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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汕档：12-11-28游资光、陈之拔等：湖寮堂会统计报告表（1949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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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汕档：12-11-28徐国华、彭致明：松口堂会统计报告表（1949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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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汕档：12-11-28张得恩：漳溪堂会统计报告表（194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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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汕档：12-11-28游资光、巫国璋：大埔堂会统计报告表（1949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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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汕档：12-11-28李超、沈廷玉：永定堂会统计报告表（194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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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统计表由于部分堂会没能按照岭东大会的要求及时提供资料，所以不能算完整，且各表时间也不尽相同，但无论从堂会数目还是信徒人数看，该表所统计的数据都已占到实际所有的多数，因此基本能反映出1948—1949年间该教会的性别比例。从表中可以看出，不论是在以潮语为主的汕头区会，还是客家的五经富区会，女性信徒人数都已超过男性，尤为重要的是这种现象不仅在城市是如此，而且在多数乡村堂会也是如此，只有少数堂会是男性信徒居于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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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信徒超过男信徒的比例在城市里体现得尤为明显，而且这种现象不仅在基督教宗派是如此，在天主教甚至在佛教都是如此。以汕头市为例，1950年各教的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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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教会教堂调查统计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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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除中国佛教会广东汕头支会和新中华基督教会外，其余各堂（会）女信徒比例都高于男信徒的比例。其中基督教和佛教的女信徒的比例都达到了63％，各教女信徒总的比例达到60％，这实在是一个不低的比例。应当指出的是上述统计资料是汕头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接管部的调查资料，这些资料可靠性如何是必须先予考虑的。从教会方面反映的材料看应有一些出入，少数数据可能是调查对象提供的大概数据，而这些被调查者可能并没有掌握最切实的数据。以新中华基督教会为例，根据该会1950年8月的报告，该会有信徒276人，其中男性109名，女性167名，(17)女性比例要高于男性。尽管此份资料与前述资料有约半年的时间差距，但半年之内根据该堂的规模无论如何不可能发展46名新信徒，因此上述涉及该堂会的数据可能是概数，而非实际数据。1951年汕头市基督教各堂提供的情况是，中华基督教会的伯特利堂教徒人数有984人，其中男312人，女672人；同属该会的锡安堂教徒597人，其中男207人，女290人（按：应为390人，原文如此）；岭东浸信会纪念教徒375人，其中男性126人，女性349人；三一堂教徒458，其中男性180人，女性278人；另有听道者824人，其中男性325人，女性499人；乌桥堂有信徒126人，其中男性52人，女性74人。基督教复临安息日会有教徒95人，其中男性42人，女性53人；客语基督教会有教徒124人，其中男58人，女性66人；另基督徒聚会处有信徒589人，(18)浸信会市中堂有信徒320人，(19)但没有男女信徒各自的人数。对照1950年军管会的调查资料和次年教会的汇报资料，我们可以断定在汕头市女性教徒的人数要高于男性，这一点应无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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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在汕头市各种宗教女信徒均高于男信徒，这是否因为该市人口中女性比例高于男性而造成的一种自然现象，并无学术上的特别意义。要弄清这一点就必须考察汕头市人口的性别结构。