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135620
1701135621
中枢机构是如此，在基层堂会妇女也是处于非常边缘的地位。汕头堂会是岭东大会下属经济实力最强的，也是女信徒最多的一个堂会，但是笔者在仔细翻检了该堂会保存非常完好的长执会会议记录后，发现从1881年开始到1926年长达46年的时间里，该堂会竟然没有设立一名女性长老和执事。1927年由该堂会分离出去的伯特利堂开始有女性长老、执事，到1933年至1934年已设立7名女长老、执事，不过这在25人的长执会中仍居于少数(61)。而桃山堂到1935年也设立了女执事(62)，其他堂会也先后设立了女长老和执事，这些人一般都是教会中德高望重的信徒。
1701135622
1701135623
妇女传道不仅完全游离于教会权力边缘，而且真正受薪的女传道人数并不多，其经济收入也比男性传道要低一些。抗战前五经富区会有6名牧师，22名男传道，4名女传道，到战后牧师为11名，男传道下降到7名，女传道仍为4名(63)。汕头区会到1945年10月共有各类接受补助的教会工作人员79名，其中女传道10名，他们分别是杜秀香、吴毓彬、官钟逊、姚素静、陈絮华、陈逸微、黄维一、黄馥华、彭德惠、谢雪璋，女教师1名，即谢雪兰。从领取补助的金额看，传道的补助金额一般要少于教师(64)。尽管从一般意义上说，教师即是传道人，在岭东大会体制之内，凡在堂会担任传道职务者必须是正式神学（高中程度以上）者(65)，但实际上这些女传道似并非在堂会任职者，从当时情况看，只有教师才可以被堂会聘任，而从现存的岭东大会的各堂会文件中尚未发现聘用所谓“女传道”担任堂会主持的例子。从1946年7月汕头区会教牧生活津贴发放情况看，这些女传道也是不在教牧之列的，只有教师与牧师才有资格领取教牧生活津贴，而本次生活津贴的签收名单中无一名女性(66)。这些女传道应是从女教士会那里直接领取薪金的，她们主要的工作应是巡回布道和探访女信徒，因为差会文件表明女教士会每年都列有专门用于本地女传道的财务预算(67)。1947年汕头区会的57名教牧人员中女性所占比例还不到10％，仅仅有5名女教师，即林悦禧、黄惟一、黄馥华、谢雪璋和谢雪兰，她们都先后受过比较正规的神学教育。(68)1948年五经富区会传道人员中有9名牧师，5名男传道，4名女传道，汕头区会有15名牧师，33名男传道，5名女传道(69)。在全体受薪布道人员中女性约占13％。
1701135624
1701135625
尽管女性在传道人员总数中的比例很低，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在传道工作中无足轻重，恰恰相反，这意味着平信徒妇女必须承担更多的任务，才可能使女性方面的传道工作不至于落后。事实上，教牧只是一种身份的标志，根据基督教教义，不论是否神职人员，所有信徒都有传教的义务与责任，在基层堂会教会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平信徒来完成，而女性基督徒在这方面承担较多，正是众多平信徒妇女的努力才保证了岭东大会妇女布道事业得以迅速发展，而女性基督徒在这方面多有承担。
1701135626
1701135627
应补充说明的是，尽管妇女在教会的中枢和基层堂会组织中都处于边缘，但是妇女在一些特定的领域和机构内占有较重要的地位，有的甚至是主导地位。1929年开始的五年奋兴运动为岭东大会的女性布道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活动空间，尤其是第一年被确定为以“全家皈主”和“儿童宗教教育为目标”(70)，这两项恰恰是女性之所长，女性在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男界所莫及”(71)，黄维一女士在这场运动中尤为活跃，许多区的五运年会都请她去演讲(72)。而在教会女子学校以及护士学校等机构则完全是以女性为主体的，这些机构的职员大部乃至全部都是女性。五经富护士学校就一直由女性主持，前期是女传教士，后来是本地女信徒，1942年校长是许道莲女士，护士长是彭彬女士，后许道莲因病修养，由岭东护士学校护士长吴馥之女士主持(73)。可以说，在这些单纯由女性负责的机构里，女性是享有较大权利的，而一旦进入两性混合的领域和机构，则女性的重要性就大大降低。前述郭佩兰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74)
