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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沉默的顺从这一广为流传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盖洛普在穆斯林人口占多数或是有一定数量穆斯林的国家对妇女的调查结果发现，妇女并没有被规约去接受二等公民的地位。实质上，我们所调查的每个国家的大多数妇女都认为妇女应该享有和男性同样的法律权利，在选举时不受家庭成员的影响，承担任何她们称职的工作，甚至是在政府高层服务。例如在沙特阿拉伯，到本书写作之时妇女还不被允许投票选举和驾驶汽车。但是，大多数妇女认为妇女应当有能力独立驾驶汽车（61%）、不受影响地投票选举（69%）、在任何她们胜任的岗位工作（76%）。与沙特的妇女相比，埃及妇女一直面临较少的限制，在赞成妇女权利方面，她们的声音更为响亮。88%的埃及妇女说应当允许妇女承担胜任的工作。和在穆斯林世界的其他部分一样，埃及的这种态度并不仅仅停留在理论上，埃及有三分之一的职业人士和技术工人是女性，与土耳其和韩国的比例一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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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妇女参加国家议会选举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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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穆网图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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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对这些数据有些具体的认识，让我们看看像索阿德·萨勒赫（Souad Saleh）这样的妇女吧。萨勒赫是一位非常自信、直言不讳的妇女，其专业领域是教法学。她是伊斯兰教逊尼派最负盛名的学术和权威机构、艾资哈尔大学的伊斯兰教法学家和教授。她不仅是这一机构中担任系主任的第一位女性，而且是一位多产的作家，所关注的主题从家庭法到妇女权利。她写了七本以上关于伊斯兰教的著作，和至少四本深度研究的作品。她常常出现在泛阿拉伯的电视节目当中，直率敢言，宣讲伊斯兰教。她所传递的信息非常清晰：“伊斯兰教是朴素的，它高度尊重妇女。”[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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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在埃及根本毋庸提及，大学里到处是女性，有时比男性还多，她们非常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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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然对传统见解提出挑战的，不仅仅有有名的宣教师们，也有一些和萨尔瓦·黎法特（Salwa Riffat）一样的妇女。黎法特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埃及妇女，她在开罗大学获得了航空工程的本科学位，又获得了土木工程学的博士学位。与此同时，她成功地在照顾家庭和履行工作职责之间找到了平衡。目前她是一位工程学教授，教授的学生里既有男又有女。“我们这一代妇女处在埃及新时代的前沿”，谈及20世纪50—60年代妇女上大学的浪潮迭起之时，她如此说道。她说：“现在这在埃及根本毋庸提及，大学里到处是女性，有时比男性还多，她们非常优秀。”众所周知，作为开罗大学精英的医学院，每年致毕业告别词的几乎总是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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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例子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各国自己报告的代表性数据显示了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女性人口比例，伊朗是52%，埃及是34%，沙特是32%，黎巴嫩是37%。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伊朗，大学里的多数学生是女性。不过与在非穆斯林国家一样，盖洛普调查发现，穆斯林国家接受中学以上教育的女性比例则显著下降，在摩洛哥是8%，巴基斯坦是13%。与此相比，巴西的这一比例是4%，捷克是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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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项研究计划的一部分，美国青年海登（Jonathan Hayden）曾在马来西亚到印度尼西亚一带旅行，与一些穆斯林女大学生会面。这些人让他的一些想当然的陈见受到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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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隆坡一所大学里，一个学期结束后，一些女大学生开始接近我。在与大约100名学生和教师会面之后，我留了下来，以便获得更多的问卷。我被一群年轻姑娘逼到角落里，她们想知道关于美国的一切，想知道为什么我们总是以这种方式来接近她们，想知道我们的研究到底是要干什么。她们告诉我她们自己的情况，并想向我解释伊斯兰教。她们有一点点进攻性，想要了解美国人如何看待她们，以及一些外交决策背后的原因。不过，她们彬彬有礼，最后我们在一起拍了照片。后来我一直在想，这可和平时西方世界呈现给我们的穆斯林女性有所不同。她们聪慧、求知欲强，言辞得体。她们不是那种被迫终其一生侍奉丈夫的顺从女性。她们在接受大学教育，将来可以追求任何她们意欲的梦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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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5年的《性别与发展报告》，在约旦、阿尔及利亚、黎巴嫩、科威特、利比亚、阿联酋、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孟加拉国，2001—2002年，中学里女生和男生的注册比率是100%甚至更高。土耳其是个坚定的世俗主义国家，西方常认为它在性别平等方面要领先于邻国，但是它的女生和男生入学比例只有73%，印度是74%。这些国家里的性别差距要比沙特更大。根据联合国的报告，沙特的中学女生和男生注册比率号称是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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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穆斯林女性抗议政府禁止带盖头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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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伊斯兰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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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让人充满希望的统计数据，一些国家的妇女基础教育依然落后。比如在也门，妇女的识字率只有28%，而男性是70%；在巴基斯坦，女性识字率是28%，男性是53%。不过，这些令人遗憾的发现并不是伊斯兰国家所独有，它们也不能代表整个穆斯林世界；伊朗和沙特妇女的识字率是70%，约旦和马来西亚则高达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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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代表伊斯兰讲话？：十几亿穆斯林的真实想法 [:1701144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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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代表伊斯兰讲话？：十几亿穆斯林的真实想法 穆斯林妇女是否想被西方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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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塔利班在阿富汗崛起。这个国家贫瘠且饱受战乱之苦，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在教育和就业方面受到严厉限制的阿富汗妇女的处境上。展现在世人眼前的，是那些身着天蓝色布尔卡（burqas）[9]的妇女们寂静的画面，还有塔利班宗教警察因为所谓的行为不当在街道上鞭打一个妇女的片段。请愿、评论文章还有谈话节目都关注如何把阿富汗妇女从该国男人野蛮的狂热主义中拯救出来。阿富汗妇女的处境成为穆斯林妇女处境的普遍象征。解放这些妇女的呼声，在美国领导的阿富汗战争期间尤其被宣扬，成为用西方价值观解放全球穆斯林妇女的普遍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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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姐妹”组织反对多妻制的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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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伊斯兰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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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妇女把这当成自己个人的事业。在这些直言不讳的评论者当中，就有我们本章开头引用到的瓦法·苏尔坦，还有索马里出生的荷兰前议员赫西·阿里（Ayaan Hirsi Ali）。赫西·阿里是畅销书《异教徒》（Infidel）的作者，她在《泰晤士报》的一篇评论中写道：“只有脱离了认为从属才是正当的宗教信仰准则，接受现在所处文化的自由准则，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妇女才能真正获益。”[10]赫西·阿里的观点与19世纪英国殖民主义的论调、比如克罗默勋爵（Lord Cromer）的言辞相一致。克罗默勋爵在1883—1907年间担任埃及总领事，他有一个著名的论断，那就是“随着西方文化的引进”，埃及人应当“获得思想和人格的提升”，而伊斯兰教对妇女的贬抑以及坚持让妇女遮盖自己、与世隔离成为“致命的障碍”。他宣称应当通过“说服和强迫”，让埃及人放弃面纱、变得“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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