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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牧师讳饶理者，大英国之苏格兰人，创立潮惠长老教会之牧师也。当其受命东来，暂住厦门，乃居不数月间，遂发爱潮之念，甚切，爰别同僚，初来妈屿，继住汕头，于是遍传福音，三十五年于兹矣。溯其初莅潮州时政隳民乱，焚掠劫杀，所在皆然，故越境艰难，不若今日海内荡平也。牧师效保罗之锐勇忠勤，裹粮四出，冒危苦，受欺凌，更仆难数，日惟寻机宣道，临城市，诣村野，寒暑无间，潮属之地足迹几遍，因而多设教会于学老、客属焉。洎乎患病回国，调养八年，眷念潮惠，无时或息，自此西教士接踵前来，多由牧师之启导也。于时身体虽弱，亦不顾虑，挺然携眷复临，住汕，掌理大学，诚有造于诸生。且时巡各会而施教诲焉。其事主也虔而锐，祈祷恒切，守道惟诚，于安息日之慎可见其概其持己也勇而坚，外而诽谤沸腾，迫害交至，内而疾病缠绵，师娘中殂，虽逆境变故为不数观，其进修亦与日月俱深。其待人也仁而忠，偶见有越法而驰，即不能容，而告诫精详，慰勉备至，不忍一机之稍失焉。满期天假之年，长资牧养，乃去冬南巡至葵潭，染肺疾，回汕调治，日益增剧，爰于正月初三中夜中西友生握别，虽困倦殊甚，亦鼓励频加，迨至初七日当午溘然安逝，一时会众震悼同深，享寿五十有八，所遗留子女五人，皆继师母所出，均尚幼稚，师母因携回故国焉。嗟乎！哲人既往，教泽犹存，其懿行芳踪，俱足为同人则效，岂特脍炙人口而已哉。(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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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文内容看，施饶理之所以成为该会首位被立传者，既是因为他是该会成立后第一位去世的英国牧师，更是因为他是潮惠长老教会实际的创始人和奠基者。至于黎力基只能算是福音入潮的先驱，并非该会之教士，而宾为邻尽管是英长老会最早进入潮汕的传教士，但时间不长，效果不彰，没有发展一名信徒，所以也只能算是该会之先驱。(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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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旗的传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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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长老讳旗者，澄海属之盐灶乡人。福音传至潮州初结之实也。当巴色圣会之黎牧师首携福音传于潮属濒海诸地时，即闻道信从领洗礼焉。比黎牧师受迫他适，翁之信道尚坚固不移，而英长老会之宾牧师至盐灶，翁亦领其教也。越二年，闻施牧师至妈屿，特意造访，遂与相助传道，历二十有余年矣。初因从道，不祀木主，原配陈氏怨忿欲绝，甚至兄弟交谪频加，乃慨舍先人遗业，惟赁田数亩，耕作度日，所缺乏者惟仰给于主焉。行年五十有余，身遘危疾，一二载卧床不起，用度阙如，而祈祷常切，并督诸子按时工作，以御困穷。愈数载，为本堂选举以任长老之职。当未信道之时，素号刚烈，历年传道交际之间，亦侃侃如也。惟于欺凌困迫之者，又多不以为意焉。迨年老辞职，数载于兹，正期颐养以乐天年，不意去冬遘疾，日剧一日，于今春正月初五夜安然而逝，于时毫无挂怀，惟虑世人好多拜偶像而已，享寿七十有二。信道四十余年，四子二女均继室陈氏所出，长林仲任本堂执事，次林芳任揭邑等会牧师，三林起，任汕头堂会长老，季林华任本堂长老，二女既长适人，翁毕生历难食贫而无怨心，男婚女嫁均与信道之家，于以见翁之修齐悉遵主训也。圣眷之隆，夫岂偶然也哉！(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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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文字里有一段值得特别注意，“初因从道，不祀木主，原配陈氏怨忿欲绝，甚至兄弟交谪频加，乃慨舍先人遗业，惟赁田数亩，耕作度日，所缺乏者惟仰给于主焉”。这段话的意义似乎是对林旗坚守信仰的表彰，实际上这是对林旗的一种隐晦批评。事实是林旗因为信教而遭受家人强烈反对，曾经有一度放弃了信仰，并将《圣经》、传教小册子及赞美诗退还给了黎力基，尽管黎力基极力劝阻争取，但并无效果。(47)长老会将此历史以隐晦的方式提出，对于明白此段历史的人自是警醒，对不清楚事情原委的信徒来说则是一种勉励。不论怎样，长老会将林旗作为本土信徒的首位立传者就已经肯定了他的地位。