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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一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将孔子塑造成爱国的典范，这显然是以民族主义理念重新诠释孔子，其二是展示了学生以天下为己任，在爱国运动中的锋芒毕露，其中“不可一世”一词很恰切地反映了当时学生的矜持与自负。白华在对学生进行表彰后，马上笔锋一转，开始严词责骂那些主张调停的学生家长，认为他们让学生返校，甘心受外国奴役，“非我国人丧心病狂，何以至此”，他认为“此等亡国奴性已大可诛”，不过白华最严厉的批判则是指向教会，他指出，“外人在我国内设学，原藉宗教煦煦孑孑之仁义（如开设医院学校之类）以笼络人心，与我孔圣有教无类之宗旨大相悬殊。彼教会中人不识不知，认贼作父，受其奴隶胚胎，罔不驯服”。在白华眼中，只有华英学生“英挺不羁”，究其原因是他们在进华英之前已经受过小学教育，“平日涵濡孔教既深”，“稍具国家常识”，所以才能在爱国运动中“当仁不让”，其爱国热诚才会“出诸校之上”。现在，如果听任华英校方禁止拜孔的做法，那么“中华国土亦可不准认为己有”，他鼓励学生坚持到底，坚决不返校，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教育问题，而是“一国国教问题”，在他看来，华英激成风潮并非是“仅为国权”，也是为了“国教”，这是“最有价值”的，“今我国尊孔教为国教，关系实属重大，学生以去就争之可，以生死争之亦可”，因为“志在保国，必先保教”(48)。至此，白华言辞之激烈程度已经远甚于学生之公开信，为了其保教的理念，竟然要求学生生死以赴，俨然一孔教卫道士，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受到了康有为、陈焕章等人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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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告父老书发表后，10月30日浸会角石各堂在沙陇集会，会上有人宣读了该文，当读至“宗教亡国”四字时，“人人眦裂发指”。由于当时汕头的各种报纸在登载消息时普遍对教会不甚友好，“污毁实甚”，所以有人开始商量专门创立一家教会的报纸来表达教会的立场。20世纪的岭东教会民族意识已十分清晰，普通基督徒比非信徒的爱国热情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积极参加各种爱国活动，甚至有的传教士也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持积极的支持态度。作为团体，教会方面也一直致力于教会的本土化，希望逐步由中国人自己管理自己的教会，但是，现在华英学生不仅否定了他们的爱国热情，而且完全否定了他们神圣的信仰，他们自然会作出激烈的反应。不过，相比较而言，白华文章中攻击教会人士“不识不知，认贼作父”，这种一竿子打倒一船人的做法，更让他们感到“忍无可忍”，甚至有人提出先将白华“殴至半死”，然后再“送官治罪”。这种意见当然不会被主张“以文明手段对待”的教会领袖所采纳。11月15日，潮汕长老会和浸信会两会教会领袖50余人在外马路贝理神学院集会，决定派张亦镜、刘泽荣为文驳斥(49)。当时，西教士方面担心吴白华的文章会引起仇教行动，准备通过驻汕头的领事进行交涉，但本地教会领袖反对这种做法(50)。他们显然担心，这样会使问题复杂化，变成真正的中外之争，那样反倒对教会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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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方面所采取的实际反击措施首先是直接与吴白华本人进行交涉。18日，教会派黄日初、陈成文两人前往白华处交涉，经过交涉据说白华已经“知悔”，并愿意撰写一篇文章登在《公言日报》以示更正。20日晚教会方面再次开会，会议决定等白华的更正文章交来后再作处理。在教会方面咄咄逼人的攻势下，白华亦开始央人疏通，以渡过难关。21日，白华的表弟罗某与罗嘉树从揭阳来汕头拜访张亦镜等人，并带来了浸会揭阳真理中学校长林建中给张亦镜等的一封信，林在信中首先表明自己与白华一向“颇有交情”，并说白华“品诣端方，言论亦极稳健”，其母舅家均为浸会信徒，其父亲以前也曾在浸会的角石中学担任过国文教员，而林建中本人两个月前在汕头还与白华谈论基督教事业，白华对基督徒办事认真的态度非常赞许，但现在却前后判若两人，林相信“吴君之言，或有所激而发，非其本心”，要求张亦镜从中疏解。在张亦镜指出白华文章的“罪恶”后，其表弟与罗嘉树一同前往白华处，严责白华，要求白华作一篇更正文字，以肃清影响。白华后来只写了寥寥数语寄《公言日报》。22日晚，白华本人亲自拜访张亦镜，受到张的严厉批驳，白华当面亦表示认错。但是，23日《公言日报》却刊登了白华如下的更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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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日登载白华《解散华英学生感言》，原稿“彼教会中有人不知不识”被手民漏去一“有”字，至“认贼作父”原稿已经涂去，误行刊入，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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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教会而言，刊登这样的更正文字，还不如不登，这种欲说还休的表达方式非常巧妙地再次攻击了教会，其影响更为恶劣。