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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与信仰：近代潮汕基督徒的宗教经验 第一章 地缘与亲缘：教会医院与福音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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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近代基督教进入中国的意义，无论是从传教史的角度还是从现代性的叙事角度来予以论述都隐含着这样一种话语结构，即基督教本身处于道义上的优势地位，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则是被改造的对象，只不过前一个角度凸显的是宗教的启示意义，后者彰显的则是文化的启蒙意义。以教会医疗事业而论，身体拯救对于福音传播的工具性意义成为传教史关注的重点，而教会医院在体制和技术上的进步性对于中国社会的示范效应则是现代性话语的中心内容。然而无论是启示还是启蒙，都要设定一被“启”的对象，则本土社会不免在充满慰藉性的关怀中被高度抽象与简单化，沦为一固闭的静态物象，本土社会自身机制所具有的高度活力及其在容纳外来事物时所展现的主体性则基本被忽略了。基督教究竟是怎样“进入”中国的，它与本土的社会文化是怎样发生关联的。如果把基督教与教会医院视为是一种文本的话，本地人是用一种什么眼光和视角来阅读该文本的，他们所理解的文本意义与西方差会所赋予的意义有无落差，其中有没有误读？在这里，笔者选取潮汕地区的长老会所属的几所福音医院作为典型个案，通过对医院的坐落位置与所在市镇空间关系的描述，通过对医院病人的地域分布及其与布道事业的关联性的分析，来揭示基督教进入地方社会后的实际处境，进而说明在这种处境下对于教会医院和教堂，本地中国人与信徒也许有着不同意义的诠释。为此，笔者借用了杜赞奇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作为分析范式，不过笔者关注的重点不是乡村社会的权力及赋予这种权力以合法性的象征性价值，而是乡村社会传统的交往模式和关系网络对基督教传播所带来的挑战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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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与信仰：近代潮汕基督徒的宗教经验 [:1701134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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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区医院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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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英国长老会进入中国后，分别在台湾、福建漳厦地区和广东潮州地区建立了独立的教区。就语言和文化形态而言，潮州地区与闽南地区实为一体，而地理上又毗邻，本可合并为一个教区，但英国长老会分别设立独立教区，显然是充分考虑了政区地理因素对传教事业的影响。事实上，英国长老会在岭东地区传教也主要是在潮州地区进行，后虽渐次开辟海陆丰教区，但传教区域仍集中在所谓的大潮汕地区。而北部的嘉应州则为巴色会的传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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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长老会在潮汕地区主要开设了三所医院。最先开设的是汕头福音医院。1863年，英国长老会第一位医务传教士吴威凛到达汕头，最初是在本地中国人的一间小屋子里开始工作，该房屋租期一年。然后迁到传教站的老屋子工作，以其中一部分作为诊所，而另租一邻近的房屋提供给住院病人。(1) 1867年新医院落成，可容留70～80名病人留医。(2) 1877年，医院正式在大门口挂了“福音医院”的招牌。1878年再建新的总医院和麻风病院(3)，设计容纳100人留医，实际入院人数有时竟达到195名。(4)其次是五经富医院的开设。客家地区的医务传教自1881年起方开始进行，(5)到1884年五经富才拥有一个较为正规的诊所，可以容纳12个病人留医，(6)以后逐步发展为正规的医院。潮州府城的医务传道进行得最晚。1883年高似兰医生奉派到潮州开始医务传道工作，然一直到1888年才住到城中，最初是在虎尾巷租屋作为诊所，施医赠药。(7)因房屋狭窄，不敷应用，先迁马使埕，再迁猴洞（今同仁里）。(8)高似兰认为医院要正式成立，非择地建筑不可，乃购地于府城南门外堤顶，1896年3月府城福音医院正式落成开业。除这三所医院外，英国长老会还在三河坝、大埔、汕尾和福建上杭等地开设了医院，规模都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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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理分布看，汕头福音医院作为英国长老会潮汕教区的中心医院位于新兴商业市镇汕头。当初，英国长老会在潮汕设立教区时并没有考虑将传教站设在潮州府城，而是于1858年在汕头开辟了传道站。(9)汕头开埠之前不过是一人口有数千之众的渔村，到民国三年市区人口才36851名，(10)其规模自然远不能与府城相比。不过，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府城官绅对于外国人的排拒态度使英国人的入城问题都受到阻碍，更遑论在此建立中心传教站了。