1701135628
1701135629
相比之下，岭东浸信会对女性传道和妇女领袖的接纳程度应超过中华基督教会岭东大会。1925年岭东浸会实行大年会制度，傅尚荣、罗锡嘏等提倡本色教会运动，改组教会组织，立五股委员（即传道、教育、慈善、财政、社会服务），1929年改五股委员为六股，即传道、教育、慈善、文字、妇女事业、财产，各立干事，1930年张景馨女士、江馥卿女士为女布道干事(75)，而本年岭东浸会的中枢机构19名执行委员中有李佩兰、陈德贞两位本地女士(76)，女性开始进入教会权力的核心层，不过人数并不多。1943年岭东浸信会执行委员会女性成员仍只有1名(77)。1947年岭东浸信会第十七届代表大会选举的常设管理机构执行委员会共18名，其中女性1名，名叫李佩光，另教育股委员中也有一名女性(78)。本届执行委员会的分工是洪作舟任主席，倪茂强任司库，而负责日常事务的中方总干事则由罗锡嘏担任，这些均为男性执委，不过李佩光也成为五名常务委员之一(79)，参与到浸信会的最高决策。从实际运作的情况看，执行委员会成员并非完全固定，如陈德光在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并没有被选为执委，但后来却正式参加了第三次执行委员会会议(80)和第七次会议(81)，而作为常务委员的李佩光并没有经常参加常委会会议，只参加了第二次(82)、第七次(83)、第八次(84)和第十次会议(85)。1948年岭东浸信会第十八次会议出席人员共172名（西教士不在此数内），其中女代表45名(86)，占26％。不过大会执行委员会中本地女性代表仍为两名，其中陈德光除担任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外(87)，还担任教育股委员和培才委员(88)。尽管如此，男性仍占据了最重要的职位。像主席、司库等要职一般都是男性担任。从相关的会议记录看，真正主持常务工作的是几名男性执委。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岭东浸信会最重要的职位总干事从1925年设立起到1950年，先后7位总干事全部是男性(89)，这表明尽管岭东浸信会在权力中枢已经接纳女性，但人数太少，由男性统治教会的基本局面并没有发生改变。
1701135630
1701135631
除了长老会和浸信会外，一些较晚进入本地区的基督教宗派在40年代末也基本上是男性主持教会，安息日会潮汕地区执行委员会的6名执行委员全部为男性(90)。基督徒聚会处的4名长老也全部为男性(91)。1929年成立的本色教会汕头新中华基督教会自成立伊始，也一直没有女性担任执委，直到1947年第五届执委成立时才有1名女性成为其中的成员，而当时该执委会共有15名成员(92)。只有中华真耶稣教会在汕头的领导机构是一例外，以女性为主，7名长老、执事中女性就占了5名，并且主要负责人也是女性(93)。不过中华真耶稣教会之所以形成女性执掌教会大权的情形，当与6位男性教会长老相继逝世及离开汕头到香港经商，使得林亚比亚等这批汕头市该教会最早的女信徒有机会管理教会有一定关系(94)。
1701135632
1701135633
实际上，这种对女性体制性的漠视在中共政权建立后的三自爱国运动中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汕头市基督教的领导机构汕头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初步成立时共有成员37名，女性只有6名，男性委员不仅在人数比例上占绝对优势，且主要领导职位也由男性把持(95)。女性在教会中被轻视的状况仍在延续，而如前所述此时汕头市的女信徒比例已经占到了大多数。
1701135634
1701135635
