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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和神职人员们可以使用激烈的言辞来保护穷人，不过他们的诅咒往往没有被当回事。然而，将穷人看成受害者的这种观念并非无足轻重。与6世纪西部更加普遍的焦虑结合在一起，它产生了巨大的力量。让我们用一点儿时间来考察一下这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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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地位曾经被精心地划分，以保护自由罗马人，如元老、市议员、有产市民。这样的蜂窝体在后帝国时代各个王国不稳定的世界中已经崩溃了，遗留下来的最完好的事物是一种残酷的二元对立模式：富人面对着穷人，两者之间没有中间阶层。这种严酷的社会结构在基督教的布道中已经被召唤了至少两个世纪。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年以来，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它和一种来自《旧约》的社会模式融合在一起。在这种《旧约》的社会模式中，“穷人”并不总是乞丐，“穷人”是那些要求伸张正义的普通人，他们缺少的不是钱，而是权力；同样，富人并不仅仅指的是有钱人，富人是有权势之人，富人需要向穷人施舍的不是救济，而是正义。[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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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和世俗的政治家一样，转而关注的正是这种旧约式的对穷人的想象。他们也这样看待新的、后罗马时代诸王国中统治权的性质。建议国王、王后或公爵向穷人施恩（就像《旧约》中的国王那样），比向这些人讲解复杂难懂的罗马公民权要方便。[19] 结果是，谈论穷人意味着谈论“什么是这些新的、非罗马统治者的臣民”这一敏感问题。585年召开的第二次马孔宗教会议的决议表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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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管理重要事物的人（比如王室官员）也已经被委托不应该忽略最卑微的人的小事。因为有时候，当最小的地方被忽略时，事情往往会发展成巨大的恶行。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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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白地说，践踏穷人就会有践踏其他任何人的危险。在高卢和其他地方，主教能够将这些“在他们的保护之下”的穷人强烈的受害感表现出来。在这么做的时候，主教们能够展现出整个地区和整个群体中远非乞丐的那些人的苦难和恐惧。为了保护穷人而使用的话语成为所有国王及其代表们的潜在受害者的话语。[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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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关爱穷人，并壮大神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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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提及6世纪的穷人以及与其相关的整体性的社会焦虑背后富于想象力的逻辑时，我们不能够太超然。在涉及穷人的问题时，人的感受起到了重要作用。许多主教确实用真正的热心关爱着真正的穷人。将穷人的不幸等同于基督谦卑的道成肉身的观点——这种观点曾经打动了保利努斯这样的大贵族，也使哲罗姆的笔锋在反对罗马富人的时候更加尖锐——在6世纪仍然是充满活力的。图尔的格雷戈里以特别的热情记载了罗德兹的昆提亚努斯主教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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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圣洁的主教在施舍时极度慷慨。实际上，当他听到穷人的呼喊时，他经常说：“去，我请求你，去那个穷人那里……你为何如此冷漠？你怎么知道这位穷人不是在他的《福音书》里训诫说‘人应该在穷人中喂养他’的那位（基督本人）。”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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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面的这段话所显示的那样，“基督出现在穷人中”这种观念（在4世纪和5世纪，许多布道者都持有这种观点）已经集中在了这样的理念上：在普通的乞讨者所组成的无名大众里，人们至少能够发现一位乞丐是基督假扮的。对犹太人、基督徒以及后来的穆斯林来说，“救世主隐藏在穷人中间”的观念是民间传说的常见题材。这种观念在东部和西部的基督教中都广泛流传，凝聚着整个社会的观念。这是一个受到上帝考验的社会，上帝不仅来自上层——来自天穹，也来自下层——来自基督所驻留的穷人阶层。[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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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昆提亚努斯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是一位来自北非汪达尔王国的难民，也是一个小教区的主教。格雷戈里喜欢他关心穷人和谴责富人时那种热情四射的方式，而一般大教区的主教则发现自己需要面临的是更加微妙的任务。他必须要向两个而不是一个群体展现他的爱。他必须关爱穷人，但也十分需要尽可能地关爱他的神职人员。