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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本地长老会建立以后，仍然与海外潮人保持密切的联系，其中最密切者为新加坡的教会，也就是当时所称的实叻教会。早期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传教者均为伦敦会传教士，有名者如米怜（William Milne）和理雅各都在此传教，条约口岸开放后所有在马来西亚的伦敦会传教士都离开此地转向中国大陆，只有基斯柏里牧师（Rev．B．P．Keasberry）坚持留下来，以独立传教士的身份开展布道事工，直到1875年去世。由于在闽南和汕头地区有大量移民前往新加坡等地，其中有不少是长老会信徒，所以1881年英国长老会海外宣道会在上述两地教士会的强烈呼吁下派遣第一位传教士阁约翰牧师（Rev．J．A．Bethune Cook）到新加坡传教，阁约翰在汕头学习潮语一年后就来到新加坡传教。(11)1901年该地六处堂会联合成立了“南洋中华长老大会”，此后每年开会两次，为长老会在新加坡最高机关。(12)由于新加坡长老会与潮汕长老会同属一宗，并都从属于英国长老会海外宣道会管理，自然是指臂相通，联系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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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长老会与新加坡长老会的联系依然是海外潮人与本地社会的乡土与亲情关系网络的延续，不过，在表现形式上却是呈现出某种体制化特征，即主要表现为一种教会的正式行为，而非在此之前的个体之间的私人行为，如在新加坡的一名叫杨明的信徒捐助给本地教友的捐款不是直接寄给某个个人，而是寄给汕头长执会，(13)而汕头堂会资助一位赴新加坡的本地潮人也是以堂会名义作出决定的。(14)两地教会声气相通，相互之间信函络绎不断，潮惠长老大会专门致函新加坡教会“以伸仰慕”之情，(15)同时也经常将本地教会的大致情况告知新加坡教会，(16)以互相鼓励。而新加坡长老会也经常致函潮惠长老大会，(17)新加坡长老会的这些函件都要在会议上由大会会正下令“展读”给与会的会众听闻，(18)回信也是非常正规的，不仅专委托纪事回复，且必须在下次大会专门就此报告。(19)如果没有及时回复，纪事必须就此向大会予以说明，并尽快修书回复。(20)两地教会还互相代祷，祈神赐恩。(21)在潮惠大会开会期间，如有实叻教会长老与会，必请其“共议会事”。(22)遇有大事，彼此必定互相通报，如新加坡1900年成立长老大会后即告知潮惠教会，而潮惠教会也将本地分立五经富和汕头两大会，并成立潮惠长老总会的情况及时告知新加坡长老大会。(23)当潮惠大会所属饶平县受北方义和团运动影响，教友和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时，实叻教会及时伸出援助之手，(24)捐助大洋255元以解燃眉之急，后饶属难事平息，受难教友得到官方赔偿，这笔钱最终被归还实叻教会。(25)在教务处理上，实叻教会也通力合作，对于原为潮惠大会所属后加入实叻教会个别不守教规的信徒，潮惠大会可以提出意见，报请实叻教会的牧师长老施行。(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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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惠长老教会成立后，与暹罗潮人的联系也很密切，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潮人在两地的频繁往返，自然也就加强了教会之间的联系。曾有一段时间潮惠大会的信徒“往暹罗者颇多”，实际对本地教会的发展构成较大影响，大会不得不派多人修书给予“劝慰”，(27)而已在暹罗的本地信徒也不时向潮惠大会来信，禀告有关情况，(28)大会必须回复和处理。(29)同时，少数在潮汕本地教会违反教规理应受到处分的信徒因外出暹罗，未能得到及时处理，只有通过“通知其所在地方堂会之任职者请其设法引导”，“俟其回音方行定议”来处理问题，(30)这自然就密切了暹罗和潮汕两地教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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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档案文献看来，自1881年到1902年的一段时间内潮惠长老教会与实叻和暹罗教会联系颇为紧密，几乎每次大会记录都可见双方函件往返的情况。不过1902年后这方面的情况突然减少，几乎很难从本地大会看到实叻和暹罗教会的情况，其中原因不太清楚。不过这并不代表双方的交流减少，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诸如对外的一般联系可能不再列入本地教会的议事日程，而直接由会正或纪事按常规进行处理。这种解释的一个证据是，原来与潮惠教会同属一个系统并且保持密切联系的漳泉大会和台湾长老会也几乎同时从潮惠长老教会的记录中消失了，而事实上从其他资料我们可以判断这种联系依然很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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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与信仰：近代潮汕基督徒的宗教经验 [:1701134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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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潮汕对南洋的人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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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本地教会与海外潮人教会的发展并不均衡。从长老会方面看，潮汕教会的发展速度、规模要远高于新加坡教会。根据统计，1904年汕头长老大会有完全堂会18个，未完全堂会54个，在任牧师9名，布道员45名，而南洋长老大会该年完全堂会是7个，未完全堂会4个，在任牧师2名，布道员6名。(31)1906年汕头长老大会有在任牧师10名，布道员51名，长老53名，执事97名，而南洋长老大会在任牧师1名，布道员8名，长老11名，执事10名。(32)1909年汕头该会有完全堂会23个，未完全堂会51个，在任牧师12名，布道员48名，南洋该会有完全堂会6个，未完全堂会6个，在任牧师1名，布道员9名。(33)1914年汕头有完全堂会30个，未完全堂会48个，在任牧师15名，布道员61名，南洋有完全堂会6个，未完全堂会7个，在任牧师2名，布道员8名。