尤为重要的是，从现存史料看，岭东基督徒妇女作为一个群体没有对于教会的权力体制提出过任何批评和挑战。以长老会为例，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无论是在教会中枢还是在基层堂会长老会，围绕教会内部的权力分配都多次发生风潮，个别机构甚至一直风潮不断，但是所有风潮都发生在男性职员之间，从中看不到任何女性的身影，女性似乎是完全超脱的。而在浸信会内部，尽管也曾有人对该教会的教牧甄选体制提出过非常严厉的批评，但这些批评都是由男性教牧作出的，并且也没涉及女性传道人的地位，妇女传道作为群体似乎被遗忘了，而这些女性传道本身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总的看来，岭东女基督徒是安于自己的角色与地位的，因为这符合当时教会体制对女信徒的要求，这就是既能够“为天国服务”，在妇女中“力宣福音，作证基督”，又能够“克尽妇道”，做到“闾里咸称”，只有这样才堪“范式吾徒”(96)。两性的不平等实际上被一种貌似神圣的教会内部社会性别分工所悄然化解，这背后真正起作用的重要因素是教会的圣职按立制度，无论是长老会还是岭东浸信会，在1949年前都没有建立女牧师按立制度，这自然大大限制了女性在教会权力体制内的活动空间。
1701135636
1701135638
三、启蒙后的苦难与得救
1701135639
1701135640
岭东地区女传道和平信徒妇女领袖在教会体制中的边缘性地位，造成了她们在教会活动中的隐身和“失语”现象。尽管有关岭东地区教会的中文档案比较丰富，其中长老会的档案非常完整，自清末本地教会成立起各种原始的会议记录和出版物基本留存完好，但是依靠现存的本地教会档案文献我们很难勾勒出岭东女基督徒的形象与历史，也不清楚她们实际活动的情况，甚至连获得她们完整的姓名都成为不可能之事，女基督徒已然成为隐身者。尽管我们不能因此断言妇女传道工作在教会事业中无足轻重，更不能说当时的教会领导者轻视妇女事工，因为事实恰恰相反，他们是很重视妇女布道的。可是在男性宰制下的教会文献里妇女对于宣教事业的重要似乎只表现在女信徒人数多寡的统计数据上，妇女只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而她们个人的心路历程，她们的苦难与获救，我们都不清楚。尤为令人困惑的是本地教会一直在实施的女性启蒙和教育政策，许多女基督徒都受过比较良好的教育，她们应当能够通过教会出版物来留下她们的心声，即使是早期那些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中老年妇女经过教会短期培训后，也能阅读教会专门为她们编辑、印刷的罗马拼音文字的本地土白读物。但是，在这些出版物中我们很少能发现本地女基督徒的完整信息。
1701135641
1701135642
女性基督徒的“隐身”和“失语”现象在由本地教会编写的教会历史人物传记中同样存在。在现存的岭东长老会的大会和中会的年会记录中常附有那些重要的本地牧师、长老的人物传记，这些传记都是由大会和中会在传主去世后委派专人草拟初稿，然后在会议正式宣读，获得会议认可方能载入会议记录，因此这些传记是代表教会官方立场的评价，但是翻遍历年记录竟然无一名女性。1949年为了纪念福音入潮一百周年，岭东大会曾集中为该会96名牧师、长老撰写传记，但其中竟然也无一名女性。(97)显然从教会立场看，那些已经去世的女长老、女执事都不够“重要”。当时岭东大会还要求那些已经退休的重要教牧、长老撰写自传，这其中同样无一名女性。岭东浸信会的情况也是如此，1930年岭东浸信会七十周年纪念，会后出版的纪念特刊所附29个人物传记中没有一名本地女性(98)。
1701135643
1701135644