当时的情况表明，在许多文献中，这两个群体首次一同出现：穷人是为了维持生计，而神职人员则是为了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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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的结果是穷人和神职人员混合在了一起。在许多重要的圣地（比如图尔的圣马丁墓），一些被挑选出来的穷人承担了一种辅助性的神职人员的角色。将穷人登记在教会名册上的悠久传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从穷人中间挑选出来的人形成了一个相当于被认可的乞讨者公会的组织，这些人被称为“登记在册者”。这种群体并不大：在绝大多数圣地，他们的人数在12～40人。他们与众多处于灰暗之中的乞讨者不同，他们十分引人瞩目且组织良好。[24] 他们在教堂门口分配施舍给他们的救济品。上天帮助这些乞讨者团体的成员——他们试图尽力保护他们获得的救济品，而不与其他“有福的穷人”分享！[25] “登记在册者”认为，他们完全和神职人员一样拥有圣地。在危急的时候，当法兰克贵族的侍从们试图将避难者从圣马丁墓的圣地里拖出来的时候，这些“登记在册者”也会加入抗议这些侍从的人群，向他们投掷屋顶的瓦片以谴责他们冒犯了圣马丁的荣耀。[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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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是神职人员而不是穷人向主教施加了古老的罗马式压力，迫使他向他的属下展现他的慷慨。我们能够在罗马城的例子中清晰地看到这一点。教宗第一次被赞颂为既关爱着穷人，也关爱着他自己的神职人员。《教宗名录》的作者记载，教宗格拉西乌斯（492～496年在位）说他同时关心着这两个群体：“他关爱穷人，并壮大神职人员。”[27] 格拉西乌斯是一位教会地产的严苛管理者。如我们之前所见，他能坚定地宣称教会的权力，并且将奴隶和被束缚的农民从神职人员中排除以维持社会秩序。在他的书信中，怜悯并不是一个显著的特点。不过，格拉西乌斯知道他应该对谁慷慨——这类人不仅包括穷人，还包括了罗马城里傲慢的神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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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西玛库斯（498～514年在位）遵循了格拉西乌斯的先例，他需要展现出不同寻常的慷慨。西玛库斯来自撒丁岛，出生在一个信奉古代多神教的家庭。对罗马城里神职人员的寡头集团来说，他是外来者。他以管理者的身份登上这一高位。如我们之前所见，在许多年里，他的权威一直受到挑战，最后出现了一位对立的教宗劳伦提乌斯。劳伦提乌斯可能比西玛库斯更加受到贵族家族的支持。西玛库斯是一个专横而顽固的人，由于有传言说他和一位名叫孔迪塔利娅（辣妹）的情人有联系，他的名声进一步受损。[28] 不过，西玛库斯知道如何利用教会的财富。西玛库斯是慷慨施舍的典范，他赎回了战俘；他为从汪达尔非洲流亡而来的主教们提供资金和服装；他给予神职人员优厚的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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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西玛库斯爱穷人。爱穷人就是爱罗马城的一切。如我们之前所见，罗马城已经衰退成为一些岛屿般的定居点。许多定居点都由他的对手劳伦提乌斯的支持者统治。不过，所有定居点都有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人。来自城市各处的穷人来到圣彼得的陵墓接受救济。在仍旧分裂的罗马城中，这样的穷人是最能代表罗马人民的统一群体了。西玛库斯确保了罗马的穷人知道谁是真正的教宗和他们真正的恩人。他在各个主要的圣地附近为穷人建造救济所，他提供澡堂，他甚至在圣彼得陵墓的庭院里建造了一座公共厕所。[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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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仍然在延续。在6世纪80年代，遥远的西班牙西南部的梅里达主教马索纳——西哥特王国的一位前宫廷官员——知道这种游戏规则。他同样慷慨地对待穷人和神职人员。在成为主教后，他制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可能用的是他的私人财产，计划中包括设立医院、食品中心以及一所为穷人提供低息借贷的银行。[30] 不过，他也竭尽所能地照顾他的神职人员。由于他无私的花费，他的神职人员“和甚至是他主教府里的仆人”都能够身着丝质的长袍出现在壮观的复活节游行队伍中，“就仿佛他们在一位国王的游行队伍中前进”。[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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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关注6世纪对在欧洲各地忙活的主教的颂词，会发现其中神职人员的待遇和对穷人的照顾结合成了黄金组合，它们一起营造出的旋律与一种运转良好的主教制联系在一起。就穷人的情况来说，他们看似无穷无尽的需求，被圣徒传记的作者用来强化主教拥有无穷无尽的财富这一印象。这一时期圣徒传记中的论述强调的是，提供给穷人的财富充足得不可思议。这些故事中会讲到，吝啬的教会管理者找到圣洁的主教（比如阿尔勒的凯撒里乌斯），告诉他教会再也没有钱资助穷人了。然而，主教并没有被他属下职员的吝啬所阻挠。他前往仓库，看到的却是那里充斥着成堆的谷物。这些奇迹设想的逻辑是明显的。如果穷人无穷无尽且一直存在的话，那么主教府提供给穷人的财富也能够被设想成用之不竭的。[32] 以这样的方式，对穷人的照顾被包围在一个由无限的财富所组成的光环中。怪异的是，组织良好的有特权的小型乞讨者团体、救济所以及食品中心所服务的“有福的穷人”群体的人数很少超过40人。[33] 实际上，对穷人的爱也并不是毫无保留的。在616年，伟大的勒芒的贝特拉姆（宫廷官员和主教）立下遗嘱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仅仅将他庞大财富的十分之一留给了穷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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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缺陷需要解释。在西部，不像在同时代的帝国东部那样有大型的济贫所。[35] 这并不完全是由于经济的衰退或者主教们的不慷慨。