显然，白华并没有打算真正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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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方面由李耀宇在《公言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驳斥白华的观点。不过，由于李在写作该文之前先询问过该报编辑可否发表回应白华的文章，该编辑虽然偏向白华，但作为编辑至少在表面上必须给争辩的双方以对等的机会，以陈述自己的观点，所以回答只能登“讲道理”的文章，而“闹意见”的文章则不能登(51)。这样，实际上就规定了李的文章的风格，所以与白华文章的义愤和偏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李的反驳文章显得十分平和、公允。接着，张亦镜在其主办的刊物《真光杂志》发表一个专号，全面回击学生及白华对教会的攻击。张是20年代教会方面一个坚定的护教者，曾与很多人进行过论战，教会方面选择他来担任论战的主角，显然是觉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非基督教运动兴起之前，像华英学生和白华这样放肆地攻击教会和宗教的情况，甚至直指“宗教亡国”，在当时是颇为少见的，教会当然不能轻易放过。李、张的文章首先认定，华英风潮并非所谓爱国与反对爱国之争，而是拜偶像与禁止拜偶像之争，因为教会方面也是爱国的，许多基督教徒和教会学校都参加了五四运动，即便是华河力校长也没有禁止过学生的爱国运动，不然华英就不可能在这场运动中走在汕市诸校的前面，他们认为在学生应当尊重信教自由的原则(52)，不应当故意违背教会学校的规定而有意为难校长，如果学生坚持要拜孔像可以在校外拜，一定要坚持在校内拜则是意气用事(53)。至于白华之誓死捍卫孔教的观点，李、张均不以为然，张亦镜明确指出所谓国教说与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时代趋势根本是背道而驰的，他认为，尊孔是一回事，救国是另一回事，两者毫无关系(54)。张亦镜还对所谓以孔教为国教说的由来作了仔细的考订和批评，反驳这种看法对张亦镜来说是驾轻就熟，因为此前他就专门撰写过长篇论著批驳陈焕章的以孔教为国教的主张(55)，且曾在香港《大光报》与康有为的《国是报》展开过论战(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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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华英捐款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斡旋和劝告下，校方答应重新开学，而学生家长则允诺“各率子弟回校向校长谢过”，而此时学生“亦多幡然悔悟”，七八十名学生在11月16日“遵命返校”，占原来肄业总数的三分之二(57)，但仍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坚持不返校，在汕头商业街成立友联中学(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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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新青年》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群体已经展开“打倒孔家店”的战役后，华南一隅的华英学校仍然坚持拜孔，似乎表现中心与边缘地区的时代落差，但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民族主义是需要符号的，没有人顶礼膜拜的爱国符号，芸芸众生是很难汇合到爱国的洪流之中来的。华英学生选择孔子作为爱国符号的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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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与山东青岛问题有关，因为孔子为山东人，学生希望利用孔诞日提出山东问题，“唤起圣地之注意”(59)，进而“唤起人民之救国心”(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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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与教会学校对待孔子的态度问题有关。对教会而言，从明末清初中西“礼仪之争”起，禁止祭孔拜孔即成为教会共识，到近代这一问题又被提出来，尽管有个别传教士主张开禁，但始终未为各主流教会所采纳。