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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后，他的故事在《萨迦史诗》中被详细地记述下来。这个故事明显地体现出所有大公教基督徒在处理财富问题上的共有观念。像托尔斯泰恩一样，这是任何一位信徒在临终的时候需要去做的，即使他住在北极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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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直到350年，这种趋向在教会中还毫无征兆。在312年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之后，教会开始享有特权，可教会并没有因此而富裕起来。因为在西罗马帝国，大部分上层人士仍然受久远传统的影响，向他们的城市和公民同胞——而不是向教会，也很少向穷人——显示他们的慷慨。只是从375年开始，富人和有才能的人才开始大量涌入教会，他们往往会成为主教之类的领袖人物或基督教作家。也正是这种财富与才能的聚集，而并非之前312年君士坦丁的皈依标志着欧洲基督教化的真正开始。此后，基督徒们才开始成为结合了财富与权力的宗教的成员，想象不敢想象之事——展望一个完全基督教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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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的财富也有其自身的问题。4世纪的社会结构确保财富被一些互相竞争的群体所持有，而这些群体都急于通过供奉新的宗教来彰显自己。但是，那个在4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时间里受到这些新财富青睐的教会，在许多方面已经是一个陈旧的组织了，有其固有的轨辙。实际上，基督教在宗教捐赠上的偏好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基督教和犹太教所共有的传统中。在希腊罗马世界的城市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由富人来捐赠的公益捐助模式，也是这种模式促成了之后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捐赠和受赠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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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基督教捐赠模式的变化打破了古代城市所维持的传统边界。将财富捐赠给城市获得的只能是此世的声誉，而捐给教会则可以将此世和此世以外的无穷世界连接在一起。同时，捐赠不仅来自富人，基督教也鼓励所有阶层的信徒用捐赠来关心穷人，供养教会以及神职人员，因为给穷人与给身份明确的核心公民同胞的施舍是大不相同的，获得捐助的穷人群体被想象为如天堂本身一样广大而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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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君士坦丁皈依前，这些观念就已经在基督教群体中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归于宗教的捐赠形式。在3世纪50年代，居留良主教的书信就展现出这样的场景：主要由中等富裕的市民结成的基督教社团，通过定期施舍和临时募集而大都拥有了雄厚的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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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4世纪末期，富人和这样的基督教群体接触了。这次接触并没有让教会稳步走上富裕之路。相反，教会踏入了与此有关的一池浑水中。在370～430年，以财富为主题的作品大量出现，作者包括安布罗斯、哲罗姆、奥古斯丁、诺拉的保利努斯以及伯拉纠的支持者。这些作品的大量出现有充足的理由：在当时的基督教会中，独特的施舍传统以及对此的态度源自君士坦丁皈依以前的时代。这些传统往往与一种领导权联系在一起，为的是获得普通信众的支持，因此较为低调。而这种低调的施舍和领导方式开始与当时的富人和少数重要人物的期望发生冲突，因为这些人希望教会拥有一个显耀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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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那些此时发生在基督教会中的关于财富的著名争论，比如在4世纪80年代与百基拉有关的争论、在4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与哲罗姆有关的争论，以及在5世纪头十年与伯拉纠学说相关的争论，并不只是言辞上的交火，还是流淌在基督教群体深处的潜流所造成的旋涡，即新的财富和新的财富观与平信徒和普通神职人员既往习惯之间的冲突。这些普通人的观念虽然不常常表现出来，实际上却顽固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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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之后的5世纪，4世纪创造出的许多财富在严酷环境中或者消失了，或者改变了它的结构，也就随之出现了一个富有讽刺性的情形：基督教会刚刚从一个中等富裕的时期进入一个富庶的时期，却发现马上要处于一个较为贫穷的时代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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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时的基督教社群中出现了一种双重变化。在5世纪的历史进程中，罗马世界的中央机构失去了它的神秘性。那种在自信满满的时代中被掩盖的圣俗之间的对立，开始清晰地显现出来。在此期间，延续4世纪政治结构的罗马帝国政府并不打算屈服。即使面对收益的大幅下降以及西部统治权的大范围衰减，帝国政府仍要战斗到死，甚至是作为一个纯粹的世俗机构战斗到死。统治阶层表示：他们不会将任何罗马国家的特权让给基督教主教。从教会角度也可以感受到这种尖锐的对立情绪。5世纪20年代后期，非洲主教在与拉文纳宫廷接触后宣称，不再对世俗政权抱有幻想。同一世纪30年代，马赛的萨尔维安对于罗马政权在高卢和西班牙滥用职权也表现出异常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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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中，教会在人员安排上开始遇到挑战。普罗旺斯的作家们激烈地争论的，不仅仅是关于恩典、自由意志和预定论这样的神学问题，也涉及动荡时期基督教会领导权问题的巨大争议。