国中的大地主（教会和世俗都一样）变得比西部的其他地区更加富裕，他们作为“第一群真正的中世纪欧洲贵族”出现在了7世纪。[81] 他们做到这一点，部分是因为共享了主教——“不朽的教会”的财富的守护者——的管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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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的时代：高卢和意大利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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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发展趋势是从6世纪末才开始的，它并没有在所有地方发生。如果我们注意到不同地区的教堂建筑，我们就能够看到这种情况。在这里，复兴的迹象出现在整个西部，可能只有非洲是例外。[82] 经常有人提及，6世纪高卢南部地区由于“被再造的基督教高卢-罗马贵族的”财富，而开始被教会的白色长袍所覆盖。[83] 不过实际上，高卢南部城市建筑的记载显示出一种十分缓慢的发展节奏。主教儒斯提库斯在纳博纳建造大教堂耗费了四年时间，445年才完工。在克莱蒙，主教纳马提乌斯建立了一座令人印象深刻的教堂，该教堂建于5世纪60年代，花了十二年。格雷戈里花费了十七年时间，完成了他自己在图尔的主教教堂的修复工程。教堂的墙上装饰的是壁画，而不是贵重的镶嵌画。[84] 高卢最伟大的教堂并不是主教们建造的，而是由法兰克王室成员建造的。[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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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来自意大利北部的诗人韦南提乌斯·福尔图纳图斯在566～567年来到高卢时，他被一些希望自己的教堂受到诗人赞颂的主教们包围了。韦南提乌斯将每座这样的教堂都描述为杰出的圣地。天花板和内部的穹顶是金色的，在教堂里，“分散的光线被捕获了，虽然没有太阳也闪耀着光芒”[86] 。不过，考古学家的评价则显得比较无情。在提及波尔多地区奉献给圣母玛利亚的教堂的发掘工作时（韦南提乌斯为了主教利奥里乌斯赞颂了这座教堂），《高卢基督教人名录》的作者们评论说：“这座建筑所展现的最庄严的部分也几乎不能符合韦南提乌斯诗歌中强烈的语调。”[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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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世纪的意大利，我们才能够看到教堂建筑真正的富庶和技术。6世纪意大利最经典的建筑是拉文纳的各座著名的教堂。不过，拉文纳的各座辉煌的教堂是特殊环境下的产物，是由一个主要的行政中心创造的。一位黄金兑换商——朱利亚努斯在如今著名的圣维塔教堂上花费了3.6万索里达。朱利亚努斯和他的儿子一起，在拉文纳的圣维塔教堂和其他教堂上至少花费了6万索里达。朱利亚努斯并不是一位大地主，不过他为贵族和国家提供重要的经济服务。[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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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拉文纳的建筑并不具有代表性。如果我们想欣赏一下新型的管理型主教能够在一座不是行政中心的意大利城市里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往南关注卡诺萨，它位于通往巴里和布林迪西的阿庇亚大道上。在卡诺萨，主教萨比努斯（531～542/552年在位）改造了整座城市，以使这座城市刻上他的印记。[89] 他在此前古代宗教的密涅瓦神庙上建造了一座大胆的建筑，在方形空间中安置了四个巨大的贝壳状的半圆形后殿。[90] 他扩建了圣彼得教堂的主教中心，从古代的高架水渠引水，为一个巨大的洗礼池附近的一座喷泉提供水源。[91] 城市另一角的圣若望广场的主教中心也被扩建了。[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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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比努斯甚至有自己的制砖工厂。砖块上刻有萨比努斯的名字，这表明邻近的海港巴列塔的教堂中也留下了他的印记。[93] 在遥远的高卢并没有这种事情发生。而且，萨比努斯并不是贵族，他只是一位知道如何使教会财富收益最大化的主教。他有一次惊险地躲过了他手下的一位主祭的毒杀，这件事本身就是对一位活跃人物的褒奖。萨比努斯知道怎么安排他手下的管理人员的工作来创造一个主教教区，以至于他的一位管理者——他的主祭——为了这个教区（确实）准备谋杀他。[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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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这样的建筑都只是由于经济上的成功，教会也在技术上大获成功。人们在观赏6世纪意大利的教堂时会惊讶于主教在艰难的时代中所安排的精巧设计。他们建造或者修复的教堂表明，在西部，宏大的方堂时代已经过去了，教堂转而变成了小巧但迷人的地方，正如韦南提乌斯·福尔图纳图斯在高卢赞颂的那些教堂。光线似乎被捕获在了教堂里，其目的是保证光线能够展现在镶嵌画上。光线被设计成从意想不到的天使身上放射出来的。不断变化的微光映射在教堂的各个表面上，在狭小的空间里营造出一种无限空旷的感觉。510年，位于贾米拉的圣菲利克斯圣陵被重建了，它仍然紧邻着一个世纪前诺拉的保利努斯所建造的宏伟方堂。这座新的圣陵比之前的更小，不过它的建造技术及优美的外观让它本身就像是一个充满神秘光辉的世界：“现在，一束光开启了一个广阔的空间。”[95] 在一个世纪内，在贾米拉就像在其他各地一样，我们从一个宏伟的黄金时代来到了一个更加经济的，但又同样迷人的光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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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由波雷奇主教尤弗拉西（以前是克罗地亚伊斯特里亚的帕伦佐）重建于543年的方堂中的镶嵌画的研究，安·特瑞和亨利·马奎尔最有力地揭示出了这一转变。他们的悉心研究揭示了为这座建筑制作镶嵌画的艺术家们非比寻常的技巧。以6世纪的标准来看，这是一座大建筑，这一事实使尤弗拉西主教使用的经济手段愈加令人印象深刻。艺术家们以“技巧和节俭”开展他们的工作。[96] 他们节省地使用最贵重的镶嵌画片；他们在中心人物周围使用了这些材料，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色调；他们利用黄金“作为搭配，创造出了波纹状的、彩虹色的微光”，不过，这些黄金都精心地掺杂了普通的、廉价的石子，就是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缩减开支。[97] 特瑞和马奎尔悉心地观察每块镶嵌画，以及这座建筑的所有装饰品中贵重材料和普通材料混合而成的材料，这使我们现代人最大限度地进入了韦南提乌斯·福尔图纳图斯的诗歌营造的世界。我们在比之前更小的教堂里，然而，工匠们的卓越技术赋予了它们在此前更加繁荣而宏伟的方堂时代难以出现的事物：“产生神圣之光的明显的能力。”[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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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建筑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委托建造它们的主教们的眼神。波雷奇主教尤弗拉西、以科勒西乌斯以及拉文纳圣维塔的马克西米安的形象以浓重的现实主义风格清晰地呈现。他们有着半剃胡子的下巴、皱起来的眉毛和大大的灰眼睛，引人瞩目地站在天堂中理想化的圣人和天使中间。[99] 他们都是懂得如何将荣耀带给6世纪西部教会的管理型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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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cCormick，Origins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27-41；F.L. Cheyette，“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Ancient Landscape and the Climatic Anomaly of the Early Middle Ages：A Question to Be Pursued，” Early Medieval Europe 16 （2008）：127-65. 更谨慎的观点参见P. Squatriti，“The Floods of 589 and Climate Chang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iddle Ages：An Italian Microhistory，” Speculum 85 （2010）：799-826 at pp. 812-19。许多学者觉得没有必要用“气候异常”来解释这一时代中的变化，参见T. Lewit，“Pigs，Presses and Pastoralism：Farming in the Fifth to Sixth Centuries，” Early Medieval Europe 17 （2009）：7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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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nglebert，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romaine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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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ugustine，Letter 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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