林旗去世时的身份是盐灶堂的长老，也是潮惠长老大会首批13名长老之一，而与林旗同时担任长老大会第一批长老的蔡常花、陈才通、洪路儿、官必然等后来去世后没有立传，所以长老身份只是他得以立传的必要条件，尚不是充分条件。另一重要的原因是他被认定为长老会发展的第一名信徒。可是，林旗只是长老会第一堂盐灶堂的最初13名信徒之一，除林旗有传外，其他信徒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来。何以其他人连姓名都没有，而林旗却不仅有传，而且是本土人士入传的第一位。从传记透露的信息看，林旗的子女在教会内取得的地位也有很重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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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入潮百年纪念所立的传记可以证明教牧后裔对教牧地位的确立存在相关关系。百年大会纪念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以官方立场为该会百年历史和人物正式定位，本土教会人士是教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立传的标准自然首先应是该人士对教会发展的贡献及传主在教会内的地位。不过，贡献的大小、地位的高低既与传主本人相关，也与传主的后裔在教会内地位有关。盐灶堂为庆祝福音入潮百年，同时也是庆祝该堂会百年史，曾为该堂牧师长老立传。在长老传记部分，林旗列名首位，另一长老林廉排第二位。林廉虽然与林旗一样，也是潮惠长老大会首批13名长老之一，但其传记只有区区158字，从传记中可知林廉的年龄小林旗7岁，也是“为盐灶教会之先进者”，是否为首批13名信徒，传中并没有交代清楚，甚至连去世的时间都没有写，更没有提及其子女情况，(48)这只能说明林廉或者无子嗣，或者其子嗣之地位不高，可以不提。盐灶堂为林旗撰写的传记字数为575字，几乎为林廉传记的四倍，这份传记没有再提及林旗背弃信仰之事，且用一半篇幅重点介绍其子女的事迹与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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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之哲嗣，长文智，任长老。次文耀，任牧师。三文拱，业医布道，任长老。五文荣，亦任长老布道。长女腓比，归李门。次女罗大，归蚁门。满门俱肩圣职，善继善述，箕裘克绍，显见先人遗风于今，翁内外孙曾六百余人，蔚然成族，继绳祖武，祖后光前。岁在甲子，盐灶新堂落成，旧堂辟为学校教室，而翁之哲嗣文耀牧师、文拱长老、昆季子侄，久有念先之念，盐灶教会长执会，因商请捐资，仍志上小学旧址筑楼以纪念厥先翁绩顺公，二供礼堂之用，斯楼落成，颜曰：“绩顺公纪念堂”，而今堂宇巍峨高矗。遗像辉煌，音容宛在，巍然壮观，斯诚帝恩之渥，亦先进道基之巩，宜其子孙，与教会之同纪念也，岂只壮观瞻，起孝思励后进已哉。(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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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内容从世俗的角度看简直就是一份家谱。事实上，林旗的四子二女中只有次女没有专门立传，其他均有传记，其中次子林芳和三子林起均由汕头区会立传，其余三人都是由盐灶堂立传(50)。林芳于1886年经长老大会考试进名，(51)1888年9月5日正式按立为揭阳等会牧师，(52)是长老会按立的第二位本土牧师，传记详细叙述林芳之履历，不但列举他担任汕头区会和岭东大会会长之事，且说林芳“屡次代表参加全国教会会议，嘉猷嘉模，尤著劳绩，堪称岭东导师”，又说是“岭东基督教会柱石”，文中特别说“其足以慰翁心者，一门子孙为教会长老、执事，有任盐灶堂者，有任潮安堂者，有任伯特利堂者，皆系为会服劳，疏财好义，济孤恤贫，既步后尘于以往，允继先志于将来，其方兴未艾，盖上主之报施善人为不爽也”。值得注意的是，从汕头区会的会议记录看，这份传记执笔者为侯乙初牧师，他与林芳是儿女亲家，他是直接为儿女亲家写传，只不过经过会议的宣读，得到认可而载入会议记录之中。(53)另有一份由汕头区会干事林之纯牧师撰写的传记称林芳为“潮人沐主恩皈圣教第一人绩顺长老之仲嗣”，是“岭东导师，教会善牧”。(54)实际上在林芳去世之前，他就直接以“姻翁林芳牧师传略”为题写过林的传记，只是预先将去世之日期留空。(55)而侯乙初本人在岭东大会内也是重要的领袖人物，并且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曾在其家乡捐建学校，“在棉湖市拨巨款帮建基督教堂，在汕头市独力为聿怀建筑大礼堂”，又为区会建议事厅（即三牧楼）。