(11)而此时汕头对外贸易已颇有规模，外国商人和鸦片贩子已纷至沓来。贸易发展十分迅速。最重要的是汕头交通条件，通过榕江、韩江往北部腹地十分便捷，走海道往香港和南洋更无窒碍。传教士选择此地作为医务传道的中心，自是充分考虑了本地的商业和交通条件，利用商业网络作为医院发展的依托和进入内地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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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长老会选择五经富设立医院有以下几个因素：首先，五经富在揭阳县西部，属客家人地区，且处于交通孔道，由此往东北直通丰顺、三河坝、大埔，是一片长二百英里、宽三十五英里的广大客区工场。其次，该地与汕头传教站距离不远，往来很便利。第三，五经富虽然不是很大的市镇，但也是一人烟稠密的聚落，五个村庄连在一起，形成一个中心。(12)五经富成为长老会客家教区的中心，在此设立医院，成为开辟客家工场的重要辅助。1900年客家教区与汕头教区分立之后，五经富医院遂成为与汕头福音医院并立的教区中心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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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府城福音医院则属于教区次中心医院。该医院坐落于府城南门外，而非府城之内，实具一定的象征意味。从某种意义说，这是教会与本地官绅力量较量的结果。这并非是说在当时教会的医务传道完全无法在城内进行，而是指在府城内建筑一座规模较大的正式医院是否符合教会的利益。事实上，早在1865年，英国长老会就在府城内设立了教堂，但该教堂一直是由本地传道人管理，在城内没有找到传教士的住处。甚至，传教士最初进入府城也是冒着颇大的风险的。(13)在南堤顶购地建设的进程也并不顺利，先是地皮买到之后官府不许验印契据，这意味着官府并不希望该买卖合法化，在建设过程中医院的围墙也曾三次被人偷偷破坏。(14)这种情况并非特例。美国浸礼会在此也遭遇到同样的情况，其购买凤凰洲作为传教点的计划因本地绅士的反对而搁浅，最后不得不在府城对岸的笔架山上建立传教士的居所，本地人称之为“番仔楼”。不过，如果因此说本地人民完全排外，似又与事实相背。因为医院的建设就是要改变小型门诊无法满足人民就医的现状。合理的解释是本地确实存在一股反对外国人的势力，其领头者应是本地绅士。但因何反对，究竟是哪些绅士反对，史无明载，其动因无外是道义与利益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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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将教会医院在中国的设立视为一种“陌生空间”的强行植入，因而引起国人的猜忌和反对，导致教案的发生。(15)这种说法对于某些相对封闭的内地传教区也许有效，但对于长期与海外保持密切联系的沿海地区未必适用。尽管潮汕地区在近代也发生过不少教案，但无一起是因为“采生折割”和挖眼入药等传说引起的。在近代潮汕，无论官绅还是民众对于教会医院和西医都并无恐惧和陌生感。教会医院自开办起床位就远不能满足留医病人的需要就是最好的说明。实际上，本土社会有着极其复杂多变的社会构成，并非是由一个个封闭的静态社区组成，在对外方面虽然存在某些反对外国人的势力，但整体上仍呈现相当的开放性。仍以府城之教会医院为例，该医院能在南门外堤顶建立，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展示了本地社区对于外来宗教具有相当的包容性。当时在府城南门外堤顶有两座很有名的古庙，其一是关帝庙。建庙时间不详，雍正八年（1730）张士琏纂修的《海阳县志》已载入该庙。当时关帝庙已纳入官方祭祀系统，每年春秋二祭，五月十三诞日致祭。(16)不过官员主祭祀的应是位于镇署右侧的关帝庙，并非此庙。光绪二十四年（1898）修成的《海阳县志》明确说明，南堤顶等处的关帝庙为“民间私建”。南堤顶的另一座庙是安济庙，亦称青龙庙，据说是“创自前明”，则到清末至少亦应有二百余年的历史。(17)上述张士琏之县志也已收录，当时为民间祭祀之所。到清末时，该庙已纳入官方祭祀系统，每年春秋二仲月和诞日由官员致祭。根据记载，在清末南堤顶安济庙的游神赛会，已是府城内外规模最大的民间宗教活动，当安济圣王未出游时，“人民争先赴庙膜拜者以万数”，游神之日更是全城空巷，盛况空前(18)。民国时期参与游神的人曾高达十余万人，“全城如醉如狂”。(19)教会医院及附属教堂正位于上述两庙之间，与安济庙且是紧邻。然数以万计的民众进庙拜神，浩浩荡荡的游神队伍从医院门前通过，教会医院竟然没有受到任何打扰，上帝与中国民间之诸神竟然能够长期安然相处，这似乎说明中国传统社区内的民间信仰并不具备绝对主义的特征，而社区内之精英人物也不会因宗教象征符号的不同而对基督教进行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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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学影响与本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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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医院建立起来后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它们在当地社会中究竟有多大的影响，或者换句话说在当地社会文化网络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教会医院就功能而言，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医治病人，一个是传播福音。