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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修道院和女修道院在6世纪忽然成为焦点，也正是基于这种寻找通过“他者”获得一条通往彼岸世界道路的想象逻辑。正如阿尔布雷希特·迪耶姆在他开创性的研究《修道体验》中所阐述的那样，6世纪时高卢和其他地方修道院的改革者们的主要目的是创造出一种祷告的组织。尽管按照卡西安所提倡的埃及模式，修士们也要劳作，但这些祷告的组织并不是自给自足的，它们几乎完全由平信徒的捐赠所供养。[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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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显著的变化。此前，修道院是由灵修指导者个人建立的。人们认为，修道院院长要将他的弟子集合在他周围，于是便“创建”了修道院。而现在，在整个西部，一位虔诚的神职人员或是一位平信徒则可能会说，他或她“为”修道院院长及其修士建立了一所修道院。他们建立修道院，并且将精心建造的修道院捐赠出去，让修士或者修女在修道院里主持代祷性祷告。比如，位于圣莫里斯修道院（今瑞士瓦莱）的底比斯殉道者们的陵墓附属的修道院，是勃艮第国王西吉斯蒙德以“无微不至的关怀”为那里的修士们建造的。[53] 捐赠者以这样的方式表明，他们已经创造了一类他者，能够依靠这种人将他们带到上帝那里。正如6世纪末和7世纪的法兰克贵族和他们的国王建立的修道院所显示的那样，世俗的庇护人正准备将许多财富投在这些有着磁铁般吸引力的他者身上，这些人就生活在组织完善的女修道院和男修道院中。[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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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种方式，修士逐渐超过了穷人，成为基督教意象中有特权的他者，只有修士成了“神圣的穷人”。在一份同时代的修道院规章中，平信徒的捐赠在被带到礼拜堂后，通过修女和修士的祷告而立即神圣化，并且发挥功效。[55] 这种方式强调的是将“神圣的穷人”——只是修士和修女，排除了真正意义上的穷人——看成唯一真正可靠的他者，而这些真正的他者为了灵魂的平安而接受救济。一位4世纪的基督徒可能会惊讶于他们的摩尼教倾向。[56] 随着所有基督徒的罪孽的主要代祷人从穷人转变成修士，一种古代的基督教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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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简化：神职人员的“他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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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世纪和7世纪的早期，宗教捐赠所产生的压力导致了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作为捐赠者，平信徒开始强调神职人员应该和普通人完全不同。如果神职人员不这么做的话，给教会的捐赠就不会对减免捐赠者的罪孽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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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看到了一个神职人员的“他者化”进程。他们形成了一个圣职者阶层。他们的穿着、发型以及性行为都逐渐被要求与平信徒有彻底的区分。宗教服饰开始与世俗服饰有明显的区别。[57] 在神职人员和修道院的生活中，削顶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值得注意的是，削发并不来源于任何神职人员的规章，它是自下而上发生的变化。剔除毛发（包括胡子以及头顶的毛发）长期以来被罗马人看成一种特别奉献的标志。平信徒要求神职人员有一种标志，削发就是对这种要求的回应。作为圣职者阶层，这些为平信徒代祷的人通过剃去头顶的头发来表明自己的身份，这是一种古代毛发习俗中源远流长的仪式。[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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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所有等级的神职人员都被要求节欲。400～500年，拉丁基督教会的每位神职人员——主教、司铎、助祭，甚至是副助祭——都开始被要求永久性地戒除性生活。这一过程是缓慢的，但也是稳步发展的，在不同的地区发展速度不同。因为在圣餐礼的各种时刻，他们的手会碰触到圣洁的东西——基督的体和血，以及盛这些神圣物质的盘子和容器（圣餐盘和圣餐杯）。