(56)林起曾任汕头伯特利堂教师和潮安福音医院院长，在岭东大会内也有重要影响，传记在讲述林起事迹之后，也专门叙述其子嗣，云“翁有丈夫子章雄君，任盐坛乡乡长，抗战期间，维持乡政，肃清匪类，安戢地方，乡人德之，孙鸿慈毕业圣约翰大学，前程腾达，正未可量，女四，或适名医，或适巨贾，皆社会伟人”。(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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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的是，在长老会的人物传记中以大量篇幅描写传主子嗣事迹的情况并非个别现象，父子同时立传的情况也很普遍。1925年林章造牧师去世后，汕头中会为其立传，传云牧师“子六女三均成立，长男任牧师，三男任长老，二、四男任执事，内外孙媳五十余人”。(58)1948年，林章造之长子林受天去世，汕头区会也为其立传，传云：“受天牧师姓林氏，世居澄海盐灶乡，生于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岭东大会先进林章造牧师之长公子也。幼承庭训，且受基督教教育，由小学而中学，深得基督教义，决心献身为主工作，以继父志，遂入贝理神学院，研究神学。一千八百九十八年毕业，受派任广美、汕尾、龟背等堂会教师，先后共十载，努力自修，考取进名，获牧师职，膺聘历任柘林、黄冈、海山、竹桥等会牧师，共廿八载，化治有方，足迹所至，靡不向化从风。中间曾任岭东大会、汕头区会会长，五运干事等职，翊赞中枢，事工可记。……牧师有男六女二，皆后起之秀，除六儿不幸早夭外，皆能成立，克绍先人。长执医业，以次经商国内外，称商界巨擘，又复好义急公，长女归王牧师超英，知名士也，季女幼稚，师范毕业，尚未适人，内外子孙四十余人。”(59)林章造第三子林性道(60)、第四子林性天(61)也分别由区会立传，传中对各自子嗣事迹也有很明确的介绍。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可以说，这些传记既展示了教会内部的谱系和关系，也展示了特定个人和家族的权势和影响，同时也显现出教会内外极为复杂的亲缘与地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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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林旗家族和林章造家族的人物传记中还可以看出，传主及其子嗣的婚姻关系也是教会人物传记重点关注的问题。事实上，婚姻关系不仅是家族自然延续的必要条件，更是家族能否在教会谱系内占据重要位置的关键所在。与近代来华的许多教派一样，长老会也要求信徒子女的婚配应在教会内部解决，反对与非信徒通婚。这样整个教会就成为一个相对固定和封闭的婚姻群体，在群体内部信徒为了巩固和扩大所属家族的影响，建立强有力的婚姻关系网络成为必然选择。有的牧师传记载明“儿女婚配，皆教会名望家门”，(62)有的直接说明聘娶教牧之子女姓名。显然，教会内部已有的等级关系既是教牧子嗣选择婚配对象的标尺，同时门当户对的婚姻关系也进一步强化了既有的教会谱系。以郑少怀为例，郑之所以能成为岭东大会的干事，除了他本人具有突出的学识才干外，与他迎娶揭阳玉湖的黄少岳（字衡）牧师之女应有一定的关系，当郑少怀在五经富教区工作时，黄衡已经是当地很有影响的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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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人士的地位不仅由其在教会内部的角色决定，其在地方社会和乡村宗族的事务中所起的作用及其担任的职务也是重要的衡量标准。枫口礼拜堂的郭柏豪长老不仅“留心教会之公务也，力宣道，更创新堂”，(63)而且对于社会乡族之公益力为赞助，“每有邻乡发生事故，则力任调停，为之排难解纷，婉言劝谕”，并被地方推为民团团副。(64)棉湖堂长老黄才高遇事排难解纷，因此得到乡人爱戴，被推为民团长，当时适盗匪横行，黄“乃倡建堡垒，集乡人守卫，维护地方，闾阎安堵”。(65)担任乡民团长的还有棉湖堂长老李再造，(66)盐灶堂长老林章宠。(67)此外，棉湖堂长老黄腾芳（黄才高之子）“热心维持桑梓地安，使匪徒不得劫掠，乡人爱戴”而被举为乡长。(68)这些人在地方上的影响大小也是其在教会内地位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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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叙述传主去世后的参加葬礼人数，可以较为清晰地展示其在教会和地方上的地位和影响。