问题在于，穷人需要被集中起来，而且要尽可能地将他们组织成小规模的、可以管理的群体。将穷人集中在各个圣地附近体现出了一种进程的高峰，这一进程在400年时在贾米拉的菲利克斯圣陵的门廊和饭厅，以及罗马圣彼得教堂前面的大型空地上就已经发展起来了。通过在这些圣地上将财富施舍给穷人，尘世中的财富被认为很容易就能转变为天堂里的财富。因为在圣徒的陵墓中，天堂和尘世已经互相连接，而且还可以借助聚集在圣地上的修士和神职人员们的不断祷告。在这些地方，施舍给穷人的救济显然一定能够到达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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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应该记住，贫穷在6世纪也有其特点。社会发生了变化。高卢、西班牙甚至是意大利的穷人不再是此前的布道者们所设想的城市中的民众——那些在4世纪拥挤的城市中构成永久的社会底层的“有组织的”穷人。6世纪西部的绝大部分穷人是社会科学家所谓的“并发性穷人”，他们的家庭被农业衰退（一些现代研究者假设，这可能不幸地表明了当时的气候异常）和战争摧毁，他们不得不以拦路抢劫为生。567年在图尔召开了宗教会议，此次会议除了要讨论诸多需要关注的事物，还不得不讨论如何团结起来预防即将发生的内战。“国王们的愤怒”所引发的威胁是将一大波新的难民送往城镇和村庄寻求食物和救济。为了应对这一危机，地方教区被鼓励要供养他们本地的穷人，而不是将这些穷人赶到其他地方去寻求救济。[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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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图尔的格雷戈里这样的主教眼里）正是令人恐惧的、到处游荡的“并发性穷人”，让拉丁欧洲的主要圣地生出了闪闪发光的神圣光环。在图尔的圣马丁墓的庭院中（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天意本身就像“看不见的手”一样将朝圣者和一些财富带给了被战争、农业灾害和生理上的残疾摧残的受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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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尔的圣马丁墓西侧入口的壁画描绘了寡妇奉献的故事，壁画下面镌刻了讨论救济的铭文，它提醒每位朝圣者“这条律法对富人和穷人同样有效”[37] 。来到圣马丁面前的人如果没有向聚集在陵墓外面大庭院里的穷人进行施舍（尤其是向陵墓周围那些获得教会特许的“登记在册者”施舍），那是不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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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规矩的朝圣者会带着食物和葡萄酒来供养穷人。一位妇女麻痹的胳膊痊愈了，这正是因为她不断地变换方式敲打穷人们平时聚集的餐桌。[38] 在乡间有更加可怕的景象。一位严重畸形的女孩最初被作为一个怪胎带到乡间展示，最后，她被遗弃在圣马丁的陵墓里，靠虔诚朝圣者的礼物维持生计。[39] 世俗的荣耀也会光顾下层。乌尔图戈塔王后（希尔德贝尔特一世的妻子）“赠送了许多礼物”，然后，她甚至敢穿过大庭院来到陵墓前，为了来到石棺前面对圣马丁本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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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尔的格雷戈里生动的记载中，我们了解到了这些圣地的许多情况。然而，我们对这些圣地外面的情况知道得很少。有人怀疑，那里存在比格雷戈里所透露的人数更多的宗教流动人口，他们与贫困导致的居无定所联系在一起。高卢和西班牙地区隐修士洞穴中的涂鸦所显示的令人惊讶的证据表明，存在一定的由穷人和宗教性的游荡者所组成的令人不安的流动人口。他们就像旧俄国的“神棍”——声名狼藉的谣言和夸张的信仰故事的传播者。这些人的基督教不一定就是图尔的格雷戈里所提倡的精致的、大公教式的“虔敬”。[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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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瘟疫和战争时期，危险的人物出现了。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从他们的追随者那里聚敛财富的速度（格雷戈里心怀恐惧地记载道，其中的一些追随者是神职人员）。591年，一位预言家在布尔日外开始了他的布道：“一群普通人向他围过来……他们送给他金子、银子和袍子。”[42] 585年，一位占卜者出现在了凡尔登城外：“她每天都在积累金银，在乡间走动时打扮得朱环翠绕，就好像她是某位神明。”[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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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赠予你），神圣的大公教会……所有基督的子民都在你那里为了减免他们的罪而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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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格雷戈里这样的主教来说，这些都是令人烦恼的事件。而对研究6世纪西部宗教观念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些事件从另一方面展现出了一种十分普遍又难以描述的情形。神职人员和平信徒一样，都需要宗教事业。如我们之前所见，他们并不总是慷慨地进行施舍，他们也并不一定会被极度的虔诚所打动。然而，他们知道他们需要从宗教人士（甚至是从极度古怪的占卜者、女预言家以及到处游荡的圣人）那里和宗教制度中获得什么。他们需要的是减免他们的罪，还有确保他们灵魂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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