汕头市在1949年6月的总人口是235441名，其中男性124967名，女性110474名，女性占总人口的47％。(20)11月该市解放，总人口为252565名，其中男性136405名，女性116160名，女性占46％；(21)12月总人口252819名，其中男性136834名，女性115985名，女性占46％。(22)这就是说不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汕头市人口都是男性占多数，女性为少数。在这种情况下，教会中女性人数却远多于男性，且女性的比重一直在增加，1957年汕头市女基督徒已经占到信徒总数的70％，(23)到1962年时汕头市基督徒总人数为3450名，其中女性竟然占到总数的72％，为2492名。就信徒的年龄层次而言，25岁以下者10％，26岁到40岁之间者24％，41岁到55岁之间者32％，56岁以上者34％，中老年占多数。(24)对照前面1950年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出，男性基督徒的人数此时有很大幅度的下降，仅为1950年的58％，而女性基督徒的人数也有所下降，但幅度要小得多，约为1950年人数的89％。到1964年汕头市基督徒总数为3483名，女性为2513名，仍占总数的72％(25)。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特殊的政治宗教环境里女信徒人数依然相对比较稳定，可能与他们对宗教信仰的态度有关，女性基督徒尤其是中老年妇女更热衷于宗教事业，对信仰问题更虔诚，证诸教会方面的看法也可证实这一点，有人很率直地指出，岭东地区信徒入教多数带有某种功利的目的，内心并不十分相信基督教，“真正相信的人多数是妇女和年老的男人”(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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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与信仰：近代潮汕基督徒的宗教经验 [:1701134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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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妇女传道与教会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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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弄清楚岭东地区基督徒性别对比变化的态势之后，势必要进一步追问造成这种态势的原因以及这种态势是否带来女性在教会内部的平等与解放，尤其重要的是妇女传道员及女性基督徒领袖是否会伴随女信徒人数的增加而逐步与男性教牧平等分享教会中枢权力乃至获得某种对教会事务的主导权。关于前者，现存史料并没有直接提供本地区女信徒迅速增加的答案，且除非找到能与本地区进行对比的其他区域的典型个案，否则任何结论都不免偏颇。因此，笔者在此将着重探讨岭东地区妇女布道工作的开展进程及与之相关联的女性传道人员和平信徒妇女领袖在教会体制中的角色和地位，希望从侧面来回应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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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间，传教士进入岭东地区之初主要雇用本地助手协助布道。由于传统对女性公共活动的限制和本地对外国人的强烈敌意，这些本地助手毫无疑问都只能是男性，他们的活动一般也比较隐秘。在这种情况下女性的福音信息只能来自已经皈依的家庭男性成员，女性不能经常到教堂和宣道所听道可能是早期女信徒人数远远少于男信徒的原因。到1860年美国浸会传教士约翰（J．W．John）及其夫人来到汕头妈屿岛，女性不能直接接受福音的局面才被打破，并且经过约翰夫人的教育和训练出现了本地区最早的一批女性传道人。(27)此后传教士夫人和单身女传教士陆续被派来本地区工作，这些女传教士对于本地妇女布道工作无疑起到了引导和核心的作用，不过女传教士人数毕竟有限，大量的宣道工作必须由本地妇女来承担。以英国长老会为例，根据笔者的统计，从1856年到1951年96年间该会总共向岭东地区派出了105名传教士和医生，其中男性传教士58名，女性47名，女性中工作不满十年者23名，其中许多人只有2～5年的时间，假如除去她们学习语言的时间，这些人实际用于布道的时间是很短暂的。(28)在如此长的时段里只有区区40余名女传教士在本地工作，且她们之中又有不少人要从事医疗等专门的工作，因此妇女传道工作主要由本地妇女来承担，城市堂会是如此，乡村教会就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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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妇女必须承担主要的布道工作，则女性传道的培训就显得十分重要。早期女性传道的培训主要通过两个途径进行，一是直接从信道妇女中挑选培训，一是从女子教会学校的学生中挑选。1870年英国长老会的卓为廉夫妇来到汕头后就着手筹建校舍，招收教会青年女子入学，教授《圣经》、粗浅文理以及罗马字，学校名女中学，并聘请一名本地教员襄理院务。第一届学生12名，以后人数逐步增加，遂改名淑德女子中学。女子中学开办和各堂会女子小学的陆续开办初步解决了青年女子的受教育问题，而这种寄宿制女校也为教会选拔传道人才提供了方便。不过，教会开设此类学校的主要目的是着眼于整个基督教社区的建设，培养传道人才虽是其目的之一，但从当时情况看这类女学生并不能直接出任传道，她们只有成为男性传道妻室并一起住堂之后，才有可能协助从事布道工作。