当然女基督徒没有也不可能从教会文献中完全隐退和消失，只不过她们多出现在基层堂会所编定的刊物、堂会历史和人物传记之中，这种状况与她们在教会中的实际地位应是相称的。汕头伯特利堂妇女部的蔡李瑞瑛就在该堂会的刊物上发表了自己的证道词，说明自己因患病而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在灵性上获得新生的感悟(99)。长老会所属的棉湖堂会自撰的历史在追述堂会缘起时也专门叙述了7位女性首先闻道和参与创堂的事迹(100)。岭东最早的堂会——1849年设立的盐灶堂会，在百年纪念时曾为该堂27人立传，其中3人为女性，一为传道，一为堂会小学教师，一为平信徒，(101)尽管他们被置于所有传记的最后，且文字亦甚简略，但毕竟提供了一些早期女信徒的信息。应当指出的是，多数堂会在叙述历史时并没有提及女传道和女信徒，而为数不多的几个堂会在其所编写的人物传记中也是男性占绝对多数。只是这类堂会资料往往零散而稀少，这就使得希望依靠堂会历史和传记来重建教会女性历史的路径也很难走得通。
1701135645
1701135646
在比较正式的由教会中枢出版的历史和传记中也会偶尔出现女传道和女信徒的身影。以岭东浸信会为例，该会最早的女信徒为陈雪花、陆快姊(102)，她们也是岭东浸信会最早的女传道。其中陈雪花被称为岭东第一女信徒(103)，她曾经是“热心敬拜偶像的”，但自从在盐灶听了福音，得了一本《新约圣经》之后，开始对基督教发生兴趣，她原是受过教育的，所以能读《圣经》，于是就成了热心的基督徒，但她的两个儿子都很反对，她为他们祷告，不多久她的大儿子也成了基督徒。(104)关于她的历史实际上附录在其子黄宝山的传记之中，这种叙述历史的方法是非常有趣的，兹节录如下：
1701135647
1701135648
黄长老宝山，字显理，澄海樟林人，父以家贫出洋，母氏陈雪花，生于一八一七年，性聪慧，深识字理，尤善歌曲，以乃夫外出，日守家园，手工自给。生二男一女，身兼教养责，俾各成人。初，氏迷信偶像，未尝稍懈。年四十余，有宾牧师(105)来邻乡盐灶传道，氏以戚族故，往听而信之，且极热心。迨回樟，即竭力传道，每以歌曲引人，时妇女已有信者。约翰先生来马屿创教堂时，氏遂偕子宝山及信道姊妹数人，前往受浸。旋为约翰先生娘留居马屿。未几，与同学姊妹同往内地传道，引人归主，成绩大著焉。一八八九年，安然息工，享寿七十有二，而宝山已立为长老九年矣……(106)
1701135649
1701135650
上述文字是岭东浸会七十周年纪念仅有有关本地女传道人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之所以能够出现，除了陈雪花本人对于早期妇女传道所做的贡献因素外，恐怕更重要的是因为她是黄宝山长老的母亲，而黄被尊崇固然因其创立内地教会的功勋，也与其子黄廷宾此时在岭东浸信会的权势与影响有关(107)。至于其他的早期女传道人则无此幸运。这种撰写历史的方法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所谓教会历史中男性话语对历史的支配，因为按照陈雪花在岭东浸会女性布道史上所占之地位，她本可以被单独立传的。
1701135651
1701135652
在依靠中文史料来描述女信徒尤其是早期妇女传道人个体历史的愿望落空后，笔者在一位美国浸信会女传教士斐姑娘的一本英文著作中找到了16位早期妇女传道和女基督徒的证道词，这些证道词均由本人口述，由斐姑娘翻译整理，并加以必要的说明，因此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下面就挑选其中的8位略加分析。为节省篇幅，除第一个案例采用第一人称直译外，其余均用第三人称缩略改写。
1701135653
1701135654
个案1：福婶（Aunt Luck）
1701135655
1701135656
我是普宁“阶道”（Koi Tau）村人，父亲是店主，兄妹7人，我最小。7岁时，我被以两英镑价钱许配给离家约一英里的“南陇”（Nam Leng）村的一个男人。这个男人我从没见过，对他家里的情况也毫无所知，妈妈和两个中间人带我来到这个男人家里，我又哭又闹，要和妈妈一起回家。那以后我还时常哭泣，持续好几年，直到我的孩子出生为止。丈夫家有13口人，爷爷、奶奶、公公、婆婆，四个兄弟，五姊妹。除了吃饭，我从早到晚都在纺纱，大人们织布。我不喜欢我的丈夫，尽管他长相还不错，但比我大了整整9岁。我一直与婆婆一起住，14岁时才与男人圆房，成为他的妻子。不论让我做什么，丈夫从来都不叫我的名字，他总是说“喂，你”，当然我知道这是在叫我。16岁时我生了第一胎，是个女孩，以后两个还是女孩，第三个女儿出生时我掐死了她。因为我害怕并知道一连生了这么多女孩肯定招人痛恨的。那以后又生了三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丈夫脾气很好，在我和他生活的四十年里只打了我四五次，这大多是因为我在服侍他的时候动作太慢所致。在中国不打老婆的男人一千个里头也寻不出十个人来。