著名医生、松口堂长老郑怀深（郑少怀之父）出殡之日，教会友朋，社会绅耆，执绋者众。(69)曾勉鲁牧师去世后，“执绋之士，各界纷至，挽轴蔽日，整队盈山”。(70)河婆堂长老陈万和去世后，执绋送葬者百数十人。(71)官集成牧师出殡之日，各界执绋送行者数百人。(72)罗塘长老陈爱祥出殡之日，教会及绅商各界执绋者也有三百余人，“足征长老生平为人所钦仰”。(73)彭启峰牧师去世后专门开追悼会，归葬时执绋者家人弟子千人以上。(74)其中隆重者为客家教会的彭松牧师的葬礼，当时军政绅商学界，具礼吊唁，社会各界，教会信徒，执绋恭送者达数千人(75)。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兹不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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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惠长老大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以中文形式提出三自口号的教会，也一直以教会自立相标榜，而本土牧师的按立是教会自立的重要标志，则第一位本土牧师的地位自然十分重要。前文已述，陈树铨既是长老会牧师施洗的第一位信徒，同时为潮惠长老大会第一位本土牧师，他去世后大会为他立传，传记中虽承认他是“潮惠长老会之初实”，又是“潮惠长老会首擢牧师”，“曜潜德，至行虔，职立功，名著圣会之间久矣”，(76)但相比林芳等人的传记，评价其实并不高。究其原因，除了陈的布道成绩不突出外，也与其子嗣家族的影响远不如林芳有关。而陈虽出身于潮郡宦门，但在教会内却属势单力薄，他只有长子陈益廷先后任汕头堂和伯特利堂长老，略有影响，(77)其他子嗣则不见记载。陈树铨家族在长老会内不仅无法与林芳家族相比，更不能与盐灶堂会所培养的教牧群体相抗衡。其实根据陈泽霖的说法，在潮惠长老会内真正可以称得上布道家，在信徒中影响远远超过陈树铨和林芳的是彭启峰。以下是潮惠长老总会为彭启峰作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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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牧师讳启峰，号文山，惠州陆邑之五云洞人，天资聪颖，为人仁恕，且博览群书，善读善用，诚会中之卓然者。溯自少年由施饶理牧师而闻救道，倾心信从，即蒙荐往巴色宣道会牧师接之在源坑中学校肄业，迨一千八百七十八年来汕头道学院学道毕业，即被客属牧师纪多纳等聘在五云洞，旋移五经富课客属之道学院，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大会立之为棉湖牧师，大造该会者綦深，一千八百九十八年汲约翰牧师聘之同译浅文理圣经，旋再回五经富道学院教授，解经详明，循循善诱，二十余年不懈，故客属传道教读诸人多感其教益焉。教读之余，尝编颂主神诗，译圣道问答，客话新约，惠及客家非浅，自立潮惠大会以至分立汕头、五经富中会，至今三十余年，每大会之开议牧师无不与其列，共襄会务，于大会规章尽心研究也。一千九百零七年五经富中会派之赴上海中国长老联会者两次，被举为会正者一次，中华民国元年派赴本省基督教议会，聚集时被举为圣道圣诗之审查委办，是年穆德博士之宣道进行会，亦被请赴会于广州及上海两次，迨余慈渡姑娘到潮汕宣道鼓励信徒后，牧师亦为所感，故数年来常往各堂勉励会众奋志行道，乃于一千九百一十七年二月初一染面疮之症，医药罔效，初十早溘然逝世，会众闻之，震悼良深。计牧师享寿五十九岁，遗师母偕男子四女子九人，善承乃父之志，诚心事主。(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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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只是详述其事迹，并无任何夸赞之词，与林芳的传记相比相差何啻天渊！作为百年大会纪念专门为其立的传记略有溢美，也只是说彭“道学精进”，“德音远播”。(79)看来，教徒的评价和喜爱并非是传记撰写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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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既是对一个人一生事迹的盖棺论定，也是对传主所属机制人物谱系的一种建构，是群体对自身历史进行选择性记忆之后的结果。