从19世纪到20世纪20年代之初，本地的妇女解放虽报章上偶有鼓吹，尚未构成对传统性别制度的有效挑战，任何本地年轻单身女子抛头露面的公开活动势必招致非议，到20年代后随着学生运动的经常开展，这方面的禁忌才逐渐被打破。在早期妇女布道工作主要是由年龄较大的中老年妇女来承担，因为“只有妇女才能有效地开展工作”，“本地社会习俗允许年龄较大的妇女自由出入一家又一家，走访一村又一村”。(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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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中老年妇女是妇女事工的主力军，其自身的教育问题从一开始便被提上议事日程。由于中老年妇女基本上是文盲，为了使她们识字明道，以便从中选拔传道人员，教士会要求宣道会派专人来负责此项工作。1878年李洁（Miss Catherine M．Ricketts）姑娘到达汕头，筹建校舍，1881年开学，学校定名曰老女学，考虑到中年妇女多有家庭牵累，所以学生入学年龄定为50岁到70岁之间，主要课程有新旧约要道及罗马字。第一届学生7名，学生仅上半年在校上课，下半年则到乡村巡视布道以及招选次年学生。通过实践考察学生的布道能力，对其中比较优秀者则聘为布道巡视员或助教。其间还在乡村教会开办妇女短期学校、圣经班，培养各类布道人才，教会根基渐固(30)。1925年学校改名汕头培德妇学，并调整学制，采用普通学制，学生入学年龄限定为16岁至40岁之间，学生假期仍必须外出巡视布道。规范学制对于提升办学水平是有益的，但对于妇女布道事工的开展则显得有点缓不济急。所以教士会方面于1933年春在潮安南门外开办一个为期四个月的短训班(31)。次年春又开办一个特别短训班，学生6个月毕业，第一届学生12人。是年秋继续招生，学校定名为怀理女子宗教教育训练院，该院“注重灵修工作，以圣经真理训练学员，使其对于上帝与基督得较深之认识，增进其灵程之经验，实现基督化之人生于日常生活中，且能负基督服务之使命为宗旨”，训练院聘黄维一女士为院长，学生年龄在20岁以上40岁以下，先入学程度规定为小学毕业(32)，不久因觉程度太低，不足以应付时代需要，即改为初中程度为入学起点，学生入学后须两年课程，学员须付学费。这与早期以老年妇女为主体有所不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学校停办(33)。抗战胜利后，岭东农村教会特别缺乏工作人员牧养会众，所以岭东教士会在1948年决定恢复怀理女子宗教教育训练院，“以期训练一班工作人员，助理农村教会宗教教育工作”。(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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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浸信会在培养妇女宣道人才方面的做法与长老会基本相同。1873年斐姑娘（亦名“旨先生娘”）从美国来汕头，鉴于“培养人才的紧要”，在角石创办明道妇学，陆快姊为教员，她是从约翰师母开办的女学校毕业的，头一班学员有5名，年龄从40岁到69岁不等，她们先在春季学习两个月，此后那些经过斐姑娘考察认为可以成为传道的学员就跟随斐姑娘游历城市乡村，散播福音的种子，如果她们的工作有成效，斐姑娘就在次年再给她们授两个月的课，在1876年这个学校有20个学生，到1880年有20个妇女在外边播散福音种子(35)，在当时“内地新创的教会，多是这些妇人工作的结晶”(36)。此后又增加了李美凤、蔡晶、纺惜、宝容、墟埠、顺梅、荳姆、潘奶等二十余名女布道(37)。1909年明道妇女学校开始设置全年课程，到30年代设有六年课程，包括“初级中学及传道教学并基督化家庭生活的训练”，此外有三年的高等幼稚师范课程。校长是陈德光女士，她是金陵大学毕业生，在该校服务时间较长的华籍教员有黄宝山夫人、周绪瑞、张景馨等女士(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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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信会在妇女传道方面比较突出的一点是较早设立了本地妇女宣道组织，而长老会则一直没有建立类似的组织和机构。1906年，角石正光女学校校长卫美拉（Miss M．Weld）、学监陈德贞为了培养学生的灵性生活，训练其服务精神，发起组织女宣道会，获得全体学生的一致赞成，这是“开岭东教会妇女组合之先河”。正光女学宣道会既告成立，于是提倡手工，积蓄金钱，经年之后所积之经费足供陈景澄、张景馨等到柳冈、海山、归湖等处倡办圣经学校，教授妇女识字明道。1911年卫美拉去世后，宋罗文（Miss M．Sollman）继任，女宣道会得以赓续进行。是年夏，女宣道会聘女传道者至金砂播道，信者数人。此后汕角区宣道会决建教堂，开办教会，此可视为岭东教会女宣道会布道初结之果实。自正光女校有女宣道会以后，明道妇学教员张景澄遂与宋罗文、荼福恩（Miss Edith G．Traver）等共倡成立角石礼拜堂女宣道会，与正光女宣道会互相呼应。自成立后的二十余年时间里每年都能聘任女传道一人到内地教会散布福音，到1930年已有130余人，而所捐经费竟可以聘请两位女传道(39)。在正光女宣道会和角石女宣道会的影响下，岭东浸会所属各堂女宣道会亦闻风兴起。澄海堂因该堂教友多属女界，在1930年由江景梅提倡，创设女宣道会，每月开会一次，凡属教内女信徒均得入会，且需缴纳一定费用，以备他日聘女传道之用(40)。1934年在潮州有三十个女传道会，会员有九百多人，“他们的传道成绩很是斐然可观”，除大家传道外，又用他们所捐集的款项聘请了六位专门的女传道员到城市乡村去工作，这六人中有一人是金陵女子神学院毕业的(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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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东浸信会的妇女宣道工作在中华浸会系统内应是比较有成效的，中华浸会在全国共有二百余女宣道会支会，其中岭东浸信会就有四十二支会，这些女宣道会尽管在宣传真道、提倡家庭卫生和宗教教育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在女宣道会的成员中存在为数不少的文盲，这些人限于自身的文化条件，对于女宣道会会务的进展自然会有诸多阻碍，最明显的是无法指导其他姊妹读经、诵经。