这一巨大争议已经在5世纪30年代冒头，新的贵族化的领导理念和传统的更加平民化的领导理念开始发生冲突，前者是与蓬勃发展的修道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而后者的理念则曾经获得高卢南部城市和意大利城市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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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5世纪的危机巩固了地方层面，也因此不再有对财富的激烈批判。当时的作者们不再谴责财富的罪恶源头，也不再主张完全放弃财富，反而开始强调如何利用财富来巩固基督教社群。在如罗马这样的大城市中，那些曾经只对极贫的穷人进行的照顾得到了缓慢而稳定的调整，开始覆盖困难时期的普通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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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5世纪出现的最令人惊讶的变化是教会领导者想法的改变。他们意识到：正是他们，而不是那些曾经使教会相形见绌的世俗大地主，才是真正的最终富有者。传统贵族阶层已经瓦解了，这让教会拥有了独一无二的地位。在5世纪晚期和6世纪，很多主教和神职人员运用管理和意识形态的力量来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新环境，这异常引人瞩目。无论是那些著名人物——例如罗马城的教宗以及图尔的格雷戈里，还是地位日益突出的神职人员，他们即使身处偏远的梅里达、帕维亚或梅斯，也位列其中。这是一个管理型主教及神职人员的时代。直到今天，作为管理者和建造者，他们在意大利和其他地方著名的圣陵中表现出的技艺仍然令人赞叹不已。但他们成功的秘诀并不新奇，是源于之前提到的更为久远的3世纪至4世纪，源于那时更为低调的教会，因为那时的教会为照顾穷人秉承了“集体财富才是神圣的”这一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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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600年前后，正是这种新的集体财富，结合了一群新的世俗捐赠者，对西欧教会施加了具体而持久的压力。这些捐赠者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但最主要的还是后帝国时代出现在欧洲西部的新贵族阶层。这种压力加速了教会向彼岸世界的巨大转变，标志着古代世界的终结和中世纪的开端。神职人员与普通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差异愈加显著。在他们的带领下，平信徒们找到了安置他们身后财富的新方式，这样可以让他们的灵魂得救。就像前文提到的托尔斯泰恩·埃里克在临终时的表现一样，为教会和穷人捐赠的财富已经变成为死者而进行的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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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试图将读者们带回350～550年，也就是要进入一个非常古老的世界，并面对一种非常古老的基督教。那些被中世纪的人认为理所当然的观念，正是在这个世界中有了雏形。这些观念的出现过程是缓慢的、曲折的，其中还充满了冲突。这些观念与后来在拉丁西方得势的大公教以及其他晚近基督教派中流行的观念都大不相同。如果此书已经引领读者进行了一次旅行，回到了我们这个世界之前的那个世界，也就是当今关于财富和贫穷的诸多观念起源于其中的世界，吾愿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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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ric the Red’s Saga 4，in The Norse Atlantic Saga ，trans. G. Jones，2nd e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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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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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缩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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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SL Corpus Christianorum，Series Lat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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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作家集成·拉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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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EL Corpus Scriptorum Ecclesiasticorum Latin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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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教会作家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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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H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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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文献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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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 Patrologia cursus completus，series Lat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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