[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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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必须要小心，不能受到当代有关罗马大公教会神职人员独身问题的争论的影响，而错误地理解那个时代。那个时候最紧要的问题并不是神职人员从小就要放弃性生活——有许多神职人员确实是这么做的[60] （有人会想到安布罗斯，他一辈子独身，这让当时尚未皈依的奥古斯丁感到困惑），然而这样的独身并不是强制的。问题在于人们所谓的“婚后”独身。当时的主教或者司铎完全可以在之前有妻子和孩子。而被按立为神职人员，则意味着他们必须完全停止与妻子的性关系。[61] 配偶的分居被看成明智的做法。主教或者司铎的妻子经常会搬走，进入安全的——并且相对舒适的——女修道院。这是一种预防措施，贵族们并不总是这么做。如我们在第14章中所见，诺拉的保利努斯在成为司铎后，一直和他的妻子特拉西娅一起生活。有记载（来自图尔的格雷戈里）提及，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的妻子偷偷地溜出主教府，将她丈夫慷慨地施舍给穷人的银器买回来。[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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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像现代研究者那样将这种独身的发展趋势看成不可避免的。对每位主教的妻子来说，婚后的独身并不是理所应当的。图尔的格雷戈里告诉我们，（最晚是在6世纪50年代）南特的菲利克斯主教的妻子认为，她的丈夫不和她过性生活有明显的理由——他有了一位情人。她在午睡时间忽然闯入主教的房间，看到主教独自入睡，一只发光的羔羊盘踞在他的胸口。基督已经从她那里带走了主教，作为基督的主教和基督的神圣事物的管理者。[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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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世纪和6世纪，关于神职人员节欲的争论逐渐大量出现，正是由于独身者和平信徒之间的边界仍然很不明确。已婚的人仅仅由于丈夫的工作涉及圣餐礼而被要求中止性生活。众所周知，这是一条难以维持的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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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环境下，纯洁的代价是永远保持的警醒。早在5世纪头十年，布鲁提乌姆（今意大利南部的巴西利卡塔）的神职人员由于一直在生孩子，“玷污”了教会，而被一位平信徒（更恰当地说，是一位退休的帝国官员；他们由于密探活动而声名狼藉）告发。[64] 在这一时期，对神职人员节欲的强调是引人注目的。6世纪高卢宗教会议中有三分之一的教规以各种方式提及这一问题。现代学者怀着毫无掩饰的厌恶情绪论述说，“订立规则的强迫性冲动”造成了名副其实的过度预防。[65] 为什么对一个边界如此模糊的领域的巡查成为6世纪教会一个如此显著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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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者往往倾向于责怪神职人员。研究中世纪早期教会史的历史学家总是很容易认为，任何与我们现代人的感情有矛盾的规矩（比如规定神职人员独身，以及让男性司铎与女性隔离）都来自严厉的精英神职人员的决定。这些人是故事中的反派。我们会认为，他们将自己的苦修教条强加于地位低于他们的同僚，以及本来应该爱好享乐但不得不克制自己的平信徒。有一种倾向是，将中世纪早期的基督教历史看成一种自上而下的模式，在这种自上而下的模式中，神职人员的权力总是超过世俗阶层的权力，其造成的结果往往是我们不喜欢的。这样的观点需要坚决抵制。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都很重要。在非洲那些“人民”的观点有较大影响的教会中，神职人员节欲的规矩并非来自任何宗教会议的规章，这一情况意义重大。非洲的主教们只是采纳了平信徒要求他们的神职人员独身这一惯例。[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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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神职人员独身的要求是我们所谓的一种“消费者驱动”。567年，聚集在图尔宗教会议上的主教们制定了一整套确保神职人员贞洁的规章。因为教会事务而要到乡间走动的神职人员需要有监督者。神职人员要避免和女性任何形式的同居。[67] 制定这样细致的规则是为了满足平信徒。主教们是为了避免“民众怀疑”他们的司铎并非真正的“他者”。[68] 圣餐礼作为一种特别的中保媒介的功效受到了威胁。用585年马孔宗教会议上主教们概括类似规章的话来说，司铎必须独身，“因为他不仅是他自己罪孽的中保，也是其他所有人的中保”[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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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卢内陆的平信徒是富裕的，所以，这种规矩执行得加倍严格。