对于教会而言，耶稣是神，孔子是人，两者根本不可能相提并论，根据禁止偶像崇拜的神圣戒条，在教会学校是绝对禁止祭拜孔子的，甚至在孔诞日举行纪念仪式也有可能被认为是迎合异端的举动，岭南大学的钟荣光就认为“华英准人作孔诞纪念，已容魔鬼乘间”，他对此“不能符合”，他主张在教会学校应当“极端排斥”纪念孔子这一类行为(61)。这样，教会学校的学生自然就无法与其他知识分子一样纪念孔子。孔子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尽管此时在中心城市已经有少数知识精英开始对孔子展开批判，但对一般知识分子而言，两千年所形成的孔子地位短时期内仍是无法动摇的。纪念活动是一种表达身份认同的仪式，教会学校的学生显然不愿背上数典忘祖的罪名，而被人视为异类，祭拜孔子对他们来说是回归中国主流社会的一种标志，如果说非教会学校的学生纪念孔诞多数情况下是一种走过场的官样文章，而教会学校学生则是以充满神圣和敬畏的心情来参与此类活动的话，那么此时如果校方出来禁止就会被认为亵渎了他们神圣的感情，自然就酿成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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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与岭东地区特殊的人文环境有关。“海滨邹鲁是潮阳”，作为文化边缘地区，岭东一直对中原文化有一种神圣的向往。在近代，岭东地区在爱国运动方面一直存在非常明显的追赶意识，每一重大事件几乎都在该地区有相应的回响，且唯恐落人之后。在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表象下面，延展的是传统的文化意识，即努力与文化中心区域保持一致的企图。追求政治正确的背后落实的却是文化的同一，热情如火的爱国情怀折射的却是烦躁不安的文化焦虑。从学生的告父老书和吴白华的文章，我们都可以看出，当康有为、陈焕章等人的保种保教的主张在文化中心被某些知识精英视若敝屣时，在岭东地区却很有市场。在汕头，孔教会一直很活跃，在20世纪20年代像筹办潮州大学等重大事项均有孔教会参与其间(62)，到1946年该会仍在积极活动，拥有成员158名，其中大埔人温丹铭、饶平人陈焕章等学界和商界名流亦列名其中(63)。显然，文化边缘地区比中心区更为珍惜传统文化及其符号象征，从文化中国走向政治中国，从而形成新的国家认同，是文化边缘地区所通常采取的一种路径。认为“宗教亡国”，并提出收回教育权的主张，人们看到了在拜孔主张背后表现的一种绝对超前的时代思想，要知道即使在中心城市，非基督教运动的兴起也是1922年以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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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孔风潮之后，华英校方汲取教训，改变了以往相对宽松的管理政策，开始对学生参加校外的各种社会与政治活动采取比较严厉的管束方式，以此约束学生，防止再次发生风潮。不过，一所学校是否发生风潮，固然与其管理方法有关，更与整体社会环境有关。自五四运动以来，全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各地学校风潮此起彼伏，就岭东而言，岭东学生联合会在从事各种爱国活动的同时，与其他团体合组为各界联合会，协调行动，且在各团体发生矛盾时能够“出面调停”，使事件获得圆满解决(64)。这表明学生组织在岭东的政治生活中已经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在汕头，岭东学生联合会的学生到各商行查抄日货成为其一项经常工作(65)。在外界如火如荼的爱国形势下，华英学生自然也不甘落后，坚持“求学为国之本旨”，时常参加岭东学联组织的活动，不过面对校方的严格纪律，学生不得不“忍气吞声”，“蜷伏屏息”(66)，在行为和方式上有所收敛，以免触怒校方。但相互提防的心理使学生与学校实处于潜在对立的两极，双方的关系已颇紧张，一旦时机成熟就会爆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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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6月19日，华英学校再次发生风潮。当天按阴历计是五月十四，正是岭东学生联合会成立两周年的纪念日，根据以往惯例，这一天汕头各校学生集会游行，以“提醒全国同胞”不忘救国。但本年华英校长华河力“以礼拜（按：当天为星期天）重要为词，禁止学生出校”，学生则提出礼拜固然重要，但一年有五十多次，而学联纪念会则一年只有一次，且该纪念会关乎“救国运动”，所以“坚请放假”，但得不到华河力认可。在这种情况下，学生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即全校130余名学生中，以信教的50余名学生留堂礼拜，其余学生“放令出游”，华河力仍不答应。很明显，华河力是害怕此先例一开，后面更难收拾。学生则认为“信教自由，环球皆然，断不能强迫以侵人自由”，况且这一天在汕头的教会学校如角石、真光等学校均变通处理，“俱于是日一律整队游行”，那么“华英何得独自违异”，乃“再三请愿”，“恳挚婉求”，华河力还是不同意，并且准备将有关学生“记过斥革”。