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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寺建立后，第一部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即由摄摩腾、竺法兰在此翻译完成。中天竺律学沙门昙柯迦罗在此译出第一部汉文佛律——《僧祇戒心》，昙柯迦罗被后世佛教徒尊为中国律宗之祖。后来，又有僧人相继在此译经。随着佛经翻译的兴起，佛教的传播日益广泛。白马寺作为我国早期佛教活动的中心永远被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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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楚王英奉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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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明帝的异母弟楚王刘英是佛教传入中国后最早信仰佛教的人。《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楚王刘英年青时好游侠，结交宾客，建武十五年（39年）封楚王，二十八年（52年）赴楚国就任。晚年“更喜黄老，学浮屠，斋戒祭祀”。楚王英曾被人诬告意图谋反，汉明帝于永平八年（65年）诏命天下，若献缣（绢）则可赎死罪。楚王英派郎中令奉黄缣白纨30匹送到国相（代表朝廷主持封国政务）处，国相立即将这种情况上报。明帝下诏通报各国说，对崇尚黄老、浮屠的楚王英无须嫌疑，应退还所献的缣，作供养费施与沙门。诏文如下：“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即优婆塞——男居士）、桑门（沙门）之盛馔。”由此可见，楚王英兼信黄帝、老子和浮屠。这件事被公认为东汉上层统治阶级兼信黄老和浮图的典型个案。“洁斋三月，与神为誓”则说明楚王英还奉行一定的佛教仪式。按照佛教规定，居士在一年的正月、5月、9月这3个月的初一到十五要严守五戒或八戒，不杀生，奉行素食等等，称为“三长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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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刘英广泛结交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永平十三年（70年），男子燕广告发刘英与渔阳王平、颜忠等造作图书，密谋造反。朝廷派人调查属实，有司奏刘英“招聚奸滑，造作图谶，擅相官秩，置诸侯王公将军二千石，大逆不道，请诛之”。明帝废去刘英的楚王封号，派人把他遣送丹阳泾县。第二年，刘英在丹阳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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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明帝对于楚王英一案的追究很严，株连“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桀及考案史，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数”。自此以后近百年中，史籍不再见有关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记载。显然与这次株连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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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史实说明，在东汉初年，佛教只是作为当时流行的重视祭祀的黄老方术的一种，受到统治阶级上层中极少数人的信奉，还未在民间广泛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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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汉桓帝信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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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桓帝名刘志，是东汉第一个信奉佛教的皇帝。他15岁当了皇帝，由梁太后和大将军梁冀把持朝政。159年，汉桓帝在宦官单超、徐璜、县瑗等人的帮助下，杀死梁冀等数十人，掌握了朝中大权。据史书记载，汉桓帝非常迷信宗教，为了延年祈福，他派人到苦县（今河南省鹿邑县东）祭祀老子，还在宫中祭祀黄老。《后汉书·桓帝纪》说：“前史（按：指《东观汉纪》）称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屠）、老子。”由此可见，桓帝在濯龙宫中合祭了浮屠和老子。距桓帝约百年之前的楚王英兼信黄老和浮屠，而汉桓帝仍把浮屠与黄老并行祭祀，把佛教看作是黄老道术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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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山东学者襄楷到洛阳上疏桓帝，说：“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1]可见，襄楷提倡佛教教义是为了谏诫桓帝的胡作非为。其实，桓帝对佛教的伦理并不感兴趣，他关注的是佛教能否同黄老之术一样可以使他长生不老。就这样，佛教竟与东汉社会追求现世功利的道教信仰等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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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笮融建寺、造像及民间奉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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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佛教的不断输入与发展，洛阳、徐州、豫州等地区先后兴建了一些佛教寺塔，并开始塑造佛像。史籍中关于笮融祠佛的记载，最早记述了东汉时建寺造像和民间奉佛的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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笮融是丹阳人，曾聚众数百人投靠当时的徐州刺史陶谦。陶谦任命他督管广陵、下邳（江苏宿迁西北）、彭城三郡的粮食运输。笮融利用职权把三郡的钱粮用来大建佛寺。《三国志·吴志·刘繇传》记载他所造的佛寺：“以铜为人（按：此指佛像），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又说：“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即笮融用信佛免役的方法招引民户，前后招致民户达5000多。他还举行盛大的浴佛法会，“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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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史料说明：（1）佛教在东汉末年已从宫廷贵族上层逐渐走向了民间。不管当时信奉佛教的民众是只图“就食”和免役，还是出于真心，史书所列举的“三千人”、“五千余人户”、“万人”等各项数字，表明佛教已在民间有了一定影响。（2）笮融建寺造像具备了一定规模。寺庙“可容三千人”，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其规模之大。日本佛教学者镰田茂雄说：“笮融所建造的佛寺，可以说是中国佛教最古的寺院。”[2]在佛像的塑造上也开始用铜塑佛并涂以黄金。（3）在佛教礼仪上有了一定发展。笮融的信佛与楚王英、桓帝时相比有很大变化，那就是出现了铸造佛像、建立寺院、举行浴佛会和实行施食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笮融没有把黄老与浮屠并祠，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已开始把浮屠与黄老分开。从记载中的寺中3000余人“悉课读佛经”，则反映了当时已经流传着汉译佛教经典了，而且诵读佛经作为礼佛仪式的一种已经存在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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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汉书·襄楷传》，商务印书馆，第473页下、474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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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简明中国佛教史》第2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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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佛教史 21．戒律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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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政权是靠镇压黄巾农民起义起家的。鉴于起义农民对道教的利用，曹魏政权对东汉以来广泛流行的黄老道术和鬼神祭祀，采取了严格限制的政策。因为佛教在东汉以来是被看作黄老道术的一种，所以洛阳的佛事活动由此也一度消沉。但到了魏国中期，这种禁令便松弛下来。魏嘉平年间（249～254年）及以后，昙柯迦罗、康僧铠、昙谛等僧人又先后来到洛阳，从事译经和传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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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来到魏国的外国僧人是昙柯迦罗。据《高僧传》卷一载，他本是中印度人，自幼聪颖过人，博览诗书；25岁接触佛典后，深悟因果，乃出家修行，并于魏嘉平年间来到洛阳。当时，洛阳的僧侣不按戒律生活，只有剃发这一点与俗人不同。不仅斋戒和忏悔之法按中国祠庙里的宗教仪式进行，而且僧侣是不受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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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昙柯迦罗翻译了大众部戒律的节选本《僧祇戒心》，更请梵僧立羯磨法。从昙柯迦罗以后，中国便有了出家受戒的制度。昙柯迦罗所译的《僧祇戒心》在中土早已佚失，但他首创的授戒度僧制度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昙柯迦罗因此被奉为律宗初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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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国沙门昙谛也擅长律学，魏正元年间（254～255年）来到洛阳，翻译了《昙无德羯磨》1卷，即昙无德部四分律的受戒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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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居沙门康僧铠也于魏嘉平末年（253年）来到洛阳，译出有关在家居士学出家之戒的《郁伽长者所问经》1卷、《无量寿经》2卷等。这部《郁伽长者经》是后汉灵帝时代安玄和严佛调合译的《法镜经》的异译，西晋竺法护译作《郁伽罗越问菩萨行经》。被视为龟兹国出身的帛延则于甘露年间（256～259年）来到洛阳，译出《首楞严经》、《须赖经》、《除灾患经》3部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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