教会的人物传记既是教会谱系，同时也是家族谱系，与普通的家谱并无本质区别。不论将传主视为家族之一分子，还是教会之一成员，传记所反映的都是一种群体的普遍意志，而非个人的特别见解。事实上，教会人物的传记与家谱中的传记并无根本区别。下面是汕头区会为刘泽荣立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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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刘泽荣，字雨苍，广东饶平浮山乡人也。生于一八六六年，髫龄信道，天资明敏，博爱多能，由小学而中学神学，学辄冠群曹。赋性耿介，天真率直，每有所知，直言不讳，议论风生。毕业后任公平、盐灶、聿怀教职，继而应考进名，平步青云。一八九三年澄海盐灶堂束帛干旌聘为牧师，在任八载，循循善诱，督导有方，创设汫洲、仙洲二支堂，声教四溢，会务腾达。庚子难作，举国骚然，盐灶堂亦受波荡，几临于难。事平，受西教士会聘任贝理神学院教授，历三十二年如一日，上下情挚，学者孜孜，春风化雨，桃李满园，今日在教会服务人员，几全属牧师门人，牧师功在教会，化披岭海，卓然可颂矣。牧师于岭东大会暨区会，翼赞会务，师表群伦，更为伟大。历任大会、区会会长、纪史、考试、公例、教育、宣道等要职，各堂公私事务，亦颇多臂助，更因教会环境，倡刊《见闻旬报》、《岭东基督教会报》，独任编辑发行，公务繁剧，著述等身，间曾出席闽、广、港、沪各地会议，参赞会务。民国十一年海啸为灾，澄濒放赈，乘机播道，创设宣道所于蓬南之南埔片，苦心经营，柬聘牧师，巡视慰勉，竭尽心力，不辞劳苦。一九三一年西教士会移交贝理神学院归本区会办理，笃念牧师贤劳，作育人材，服务教会，矢勤矢忠，特开会褒奖，赠盾纪念，颜曰：“满园桃李”，年奉俸金，藉酬前勋，欹欤盛哉。牧师虽年逾古稀，而身体矍铄，精神奕奕，汕头沦陷，仍留岛上协赞会务，安抚流亡，纠合同志，领回锡安堂，信徒崇拜重庆得所，老而益壮，诚苦难中教会之柱石也。方期长享遐龄，藉作人范。不意主旨有定，竟于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七午夜无疾而终，荣膺义赏，享寿七十有六。男女公子七人，俱能克绳祖武，内外孙二十余人，蟊斯炽炽，瓜瓞绵绵，牧师可含笑矣。本区会追念忠勤，特为立传，以垂永念。(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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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刘泽荣次子刘士弘誊录和续写的《刘氏家谱》中有关刘泽荣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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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世祖泽荣公，生于同治丁卯六年（1867）二月初八日。幼庭训，具异禀，富天才，束发就读，过目成诵。长通经史、诸子百家。复受训于长老会传道部，熟谙《圣经》，博通《两约》。探真理之幽秘，穷圣道之渊源。行年二十有六（光绪壬辰十八年，1892）即受按为盐灶堂会牧师。少年老成，治会有方。在任九载，教会丕盛。迄光绪庚子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之乱，窘逐教会，劫杀教士教徒。盐灶堂会辄遭逼迫。公不避艰险，漏夜奔走四十余里，径投澄海县署，击鼓鸣冤。幸蒙派员镇压，匪氛卒获消弭，沉冤终以得伸。盐灶教徒，欢欣雀跃，感激涕零。翌年，应汕头贝理神学院之聘，担任教授及舍监之职。在任三十余载，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桃李遍潮汕，而门弟子之受按牧职者凡十余辈，极一时之盛。公余之暇，并兼《教会月报》总编之职，道德文章更为时人所争颂。公秉性耿介，疾恶如仇，臧否良莠，是是非非。立身以正，不阿不谀，处世以谦，不矜不夸。退休之余，仍复义务肩任汕头、揭阳、庵埠等堂摄理牧职。兢兢业业，孳孳为道，鞠躬尽瘁，毕生奉献。于中华民国癸未三十二年（ 1943）六月十五日，无疾而终，享寿七十有七岁。(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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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相比较，除了言辞表述略有差别外，基本相同。这可以说明作为教会谱系的人物传记实际上完全可以纳入到家族谱系之中，反过来亦是如此。