其次是各支会缺乏真正的领袖来做长久的领导。第三，女宣道会未能普及于各堂会，当时岭东浸信会有堂会一百余个，设立女宣道会的堂会还不足一半(42)。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开展识字运动或开设妇女短期学校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将女传道召集起来，进行专门的训练，另外就是动员城市女信徒中受过较高程度教育者到农村堂会去巡回宣道，实际上尽管女性信徒从总量上说接受教育的普及面不及男信徒，但在汕头、潮州等城市接受良好教育的女信徒也颇不乏人，但是，这些人大都集中在学校和医院等机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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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培养传道人才的主要机构，岭东地区的三所神学院贝理神学院、角石神学院和观丰书院里早期基本上没有招收女性，是否当时不允许女性进入神学院尚待考证，但是即使到20世纪20年代在上述三所神学院女生仍是寥寥无几。1931年贝理神学院在制订来年的招生计划时仍无专门的女生宿舍，所以招生只能以男生为主，总计划10名，男8女2，津贴方面男生每年80元，女生也是80元，但女生无宿舍，所以实际津贴要低于男生。毕业后男生须在教会服务5年，女生为3年(43)。1933年贝理再次招生时，投考者17名，男16名，女1名(44)，由于报考者只需要初中毕业程度即可，门槛并不高，而女性投考如此之少，只能说明女性对于报考该校兴趣不大。这种情况到1948年前后才有所改变，本年投考总人数26名，其中女性11名，年龄一般在19岁左右，最大者29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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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妇女宣道事工的成效是十分明显的，女性信徒人数的迅速增长并最终超过男性就是证明。但妇女布道事业的成功是否会基本改变乃至打破由男性宰制教会的传统格局，回答显然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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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差会方面看，尽管教士会和女教士会并立，但无论从经费上还是人事安排上都是以男性的教士会为主，女传教士的收入与地位是不能与男教士相提并论的。以英国长老会为例，从1880年到1909年其男教士的年均薪金最低为294英镑，最高为326英镑，女教士年均薪金最低为87英镑，最高为136英镑。而同期总经费收入宣道会则是女教士协会的3～10倍。(46)从管理职能看，教士会是宣教区的真正权力机构，女教士会则不过是专门负责妇女宣道的辅助性机构，而教士会主席和总干事等重要职务基本上一直由男性传教士担任，尽管在1949年前后女教士也担任过教士会副主席等职务(47)，但这是处在差会准备撤离中国大陆特殊时期的情况，并不具备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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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会以男性教士为主的管理体制直接影响到本地教会的权力格局。在长老会本地教会体制中妇女的地位更为低下。长期以来岭东大会的妇女事工竟然一直没有设置专门部门来管理，也没有专任干事来负责，而是附属于两区会的传道部。1945年时曾经有人呼吁设立专任的妇女干事(48)，但此后又无下文，直到1949年岭东大会方聘祁育真女士为妇女事工干事(49)，但是却没有专门的办公地址，所以教士会提议考虑为岭东大会妇女事工筹设一个中心地址(50)，最终由于政权的更迭，也是无果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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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重要的是，在岭东大会中枢权力机构内部，妇女一直是被排斥在外的，清末自不必论，即便是到所谓妇女解放高唱入云的20世纪20年代也依然如故。1928年5月岭东长老大会会议上所确立的11个类别各班委办名单中，竟然无一名本地女基督徒(51)。1931年岭东大会各委办中仍无一名本地女性(52)。1945年9月汕头区会常务委员会无一名女性，甚至列席会议者也无一名女性(53)。1946年第十四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倒是有两名女性成员作为列席人员参加，但她们都是教士会成员，并非本地女性(54)。第十五次会议时仍旧无一名本地女性参加(55)，汕头区会的主要部门财政部和传道部一直到19世纪40年代也未有本地女性担任部长或部员(56)，这种情况到1950年也没有改变(57)。1948年在事工、教育两委员会中开始有本地女性委员，不过在当年岭东第四十七届大议会时大会中枢理事会和监事会均无本地女性(58)，到1949年10月仍无本地女性参与(59)。造成女性被排斥在中枢权力之外有多种原因，其中岭东大会一直不设立女牧师制度就是原因之一(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