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乃“议决退学”，并于24日在《公言日报》发表了退学宣言书。学生在宣言书中攻击华河力“摧残学生”，“妄肆威权，冀达其破坏救国目的”，而华河力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他与学生“不同国，不同种，不同教”(67)。在宣言书里，“不同国，不同种，不同教”是特别用大字黑体标示出来的，非常醒目。这种标示方式非常强烈地表达了退学学生对华河力及其所代表的校方的敌对立场。华河力是一位学识渊博、道德纯正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信仰虔诚的牧师，其本人一直很受中国教友的尊重(68)。华英能够发展成为岭东地区水平最高的学校，可以说，主要是华河力个人努力的结果。但是，现在华河力本人在学生眼中却成了压制学生爱国运动的罪魁祸首，而华河力之所以要压制学生则是出自本性，因为他不是中国人！民族主义是需要敌人的，是需要一个可供攻击的靶子的，如果没有就需要塑造一个出来。自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日本就一直是中国民族主义的靶子，但无奈与汕头相距甚远，查抄日货虽然可以部分宣泄学生的爱国情绪，但日货毕竟不是一个具体的敌人。现在华河力仅仅因为行使校长权力，阻止本校学生的一次集会游行，就很自然地被自己的学生当成爱国运动的敌人。作为华英学校的中坚和灵魂的华河力成为敌人和靶子，则华英命运似乎已被注定。在将华河力确定为爱国运动的敌人后，学生的爱国激情就如决堤之水，奔涌而出，他们说：“嗟嗟！卧榻蹙蹙，酣睡已属他人，恨海茫茫，真魂虽填精卫。救国事业，惨被摧残，人格被夺，于焉极点。学生等无宗教之臭味，本良心之觉悟，自应共相勉励，策划前途，以副诸父老昆弟姊妹之期望。彼华校长者，以英日续盟之阴险，阻吾辈救国之进行，遂酿此莫大之风潮。”(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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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的传教士是绝不可能参与英日结盟这样重大的政治外交活动的，其禁止学生游行与英日结盟也没有任何事实和逻辑的联系，可以说学生的指控完全是一个臆想出来的神话。但是，在一个民族主义的时代是需要这样的神话的，尽管这种神话会使一个民族的思想导向极其褊狭的死胡同。学生一方面要求“信教自由”，另一方面对“宗教”（实指基督教）极端排斥，就是这种褊狭思想的生动表现。没有自由主义和国民国家观念做内蕴的民族主义，只能是一种极端排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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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风潮之后，直到1925年之前华英又获得了短暂的安宁。过去曾给学校制造许多麻烦的学生爱国团体此间一直比较沉寂，没有违反校纪和干扰教学的事件发生(70)。与此同时，学生人数也有明显的增长，1924年秋季达271人，1925年春季开学时达到292人，与1921年相比，人数几乎翻了一番。3月，广东革命政府东征军收复潮汕，在此政治形势的鼓舞下，由一所新开办中学所领导的汕头市非基督教运动，开始将运动的方向直接指向基督教学校，希望通过唤起教会学校的学生的爱国热情，使其在情感上疏远母校，教会方面则担心此举有可能导致学校内部的摩擦乃至分裂。但是，在5月4日岭东学联在汕头举行纪念五四运动的集会游行时，当会场出现反基督教的情形时，华英学生一致以退出学联表示抗议(71)。5月7日，汕头国民党市党部组织各校学生举行纪念国耻大游行，包括华英在内的各教会学校“单独出巡”，并没有参加以非教会学校为主体的大游行活动(72)。显然，教会学生藉此既表明了自己的爱国态度，又显示了忠诚母校、尊重校方办学宗旨的独特立场。就华英而言，学生此举表明，尽管历经风潮，他们对学校仍然有较强的认同感，不能容忍来自校外力量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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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革命外交”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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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惨案发生后形势骤变。汕头各界在6月8日举行了万人示威大游行，提出打倒帝国主义、铲除不平等条约的目标，各校学生亦准备举行罢课，6月12日，由国民党市党部和日报工会等团体组织成立国民外交后援会（以下简称“外交后援会”）(73)，统一领导全市的反英爱国运动。在汕头这样的中等城市，真正与英国有直接关系的机构并不多，在此情况下英属教会学校自然就显得十分扎眼，为各方瞩目，所以外交后援会成立后即发出警告，通知凡属英国人所办学校的教员学生，必须立即离校，否则将受到“严厉之对待”(74)。外交后援会如此对待教会学校，不仅因为它是英国人办的，而且还因为教会学校有可能削弱和败坏爱国精神(75)。显然，这是对“五四”和“五七”两次大游行中教会学校独立行动的一种回应。