对于教会而言，单个家庭和家族将教会谱系纳入到家族谱系之中并不会构成体制性的威胁，反而有可能成为家庭基督化的典范，但如果将整个教会谱系建立在家族谱系的基础之上，或者说某些特别的家族控制了教会中枢，则基督教的普世主义价值就会被侵蚀，基于血缘、亲缘关系的特殊主义价值准则将主导教会的运作，教会便成为各种亲缘和地缘势力角逐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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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家族谱系被纳入到教会谱系之中，自然会使教会的运作带有比较突出的本土性特征，不过这种本土性特征并不会改变教会历史的差传话语模式。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本土性特征正是差传战略落实后的必然后果。在本土人士撰写的传记里并不会刻意排斥传教士，相反，他们会以得到传教士的重视和重用为荣，与传教士打交道的经历成为其人生的重要事件，从而进入他们的传记之中。普宁人陈清源幼年信道，在家业农，因乡人逼迫，于是随同亲戚来汕，受雇于汲约翰家中，陈“努力自修，好学不倦，为汲牧师所器重，介绍于福音医院习医五年，业留院服务三年”。(82)曾经担任过汕头堂长老的李志祥其传记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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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讳志祥，普宁新贡乡厚埔村人，少时家贫，务农为业，弱冠以后获闻福音，每逢主日必至揭阳堂礼拜……嗣因家境贫寒，乃来汕谋生，是时西教士询其要否读书，君以家贫且年长失学，遂为佣焉。因工作勤谨，颇得西教士称许，旋荐之福音医院管理厨房等事，在医院约十年之久，尽忠厥职，不贪外务，措理裕如，来医生甚嘉君能称职，堪胜重任，君以家累日重，屡拟辞职另谋发展，但来医生以峻忠诚可靠，竟不准其辞。迨来医生回国，怀医生继任，君乃决意辞卸医院职务。自营小本生涯，挑街摆卖，未几来医生返汕，邀君再入医院服务，然君以自己生意颇佳，故婉谢之。(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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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祥的传记全文不足600字，竟以三分之一的篇幅来叙述他与英国传教士的交往，说明此事对于传主的重要性。采用类似李志祥传记叙述方式的还有很多，有的是说明传教士对其的赏识和重用，(84)有的则表明传教士是自己的精神导师。(85)传教士不仅可以进入本土人士的传记之中，而且正是这种进入增加了本土人士在家族谱系和教会谱系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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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物传记来考察长老会的谱系，哪些人能入传固然重要，哪些人不入传同样也重要。凡逝世之牧师除因故被解除职务者外一般均可入传，而一般的教师（传道员）和长老只有少数被认为重要者才可以入传。堂会执事和普通信徒则一般不能入传，但也有例外。京冈堂的孙耀玉就有传记，(86)究其因应与其子孙渭文时为牧师有关。妇女则不论是传道人还是信徒一般都不能入传，反映出长老会教阶体制的森严。不过同样也有例外，她就是杨瑞柔，杨与其丈夫陈集宜同为凤塘的创始人，(87)其长子孙彦卿曾任河婆大同医院院长，次子彦士也为名医，其女孙秀贞嫁给林炽昌牧师。(88)此外就是在盐灶堂列有两名妇女的传记，其一为上文已经提到的林旗之女林腓比，其二为翰老媪，为林章汉牧师之曾祖母。(89)上述三人能入传应与其子嗣的地位有重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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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方社会的视角观察，教会谱系既为教会内部的一种相对独立的谱系，同时也与各种地方政治生态中的权力谱系交织在一起，教会体制、地方政治、地缘和亲缘等要素成为裁判传主在各种谱系中位置的关键尺度。一般而言，传主在教会内部的地位高低直接影响到其在地方权力谱系中的位置，反过来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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