不过我们只要向西移动150英里——来到大西洋沿岸的布列塔尼——就可以发现，圣洁的神职人员带着女性随从挨家挨户地举行圣餐礼。对高卢的主教们来说，这种行为“一说出来灵魂就会颤抖”。[70] 布列塔尼是由不久前到来的定居者组成的社会，是由小首领们统治的，他们的灵魂不会因神职人员的行为而颤抖。可能是由于布列塔尼地区的平信徒没有太多的财富捐赠给教会，所以，他们很少把钱用在神职人员全然的“他者性”上。不管怎样，遭到高卢西部的主教们公开谴责的布列塔尼主教洛瓦卡图斯并没有被布列塔尼的民众看成不守规矩的神职人员。作为凯尔特教会苦修传统下的修士-主教，洛瓦卡图斯简朴的生活方式使他即使在和女性来往时也不会受到怀疑。他的“他者性”是毋庸置疑的。他后来在布列塔尼被看成一位圣徒和许多教堂的建造者。[71] 然而，高卢地区一般的神职人员并不是苦修英雄，他们要受到更加严格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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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神职人员应该圣洁、独身的要求所形成压力的程度，我们必须记住，那些依靠修士和神职人员做代祷者的人群的范围大大地扩展了。因为这一时期的基督教不再局限于城市，而是扩展到了整个乡间。乡村基督教在高卢、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出现仍然是这一时期教会史研究中并不十分清楚的领域。然而，这是当时最重大的变化之一。[72] 仅仅是在高卢，我们就知道有200个乡村教区在5世纪和6世纪被建立起来。[73] 在西班牙西南部和葡萄牙南部，小教堂破天荒地出现在小庄园的边上。[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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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卢和西班牙，这些教堂由司铎们掌管。不过这些司铎中的许多人变得和主教一样，他们只愿意将财富中的一部分上交给他名义上的上级——邻近城市中的主教。[75] 在意大利的一些地区，甚至可以说是乡村基督教缔造了城镇，而不是城镇缔造了乡村基督教。意大利非城市地区的主教（并不仅仅是司铎）人数很多，他们的地位类似于城市中的主教。[76] 自从4世纪主教制度在非洲的乡间得到发展以来，欧洲西部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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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我们在意大利南部所看到的，在许多地区，教堂在乡村的扩展既是世俗倡议者的功劳，也是城市神职人员的功劳。世俗的庇护者往往比主教们更积极地修建圣徒的陵墓、捐建教堂。比如在西班牙，史料虽然零散，却是生动的。通常来说，最多只有铭文的残片记录下了世俗建造者的活动。比如，在位于现今西班牙南部格拉纳达附近的纳提沃拉，贡德勒瓦伯爵在594～610年捐建了三座教堂。他“在圣徒的协助下、通过他自己地产上工人们的劳动，以他自己的财产”[77] 完成了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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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德勒瓦的教堂大得足以被留存至今的铭文用骄傲的语气来记录。其他教堂的规模比较适中。高卢有许多小教堂是木造的。[78]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教堂的建造者绝不是大地主。在西班牙，一些教堂甚至是由国王地产上的奴隶团体建造的。他们以“他们贫穷的财产”奉献了一座圣徒陵墓。[79] 我们只要回想一下4世纪时期和卡斯提尔的庄园连在一起的壮丽的陵墓-教堂，或者苏尔皮奇乌斯·塞维鲁在普利姆里亚库姆的庄园-修道院（带有两座成对的方堂、一个洗礼池、精心制作的建造者们及其崇拜的圣徒们的镶嵌画肖像，以及以优美的诗歌写下的铭文），就能够意识到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宗教建筑在乡间的真正大众化。[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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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雇来在这些中型的教堂中服务的司铎在文化和布道上没有做多少贡献，但是，他们确实要提供弥撒，他们要有效地为他们的庇护人和教徒团体提供弥撒，团体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庇护者土地上的劳动者。司铎们必须节欲，节欲是这个“从事神职的无产者阶层”的成员与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农民有所区别的唯一方面。