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教会学校的外籍人士感受到危险，而且所有在潮汕的传教士都感到了危险。因为五卅惨案爆发后，所有在华的英国人都有可能被认为是帝国主义分子，成为爱国运动的对立面。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基督教的同时并举，使在汕的英国传教士感到形势的严峻(76)，他们召开特别会议，决定让其家属和妇女传教士尽快离开汕头，到新加坡、中国台湾等相对安全的地方去，或径直回国(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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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在普遍对英国人充满敌意的氛围中，由英国人担任校长显然不可能控制局势，所以华英的英国籍职员与教师全体退出学校，而将管理移交到中国人手中，学生一直坚持到该学期的正常结束，不过其间既没有上课，也没有进行期末考试。对于校方而言，唯一感到欣慰的是在如此紧张的形势下没有发生直接攻击英籍教师的言行(78)。对于华英中学校长华河力来说，学校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维系下去的，从师生的安全角度着想，决定暂时关闭学校。至于学校的重新开放，必须等汕头市抵制英人运动平静下来，且华英学生必须充分保证不再卷入任何政治动乱之后再做决定(79)。学校在8月正式通知学生家长，学校因时势所迫，暂时关闭一学期。至于在此期间学校的管理，教士会准备将其暂时移交给一个由中国人组成的校务委员会，该委员会中基督徒应占多数，且必须明确承认教士会对该校的所有权(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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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英学生在得知学校的决定后，立即由学生会向华河力进行交涉，提出为补救学生失学起见，请求借用校舍及器具一学期，并请旧任教员帮助其继续开课，进行补习。学生会的要求似纯粹从学业着想，自然无法拒绝，但考虑到该组织一直热衷于政治运动等因素，教士会为慎重起见，在讨论之后提出了几项要求，首先要求借期以一学期为限，如果其间中英交涉问题解决，那么华英可随时开学，合同自然终止；其次，参加补习的学生必须是原来华英的学生；第三，学生必须爱护学校财物，如损坏必须修理或赔偿；第四，学校校舍只能用于教育方面，如果学生不得已必须举行一些政治活动，也必须在校外举行。学生基本上接受了上述条款，只要求对第二条略为通融，学生不能局限于旧华英学生，校方也很痛快地答应了(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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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件的发展进程看，学生会租借校舍的行动显然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计划的开端。在校舍租借一事初步确定下来后，学生马上更改学校名称，并于9月5日在报纸上发表宣言，称自华英学校停办之后，学生重新组织，学校改名为“南强”，以表示“完全脱离英人”，且谓其所借之校舍原来就不是英国人的产业，不过是一种“公产”而已，所以“以假借为第一步，将来可以收为己有也”，并且说陈雨亭的两个儿子愿意帮助学生争回该校(82)。很明显，学生在筹划租借校舍的同时已经有藉此收回学校的考虑，并说服了陈雨亭的两个儿子在此事上站在学生一边。在这种情况下，教士会乃发出公函，通知在校学生必须更正关于学校产权的声明，否则必定收回已借出之校舍。从教士会采取的行动看，尽管它对学生的反叛行为十分愤怒，但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只是将学生行为视为一时冲动，如果教士会此时采取断然措施完全关闭学校，则事情不会发展到不可收拾。在教士会公函发出之后，乃有张廷鉴出面调停，张系一名学生的家长，同时也是华英旧教员和长老会教友，张曾任汕头美国领事馆华人秘书，并开创柯宝等多家洋行，其子亦多在洋行任职。可以说，张廷鉴在当时是一颇有影响的商人。(83)张廷鉴出面为学生担保，并说学生发表宣言，并不是想藉此霸占校产，而是迫于形势的压力不得不做的一种“掩饰”姿态。经过再三商酌之后，教士会乃下令华英学生会亲具正式公函，“承认及保证华英学校之校产为英长老会主权之所有”后，方准学生进校。学生会同意了教士会的要求，立下保证书，内容如下(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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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契约人江学校学生会全体学生，兹因华校长宣布将华英学校暂行停办，学生等为免旷学起见，特向华校长商允，暂江华英学校借与学生继续修业，对于该华英学校校舍产业主权，学生等认明系英国长老会之事，与学生无涉，决无侵犯之意，口恐无凭，立此存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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