1701135657
1701135658
我不太相信寺庙里的神，很少到庙里去拜神。每月一两次，有时候三次，我和丈夫孩子还有别的人一起在固定的日子到山顶上去祭拜，有时拜日神，有时拜月神，有时拜雷神，有时爬这座山，有时登那座山，我们几乎登遍了附近所有的山。每年我们要花10先令到2英镑的钱来买祭品。但是家里人接连去世，最后只剩我和三个孩子，我54岁的时候丈夫也去世了。从那以后，我花更多的时间上山拜神，可是身体却越来越病弱无力。这时我侄子时常来看我，向我讲世上只有一个真正的神，这个神无所不在，日月变化，风雨运行都是神的权能。我侄子那时是普宁唯一的基督徒，曾因为信教被母亲和妻子打骂。我渐渐相信他所说的话，信主之后我就将以往用来拜邪神的香炉之类毁掉了。我热忱地祈祷，希望神给我力量使我能到汕头去，到那里接受洗礼。侄子说我的身体太虚弱了，反对我去汕头。但我还是从床上爬起来，步履沉重地行走了整整40英里，到达汕头，当我到时，人们说一个死人来了。
1701135659
1701135660
从此以后，我往来在整个普宁的乡村布道，一天能走15～20英里。当我讲道时没人敢阻挠，那些不信的人只能保持沉默。(108)
1701135661
1701135662
福婶的故事中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一是扼死女婴，这种陋俗的背后似乎说明了女性地位的低下；二是祭拜本地神后身体越来越差，显然对于福婶而言，是因为旧的信仰不灵验，所以才转而寻求一种更灵验的神，而信道所带来的身体状况的好转，似乎证明了她的选择的正确。
1701135663
1701135664
个案2：念婶（Keepsake），45岁，妇女传道人。三十年前，其最小的弟弟因听传教士布道，成为基督徒，然后他经常向念婶宣讲真道（True Doctrine），尽管她认为弟弟所说的一定是真的，但仍然相信旧的偶像，她说“我的头脑接受了真理，但心灵却排斥它”。34岁时，其丈夫去暹罗做生意，但吸食鸦片，很快花光钱财，并再也没有回家。念婶日思夜想，望穿秋水，仍是杳无音讯。其间她也曾请教过算命先生，并花了很多钱敬神，但没有任何效果，于是她认为，也许她弟弟的神更灵验，她找到弟弟，要求崇拜上帝，但只是偷偷地拜，不想惹来麻烦，但是弟弟告诉她，凡信主之人，必须在众人面前承认此事，结果引起小姑子的极端不满。41岁时，当念婶去汕头受洗时，其小姑正密谋找人，准备在她回来时将其沉河处死，只是在征求族长的意见时，族长担心传教士干预，才作罢。后来，念婶的儿子也在香港与暹罗之间做生意，但不幸翻船溺死。当念婶闻此讯时，她没有哭，因为她担心因此会让不信教的人说她的上帝不好，她说“悲痛让人难以承受，但是我把它深藏心底”，“我苦恼缠身，但没有这些苦恼也许我不会得救”，“如果我能使众人信主，我将非常幸福”(109)。
1701135665
1701135666
与福婶相同的是念婶也是在本地诸神不灵验后才转向上帝，不过念婶个案更凸显了本地女基督徒在皈依之后所承受的巨大的社会压力，同时也表现了念婶信仰的坚定。
1701135667
1701135668
个案3：绒绣，10岁时由母亲做主与邻村一男孩定亲，14岁时母亲去世，被接到婆家做童养媳。婆婆十分暴虐，其二儿媳妇忍受不了想自杀，该童养媳决定与她一起自杀。在当地，女子尤其是童养媳自杀是很普遍的事，多人一起自杀的事常有，曾有7个女孩决定一起投水自杀，其中3人死亡。后来该女子因故自杀未遂，婆婆担心惹出麻烦，遂将该女子另嫁他人。该女子信教后，认为自杀是邪恶的，因为身体都是属于上帝的，人无权毁灭自己(110)。
1701135669
[
上一页 ]
[ :1.7011356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