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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然存留着心理上的困惑。一个可以看到的事实是，关注彼世的宗教——无论是古代晚期的基督教，还是亚欧大陆另一边的中亚宗教，以及中国西部正好和它同时代的佛教——往往很快就变得非常富裕。中国的观察者用他们独特的经济词汇记载道：有许多财富是来自“佛教的事务”[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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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将这一事实（像许多古代晚期的基督徒那样）看成教会初期所设想的德行衰落的证据。或者我们可能会得意地带着一种世故的眼光看待这种情况。我们会说，理想主义终究难以持久，传统的社会习俗开始占据优势。如果这些是罗马贵族的习俗，我们多少会感到释然。令人欣慰的是，那些对优秀的古罗马生活加以维护的人，其观念并没有完全让位于严格遵守教义的基督徒在财富问题上所提出的极端看法。如果我们是研究基督教神学的历史学家，我们甚至能够满意地说，教会的富裕——就像本雅明·迪斯雷利描述大英帝国那样——“心不在焉地”就实现了。我们不觉得必须要去研究它，同样不太需要去解释其矛盾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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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或许可以比这种老套的回答更进一步。我们需要找到某种方法将基督教运动中虔诚的出世性追求及其在古代晚期所取得的世俗上的巨大成功联系起来。我认为，对于这一问题，佛教徒和基督徒可能会找到相同的答案。这些人知道，与恶魔般的财富相处需要特别警惕，或许正是这种警惕让他们获得了益处。脱尘出俗这一理念让财富得以祛魅，然而，这种理念并没有让财富离开。事实上，这种脱离俗世的理念巧妙地强化了一种观念：如果财富存在，那么便有其存在的理由。存在的财富需要被利用——为了教会的利益以务实而有效的方式被管理。明确地说，财富被赋予了一种更加崇高的目的。财富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教会的教牧形象中。在法兰西公学院的讲座中，米歇尔·福柯在评论教牧权力的性质时提到了这种教牧形象：它是引导人们走向终极的权力和中介。[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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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们之前所见，我们不应夸大这种崇高观点对6世纪教会实际财富管理的影响，但是这的确影响了那些向教会捐赠的人看待这种财富的方式。教会的财富甚至能够让人在尘世中也拥有未来，因为这种财富的使用指向的是一种超自然的、永恒的终极。这是一种受永恒期待所巧妙驱动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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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的财富理念所依靠的是长期存在于古代晚期的想象中的一对重大矛盾。即使捐赠给穷人或者教会最微小的礼物都能够让天国与尘世奇迹般地结合起来。通过这样的捐赠，时间和永恒结合在一起。用635年欧塞尔的帕拉迪乌斯向圣朱利安女修道院捐赠时的话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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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上帝伟大而奇异的礼物。通过被时间束缚并且注定消亡的东西，这个礼物能够在天堂里获得永久的奖励。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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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份特许状则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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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事都要过去（《约翰一书》2：17），然而，转交给教堂和圣人陵墓或者转交给穷人的东西将会永久地存续。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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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捐赠者来说，财富并不会阻碍通往天国的道路。相反，当向教会捐赠时，财富打开了一条通向未来的快速通道，也揭示了财产和机构的前景，这种机构可能会有不可估量的未来，因为它们沐浴在天国永恒财宝的柔和光辉中。它们是这变化无常的世界中永恒的绿洲。这些特许状表达的愿望几乎都实现了。616年主教贝特拉姆在勒芒建造的济贫所一直存续到1789年，634年富裕的助祭阿达吉泽尔·格里莫在特里尔建造的济贫所一直存续到了拿破仑时代。[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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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神圣的方堂中的光在晚上一刻也不能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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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应该总结一下，宗教捐赠在方式和目标上的变化如何致使400年和600年的基督教变得不太一样。一位奥古斯丁时代的基督徒，如果他或她拜访一下600年的方堂就可能会注意到某些显著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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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祭坛看的话，我们的访问者可能会注意到，某些嘈杂而吵闹的仪式不再出现了。在许多地区，信徒们不再带着捐赠品独自走到祭坛前。当捐赠者们的名字被大声宣读时，他们也不再受到群众的欢呼。弥撒仪式也不再在平信徒进行庄严的捐赠时达到一次高潮。相反，弥撒已经成为一种只能由神职人员提供的崇高献祭。摆放在祭坛前、盛满了基督的体和血的金银容器是真正的供品，它们只能由司铎代表平信徒献给上帝。[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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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会本身来看，光的质量也是不同的。400年，在罗马、迦太基以及其他地方的方堂中，光线看起来是从外面开阔的庭院中汇聚到有立柱的大厅里的，散发着香气的蜡烛在方堂中闪闪发光，而这种光辉清晰地展现出了基督教社群普遍的辉煌和欢欣。在600年，新建造的教堂将会变得更小，但此时它们本身即拥有魔术般的永恒之光。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见，6世纪镶嵌画艺术家们最大的成就在于创造了一个“白天被留在艺术中”[91] 的世界。捐赠者们还用无数的油灯和大蜡烛增添了这个世界的光亮。他们的捐赠或许并不比前人更多，但此时他们的捐赠远比此前更加持续，并且有明确的目的。勒芒的贝特拉姆在他的遗嘱中强调：“这座神圣的方堂中的光在晚上一刻也不能熄灭，这样它就能够一直不停地发光。”[92] 此时，地中海各地的橄榄油运输日益成为一项困难的工作。教堂里点灯用的灯油（曾经是普通的日用品）和中亚地区用来包裹宏伟佛像的成捆的中国丝绸一样，几乎成为一种神圣奢侈品。[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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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光代表了天堂，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天堂中的某个灵魂。