[81] 作为农民-司铎，独身是他们唯一明显的“他者”标记。庇护人严格地监督着独身，唯恐它丧失，庇护人那犀利的目光与花钱代祷的人的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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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西部后罗马时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所形成的草根根源。这个社会被分为两个阶层：一个是司铎阶层，另一个是武士阶层。通过一种原始的清晰的划分，这两个阶层被区别开来。瓦尔特·郭法特以一段精辟的话将古代晚期到中世纪的转变描述为“简化的进程”[82] 。这种大规模的简化正在6世纪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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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发展并不局限在欧洲北部的“蛮族”地区。人们只要看一下如苏菲图拉（今突尼斯西南部的斯贝特拉）这样的北非城市的遗迹就能够发现，这种发展可以说仍然遗留在当地。现代访客来到这个遗址后最初看到的正是这座城市在6世纪最后一个时期（而不是罗马时代）的面貌。在城镇的一头，古典时代的圆形剧场变成了驻扎军队的堡垒。城市的周围被加固的塔楼监视着地平线。在斯贝特拉的另一头，许多在6世纪建造的大教堂比邻而立，构成了一个大型的主教府。在这两头的中间是市政广场、市场以及我们觉得和古代罗马繁忙的城市生活有联系的地方，那里已经变成了（并且仍然存留着）毫无特色的开阔地，一些不规则的小路贯穿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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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世纪的斯贝塔拉荒凉的特征中，很容易看到未来伊斯兰城市的轮廓。在伊斯兰时代，清真寺和军事要塞——分别代表着宗教领域和武装力量——在迷宫般弯曲的小路两头面朝着对方。到了6世纪，在晚期罗马世界城市化程度最深的核心地区，一座有明确的城市中心的罗马城市已经被一座由教牧权力和世俗权力划分的城市取代了。[83] 这两种权威的距离，以及曾经存在于这两种权力之间的充满活力的中间地带（在基督教时代以前有各种娱乐设施和价值观的古代城市的形态）的消逝，体现出了拉丁西方的基督教从古代晚期到中世纪早期在形态发展过程中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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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威克姆在《构建中古早期》一书中精彩地分析了罗马帝国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颜武德在对此书富有洞见的评论中写道：“教会开始支配西欧社会和经济的程度确实令人震惊。”[84] 但是这种情况是怎么出现的？虽然回过头来看，这种趋势是强有力的、不可避免的，然而神职人员作为一个与众不同并且有优势地位的圣职者阶层，并不是自动出现的。社会的军事化并不能够解释这种现象。我们也不能（正如我们刚才所见）把这种情况归咎于强势的主教精英分子从上层要求神职人员修道主义化，要求神职人员与众不同的是平信徒。万事开头难，一旦所有人心照不宣地决定让神职人员变得与众不同，时间的流逝自然会使之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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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上帝伟大而奇异的礼物”：财富与彼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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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对财富的含义有什么影响？简而言之，在我们所处的世界中，财富已经不再被看成神话，而在波尔多的奥索尼乌斯的时代，和他有联系的那些大庄园主曾经是这么认为的。财富不再被认为是从一个丰盈的世界中闪着金光地流淌出来的——这个世界指的是一个近乎神圣的物质世界，从其丰盈中，富人以不加思考的热情去获得财富。财富已经受到了质疑，但是还没有被妖魔化。几乎没有5世纪后期和6世纪的基督教思想家认为应该远离财富。皮尼亚努斯、小梅兰尼娅以及撰写《论财富》的伯拉纠派作家所处的激动年代已经结束了。最终获胜的观点结合了诺拉的保利努斯“通过灵性的交流而建立在天国里的财宝”这种诗意而浪漫的观点，以及奥古斯丁强调的“将平日的施舍当作平日罪孽的补赎”这种沉痛的观点，此外还有后来奥古斯丁主义冷冰的观点：将财富本身看成上帝的礼物，这个礼物需要以各种形式来管理，就像代理人管理罗马帝国的地产那样严谨和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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