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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迦牟尼和耶稣本人只是专心于传播教义，并没有为组织宗教制定详细的规程。具体如何组织、宣传和维护宗教等技术问题，都是后来的佛教徒和基督徒们，在多年的实践中逐步积累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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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角当然不可能自己想出这么完善的宗教系统，他抄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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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平道成立前不久，东汉帝国出现了一些佛教僧团。这些僧团使用的是印度佛教徒们已经发展了六百多年的成熟制度。上述口号、戒律、组织结构一应具备。张角把这套系统稍作修改，用在了太平道上。之所以张角之前的农民军做不到这一点，是因为佛教僧团在东汉末年才刚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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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张角同一时期，中国还出现了张道陵的五斗米道，无论主张、形式都和太平道相近，也是几乎一夜之间凭空出现。这当然不是巧合，是因为张道陵和张角都是第一批模仿佛教僧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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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因果关系是这样的：传承自印度的佛教僧团刚刚在中国大地上出现，其先进的宗教系统就立刻被如张角和张道陵这样的聪明人发现并迅速模仿。因此太平道直接跳过了佛教六百年的发展过程。十几年前中国还毫无宗教的影子，十几年后突然冒出了40万人的太平道。因为太平道跳跃式的发展，所以汉朝官员才会毫无经验准备，对明目张胆的黄巾军反应极为迟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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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大宗教从来都是“不依国主而法事难立”，像张角这样不和统治者媾和，在政府眼皮底下发展出能倾人国的实力而不受干扰的，在世界宗教史上恐怕仅此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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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因此说，汉末的这场倾覆了帝国的宗教战争，其根本原因并非来自道教，它是印度佛教带给这个古老国家的第一个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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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巾民变很快被朝廷剿灭。作为军事领袖的张角失败了，但是作为宗教领袖的张角却不算失败。太平道的宗教系统拥有佛教的全部优势，又改用了中国百姓熟悉的口号和神灵。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道教把佛教成功的“本地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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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还需要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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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信仰宗教，无非就是想找个神佛祈福求财，要个天堂寄托幻想，这些道教都有啊，比佛教更亲切啊。为什么还需要一个外来的佛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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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命的是那时的中国人很排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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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在黄巾民变几百年前就有了“华”和“夷”的概念。中国人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全宇宙只有中国最好最文明，其余地方根本毫无文化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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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黄巾事变一百年前的《汉书》上说：“夷狄之人贪而好利……人而兽心”—说外国人简直就是禽兽，不是人。来自于“夷”就是佛教的原罪。攻击佛教的人引用孔子的话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话相当于说：“宁当中国狗，不当外国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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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佛教在很多地方还和儒学有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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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佛教主张出家，出家就要抛弃家庭[10]。这在儒家看来，简直就是丧心病狂：抛弃家庭就是抛弃父母，抛弃父母就是不孝，不孝不就等于是畜生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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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主张众生平等。不仅人人平等，甚至人和动物之间也平等。但是汉代官方学说主张“三纲五常”，人和人之间还等级森严，就更不用说人和动物之间了。在儒家看来，佛教的这些主张也是道德沦丧的疯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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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本地化”的道教通通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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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今天我们知道，佛教已经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宗教，中国历代学者、思想家绕不开的一门功课。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佛教能超越“蛮夷”的卑微身份，征服了那些心高气傲的华夏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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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晔《后汉书·皇甫嵩朱俊列传》：“未及作乱，而张角弟子济南唐周上书告之，于是车裂元义于洛阳。灵帝以周章下三公、司隶，使钩盾令周斌将三府掾属，案验宫省直卫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诛杀千馀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驰敕诸方，一时俱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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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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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谶记之兴实始于秦人，而盛于西京之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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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范晔《后汉书·皇甫嵩朱俊列传》：“（张角）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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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周礼·地官司徒》：“五家为邻，五邻为里。”《管子·小匡》：“制五家为轨……十轨为里。”《管子·度地》：“百家为里。”《尚书大传》卷二：“古八家而为邻，三邻而为朋，三朋而为里。”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四十三：“按《周礼》……六遂之内，二十五家为里。”“按《撰考》云：‘古者七十二家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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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杜佑《通典·职官十五》：“十里一亭，五里一邮，邮间相去二里半，司奸盗。”“邮”的功能为传递文书，可见《孟子·公孙丑上》：“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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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范晔《后汉书·皇甫嵩朱俊列传》：“灵帝以周章下三公、司隶，使钩盾令周斌将三府掾属，案验宫省直卫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诛杀千余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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