在贝特拉姆的陵墓中用很大代价维持着的光亮，体现了这位伟大的主教如今安息在永恒不变的光所照耀的世界中。这也是一种转变。那些在400年聆听奥古斯丁或者类似布道者讲道的人不会怀疑，他们属于一个正在迈向天堂的团体，而到了600年，教堂本身成为一个小型的天堂。在一座到处充满着油灯和蜡烛光照的小教堂里，一般的信徒不太会觉得他们属于必将前往天上的耶路撒冷的幸福团体，他们反而会用既恐惧又渴望的眼神直接注视着这个世界以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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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本身的地板也会向我们的访问者述说类似的故事。在4世纪和5世纪早期，一些零散的小块镶嵌画的板绘装点了4世纪建立在意大利北部阿奎利亚以及伊斯特里亚的方堂。而在6世纪，这些板绘所显示出的不再是一个由小捐赠者支持的社群。捐赠者的级别被定义得更加明确，为低级别的人所留下的空间比较小，只有地方社会上的领袖人物会被展示。在550年前后，当格拉多主教座堂地板上的镶嵌画制作完成时，当地的精英、神职人员和平信徒的名字围绕着主教的献堂铭文被有意地按照相应的等级排列着。[94] 在伊斯特里亚的波雷奇，伟大的管理型主教尤弗拉西的方堂，是在一座曾经由下层民众建造的教堂的基础上建造的，早先的地板被掩埋了，这些早先的地板上曾经装饰着描绘捐赠者的板绘，捐赠者包括克拉默苏斯、“孩子们的老师”、他的妻子泽孔迪娜，还有其他的教区居民。他们每人都捐献了一块价值在3索里达左右的板绘。在尤弗拉西宏伟的新教堂里面，情况却并非如此。那是一座以主教为首的精英们的教堂，而不是一座依靠下层民众及其家族维持的教堂。[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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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献词的语气也微妙地改变了。用韦勒·沃兰托精辟的话来说：“捐赠不再被看作为了社群和家族的荣耀，而是成为一种上帝和个别信徒之间的个人性事务。”[96] 可以说，镶嵌画的捐赠者不会再在方堂中环顾四周，去欣赏或向他们的社群展示他们的捐赠，他们会往上看，将他们的灵魂安放在上帝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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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雷奇的尤弗拉西的方堂中，排在半圆形后殿的后墙边、用美丽的大理石制作而成的司铎们的长凳，最能清晰地体现这种变化。[97] 从6世纪开始一直到11世纪，长凳周围的地方被涂画了。这些涂鸦中有波雷奇地区精英的名字和去世日期——既有平信徒的也有神职人员的，它们并不是随意刻上去的。刻写在珍贵的由大理石和珍珠母制作的板绘上的名字环绕着举行弥散的祭台。在两个世纪里，我们从克拉默苏斯满满的自信（他为他教堂的地板添加了一块廉价的新板绘，以增添他所在的基督教社群的荣耀）来到了一队精英沉默的名字中。名字的队列正在向祭台靠拢，在那里，圣餐礼上的祷告者正在为他们的名字吟咏祷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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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者及其捐赠目的的转变是时代变化的标杆。曾经在古代世界动荡的最后阶段繁荣一时的基督教社群，看起来已经远离了4世纪后期城市广场上温暖的光辉和简朴宽阔的教堂建筑，它的成员此时则在死后的光亮中追寻未来。我们可以猜测他们以这种方式否定了他们真正生活在其中的现实世界，然而，这正是基督徒愿意将钱花在教会上，为灵魂的漫长旅途做准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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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 Tedeschi，Congeries lapidum：Iscrizioni Britanniche dei secoli V-VII ，Scuola Normale Superiore di Pisa：Centro di Cultura Medievale （Pisa：Scuola Normale Superiore，2005），Gso-7 at 117-19 with plate XX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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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Venantius Fortunatus，Carmina 3.5.9 and 3.8.17，Reydellet，1：91，98；5.3.5，Reydellet，1：17；Roberts，The Humblest Sparrow ，17-27，3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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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iardina，“Amor civic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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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he Inscriptions of Roman Tripolitania ，ed. J.M. Reynolds and J.B. Ward Perkins （London：British School at Rome，1952），no. 603 at p. 159；另参见Lepelley，Les cités de l’Afrique romaine ，2：353 with 348n63。这一术语有迦太基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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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 Foucault，Security，Territory，Population：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ed. M. Senellart，trans. G. Burchell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7），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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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 Foucault，Security，Territory，Population：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ed. M. Senellart，trans. G. Burchell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7），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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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 Foucault，Security，Territory，Population：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ed. M. Senellart，trans. G. Burchell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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