(34)很显然，无论就堂会数量还是宣道人员来说，潮汕本地教会的实力都要强于新加坡南洋长老大会。事实上，两地长老会的实力对比更明显地体现在信徒人数的对比上，参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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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长老会海外宣道区信徒人数一览表（1872—194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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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port of the Foreign Missions，Submitted to the Synod，1905．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No．2013，H-10，PCEFM ARCHIVES 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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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ur Mission in the Fast East 1847-1907”，No．2015，H-10，PCEFM ARCHIVES 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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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eport of the Foreign Missions，Submitted to the Synod，1910．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No．2017，H-10，PCEFM ARCHIVES 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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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eport of the Foreign Missions，Submitted to the Synod，1913．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No．2018，H-10，PCEFM ARCHIVES 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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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eport of the Foreign Missions，Submitted to the Synod，1915．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No．2019，H-10，PCEFM ARCHIVES 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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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eport of the Foreign Missions Committee，Submitted to the Synod，1916．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No．2020，H-10，PCEFM ARCHIVES 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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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Report of the Foreign Missions Committee，Submitted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1941．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No．2027，H-10，PCEFM ARCHIVES 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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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Report of the Foreign Missions Committee，Submitted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1948．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No．2028，H-10，PCEFM ARCHIVES 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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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汕头长老会的信徒人数是南洋长老大会人数的4倍多，且前者与客家地区的五经富大会合为一总会，实力又增加不少。正因为如此，潮汕本地教会可以给予南洋教会以一定的帮助，尤其是在教牧和宣道人员方面可以给后者实际的支援，潮汕本地的传教士也常因“公事”到实叻考察和短期传教(36)。不过，通过考察我们发现，潮汕教会的教牧人员到南洋布道多数都不是本地教会方面的安排，而是教牧人员的个人行为。如1901年晋名为牧师的詹承波在担任孚山、黄冈等会的几年职任后，(37)不久就到南洋传道，但从潮汕长老会后来取消其调理宣道会职任一事看，(38)他去南洋应当不是受本地教会的派遣，而是一种个人行为。当时像詹承波这样到南洋的布道人员应当有不少，实际上作为一个群体布道人员与普通潮人一样也经常“过番”和下南洋。根据詹承波的说法，当时“星洲传道之风”颇盛，不过前往传道者“多假薪以营园业”，换句话说，传道并非主业，领取教会的薪金乃是其经营种植业的一种辅助手段，不过，詹承波本人则是不领薪的“自食己力”者，只是在工作之余顺便“作圣工”。