这里先考察其纯粹的医学影响及本土社会对其的反应，然后再考察这种医学上的影响与福音传播是否存在某种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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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务传教士自身来说，由于其受过规范的西方医学教育，所以他们自己在与本地医生比较时很自然地表现出一种专业上的优越感。吴威凛就指出，中国人在疾病治疗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医生在治疗过程中依据的是错误的原理，完全忽视解剖学和生理学。尽管中国的药典中包含有价值的药物，但能够熟练地使用它们的本地医生并不多。本地的医生是自封的，没有严格的资格限制。一些人没有别的本事去维系生计，但只要能看医书，照抄药方就可以自由行医，他们主要的目的就是收取病人的费用。在吴威凛看来，传教医生将获得本地民众的信任，因为他们真诚地为其福利着想，能用更好的手段有效治疗疾病。尤其在外科方面，几乎全部是传教医生的领地，外科手术常常能很快打动本地人，其优越性毋庸置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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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本地文献，应当承认医务传教士在医疗实践中已经逐步建立起专业优势，并引起了本地人的关注与兴趣。清季由潮汕地方开明人士创办的颇有影响的《岭东日报》就多次登载这方面的消息。其中一篇标题就是《刀法神奇》，文章详细叙述了福音医院为一婴儿实施肛门手术的全过程。(21)从文章的标题和内容可见作者持非常明显的欣赏态度。不仅外科领域如此，即便是在中医传统优势的内科领域，传教医生也开始施展其精湛的医术。上述该报还以《西医神效》为题，在叙述了一医学传教士治愈某肝病患者的过程后，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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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医入中国，凡治外疡，奏刀砉然，踌躇满志。论者多谓其偏精外科，乌知疗治内症，审辨脏腑，对病下药，复应手奏效如是耶！世有欲访西医者，幸勿震华佗之妙手，而忽扁鹊之精心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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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议论清晰地表明，通过传教医生之实践，西医在本地已开始取得人们的高度认同，而在这种认同中本地医生的地位受到威胁。这种专业上的优势使得传教士在某些地方事务中开始取得某种话语权。1903年惠潮嘉道台褚成朴出示晓谕府城各属清理街道沟渠，讲求卫生。《岭东日报》在讨论该谕令时，特别提到，“某医院教士某君常言，以显微镜遍照郡垣街道，视微细瘟虫多有积至二尺余厚者，盖卫生之道不讲，平日蓄积污秽之物充塞熏蒸，以种成此恶果也”。(23)府城只有一座教会医院，这里的“某医院教士”指的当是高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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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医院在技术上的优势很快为其赢得了大量的病人，无论是留医人数还是门诊人数都迅速增长。这里以汕头福音医院为例，参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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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福音医院收治病人一览表（1873—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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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illiam Gauld，Sketch of the Swatow Medical Mission，in The Chinese Recorder，Vol．VII（1876），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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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illiam Gauld，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Hospital at Swatow，For 1866，Hongkong：Printed by De Souza & Co．，1867，p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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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illiam Gauld，“The Medical Missions at Swatow”，The Chinese Recorder，1868，p．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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