(39)这些布道人员到南洋，有一些是迫于生计的压力到南洋谋发展，但也有因为在潮汕本地遭遇种种不如意之后往往会寻求到海外去谋求发展者。曾在汕头教会很有影响的郭景云牧师就是因为内部的人事冲突而“卸任”，(40)后来接受星洲教会的聘请，远赴南洋传教(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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暹罗潮人教会的发展情况限于资料无法详述，但是很清楚，该地也是海外潮人的一个较集中的居留地，有比较成熟的潮人社区，所以潮汕本地布道人员亦愿意前往宣道。如1922年7月汕头堂会牧师黄寿亭在与西教士会和汕头中会发生一系列冲突之后，黄寿亭提出“请假休养”两个月时间(42)，随后就携眷南渡来暹罗，黄寿亭离开汕头赴暹罗当不是受教会所派，而是失望后的负气出走，因为他走时，并没有办理任何交接手续，他是在当年10月从暹罗向汕头长执会寄辞职信的(43)，而他在任时所收取的传道银等款项则是到暹罗后的次年才从那里寄回来的(44)。不过教会中枢并未因此深责黄寿亭，教会在此期间因遭遇前所未有的八二大风灾，损失惨重，还特地委托在暹罗的黄寿亭“实力募捐，以助遇灾堂会”，而其路费可由中会发给(45)。黄寿亭到暹罗后任职于圣经公会，兼摄理义福巷礼拜堂之牧职，其间曾竭力提倡成立暹罗基督教华侨区会（当时称为中会），该会即后来泰国基督教华侨区会之前身。(46)黄寿亭在暹罗任职一段时间后，适逢从汕头堂会中分离出来的本色教会汕头新中华基督教会聘请牧师，黄寿亭又成为其首任牧师。(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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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潮汕本地教会与南洋和暹罗等地教会有非常密切的人员往来关系，两地教牧人员经常发生交流，再加上相对优厚的薪资以及海外潮人的盛情邀请，所有这一切使得尤其是本地教牧人员非常愿意到南洋等地教会去任职，甚至一些在教会中担任重要职务者也愿意下南洋。如曾经担任过中华基督教会汕头区会常委会主席（按：即会长）的杨作新在1948年竟然也向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提出要求去爪哇或暹罗任职，(48)而南洋中华基督教长老大会救恩堂也监选杨作新为其堂会牧师，这说明双方的人员往来和信息交流是十分紧密的，不过，杨当时任职的第六联堂却不愿意让杨离去，他们接此消息后“惶悚莫名”，立即召集会议，上书汕头区会，提出该联已有近十年没有得到实任联牧，多是区会牧师摄理，自从杨作新主政以来，成绩斐然，杨的确是“此地最适最宜之牧者”，现在“一旦他去，则影响所及，不堪设想”，因此该联“一致通过坚决挽留”，除了派代表“多次多方向杨牧表示”外，也要求区会考虑该联会众“全体热烈急迫之情绪”，不要批准南洋大会的要求。(49)不过，区会在考虑和协调各方利益与立场后最终还是让杨作新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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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宣道会人员在潮人本地教会及海外教会之间的往来与工作则主要是体制性的流动，并不是个人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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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的是，尽管潮汕本地教会与海外潮人教会有很紧密的联系，从宣道角度看，其中有的尚且属于同一教派，为同一宣道会所管理，在人员往来的过程中也曾经有人试图在海外教会与本地之间建立更密切的组织联系，使海外潮人教会隶属于潮汕本地教会，但并不成功。1911年旅居香港的汕厦堂会（从其名称可知为潮人、闽南人堂会）教友上书请汕头长老大会立邱家修为其牧师，大会答应其请求，并要求以后其牧师长老每年可来汕头参加长老大会，并可将其长老会簿、长执会簿缴交大会，由大会查察，其每年费用、银项也应寄来，以便汕头大会可以合结总数。邱家修本人也表示愿意去香港任牧师，此事遂定。(50)这说明早期香港长老会与本地教会联系非常密切，甚至有教友希望与潮汕本地教会在组织体制上建立从属关系，所以汕头长老大会才会提出上述要求。不过，邱家修在香港任职时间并不久，数月之后就提出辞职，(51)而根据汕头大会所派出的专使调查的情况看，主要原因是该堂会“教友之心尚未同心全归”汕头大会料理，所以由汕头长老大会直接管理香港汕厦堂会的计划没有获得成功，不过，汕头长老大会认为该处传教之事“实为紧要”，所以愿意帮助该堂会代请先生传道。(52)两地教会仍维持一种平行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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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与信仰：近代潮汕基督徒的宗教经验 [:1701134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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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洋对潮汕的经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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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潮汕本地教会对于海外潮人教会发展的主要贡献是提供了为数众多的信徒和宣道人员的话，那么海外潮人教会对家乡教会则提供了大量经济上的帮助。长老会的各项事业实际与潮汕对外贸易网络有着密切的关系，商贸路线实际就是侨资输入的路线，也是潮汕教会与南洋教会人员往来的路线。由于香港在19世纪50年代后逐步形成的港叻暹汕贸易体系中居于中转站的位置，港汕两地经济联系十分密切，从事进出口贸易的港汕西人成为一个群体，这些人成为长老会事业的支持者。南澳大地震时福音医院就向这一群体募捐6000余元，用于救灾。而潮汕本地商人则是这一贸易体系的主要成员，在香港成为自由港后他们大批进入该地从事贸易，早在1868年潮州商人就在香港成立了南北行公所，成为当地第一个华商集团，也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同业组织。(53)这些商人也是长老会事业的重要支撑力量。1918年汕头福音医院财政遭遇危机，入不敷出，有近百家的香港商行捐款大洋2135元，其中著名的乾泰隆行和元发行各捐款100元。“八二风灾”后旅港潮州八邑商会汕头赈灾团给福音医院捐款大洋3000元。(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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